陶丽蓉一直怀疑丈夫马庆新外面有女人。
怎么会没有？马庆新义气、明礼，眉目清朗，高矮适中，气度好，举止有派头。有点权，相应的也有点钱。这些还只是表象，骨子里，马庆新善谋略，具心计，想达到什么目的，不用明确指示，总有察言观色的下属仰他鼻息。细想想：当今社会有点权又有点钱的男人，哪个明里特别是暗里外面没有女人？好听点的说法叫“红颜知己”。“知己”前面加个“红颜”便显得别有用心了。比较宿命的陶丽蓉以往是不会在这方面用心的，自从给马庆新占过卦之后，才由不得多了份“用心”。马庆新是1957年（阴历）七月初六的生日，时辰不详。卦者道：“时辰就是管细节的，前一个时辰出生的精明、心细；如果生在后一个时辰容易犯桃花运。”那马庆新到底是哪个时辰出生的？他的父母在陶丽蓉过门之前，就都相继去世了，马庆新的时辰，成为一个永远的疑团留在了陶丽蓉心底。
看马庆新咧着嘴，露出有些烟黄的牙齿，眯眼笑，一副不急不慌的样子，也许他知道自己是在鸡叫前或是月黑风高夜或是烈日炎炎时生的，他母亲生前应该和他念叨过阵痛来临时的天象吧？但马庆新反对陶丽蓉预测人生，从来不肯言明真相。马庆新平着脸，嘴角微微下瘪，一副不苟言笑，道：“你想看你看，别给我问。我就愿意稀里糊涂地过。”
“知道了。”陶丽蓉双手支着后脑勺，头一个劲儿向后仰，她有轻微的颈椎痛，这个姿势让她觉得舒服一些，只要手头没干的，她就把双手支在脑后。抬起下巴，半闭着眼，轻微地晃动着身子，像在练什么玄功。陶丽蓉理解人各有志，她喜欢清醒的人生，即便是烦恼，只要弄清了是命中定数，躲不过，那烦恼的程度似乎就减轻了。就在前些时候，陶丽蓉的一条水蓝色丝巾不见了，那是弟弟陶二的一位朋友从瑞典带回来的，俗称“软黄金”，握在手里轻盈一团，抖开来却有一面旗帜那么大，绕在脖子里系个活结或是由它飘着，不同的系法可以系出不同的风情。记得丝巾是和首饰盒一起搁在顶柜里的，却怎么也找不见了，那是春节前的一个夜晚，陶丽蓉踩着家用铝合金直形梯子，翻遍了顶柜，没见丝巾，躁得发际间冒出层层汗珠……
“找什么？”马庆新见她庞大的身躯立在梯子上，有些担心。
“丝巾。去看马波时还戴着的。你见了没？”
“什么丝巾？”马庆新不轻不重地吐出一句。
连什么丝巾都不知，当然没见了。可屋里只有他们夫妻俩，难道飞了不成？
陶丽蓉当时并没有怀疑是马庆新送了谁，他犯不着在太岁头上公然动土，陶丽蓉平常遇事隐忍，火了，作河东狮吼，也怪烦人的。况且，马庆新要送别的女人礼物，东西多的是，首饰、香水、衣服，甚至直接送钱，物质是情感的润滑剂。马庆新当然也懂润滑的功用，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春节，正好是洋人的情人节，可能是儿子马波的提议，马庆新竟送了一盒“金帝”巧克力给她，精美的包装上结了个玫瑰色的红丝带，这让陶丽蓉心里一热，感动了半天。可是隔了些时候，却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节目主持人王晓玲系了条同样的丝巾，她在采访“环城绿化”的工程负责人，镜头中的王晓玲虽然只是个侧影，可她微微扬着头，卷发中的一缕，先在头顶上扭个旋，然后和一头黑亮的长发自然垂在肩上，衬得脸部线条玲珑有致，而那条水蓝色的长丝巾长短不一地飘在身后，整个人像只蝴蝶，轻盈欲飞。她这丝巾是哪来的？心里疑惑又不能直接去问，便有些堵，身子一不畅快，燥热变成汗水从毛孔往外渗，全身的肌肤如火一般发烫……潮热盗汗，这大约是一年前突如其来的症状。据医生说，这是更年期综合征的一种，很普遍。但陶丽蓉总是克制着不在马庆新面前发作，怕他发现她的老态。可每次症状加剧，都或多或少和马庆新有关，第一次晕眩盗汗就是因为偶然见到了马庆新手机上那条可疑的短信。那以后，马庆新就开始常常不接她的电话，有时候是上班时间，陶丽蓉突然想起什么事要问马庆新，打他手机，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响两声摁了，打他办公室，永远没人。陶丽蓉想不出，马庆新究竟有多少忙不完的事，就算国务院总理吧，接个电话的时间还是有的。
回头见了，陶丽蓉问：“为什么不接电话？”
“陪上级视察工作，不方便接。”
下次，陶丽蓉又打过去，还是不接。
再问：“怎么又不接电话？”
“开会了。”马庆新的回答总是比陶丽蓉的问话慢半拍，而且，眼睛不是盯着手机屏幕就是盯着电视屏幕。
这让陶丽蓉恼火，又不能像个没修养的女人那样明着吵闹，她多是竭力按下心头的火，火变成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等热汗变冷了，她用毛巾揩去额头的潮湿，有些没好气道：“会完怎么也不回？”
“忙忘了。有什么要紧事嘛。”多数情况下，马庆新都是半眯着眼，看着电视屏幕慢条斯理，或许会转一下头，或许不会。他的怠慢把陶丽蓉气得眉毛、眼睛都泛青了。又找不到发泄处，她自诩是有文化、有涵养的，总不能为这点鸡毛蒜皮大动干戈吧？传出去，肯定遭人笑话。还有一次，陶丽蓉去了电话，马庆新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他正在桑拿捏脚呢，就断了电话。回家，她问他：“怎么用半吊子话？”
马庆新说：“我们进去了三个人，在‘天星’足疗，他俩介绍我是外地来的大老板，刚坐下捏脚，你就打来电话，我不能说我是北城土老帽儿吧。”
猪鼻子里插根葱，以为真是大象了？陶丽蓉心想：快三十年了，马庆新从一个普通职员升为处级干部，考下高级职称，自觉是个人物了，但他明面上从来不做出人物的样子，成就感让他更加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如果有谁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眼圈微微泛黑……多少年来，只要次日有重要议程，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眠不好，常在凌晨天还黑着就醒了。作为妻子，陶丽蓉很关心他的身体，表现之一便是，晚上常电话催他早点回家。
可马庆新总是有各种晚归的理由。
开会、陪客、朋友聚，种种迹象……陶丽蓉先是心里疑惑，继而便认定马庆新有情况。当然，不可能每次去电话他都情况着……更有可能，这是马庆新的策略和手段，平时就不随便接电话，遇到情况不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起生活了近三十个年头，儿子马波都二十出头了，个子高出他爸爸一头，上唇长了淡淡的胡须。通电话时，马庆新常用做人要谦恭之类来说教他。马波反驳：“该谦恭才谦恭，不能见个人就哈腰吧？”
“对。还是我儿子有见识。”陶丽蓉总是站在儿子一边，只是她越来越不了解马庆新，或者说，陶丽蓉越来越不了解当今的男人，怎么有点小权和小钱，就变了？刚成家，特别是生了儿子那阵，马庆新是个小职员，上传下达，起草文件，清理卫生，陪在领导跟前鞍前马后，忙得像个陀螺，可他一下班就急急匆匆、上战场似的回家做家务。那时候，陶丽蓉的父母还健在，陶丽蓉生了马波说好满四十天带儿子回娘家，结果正好有顺车，提前一天回了，马庆新下班没见到他们母子，心里猫抓似的难受，三十多公里的路，骑个掉了链条壳，蹬起来“嚓嚓”作响的破自行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追到了岳母家，看着他汗水淋淋的样子，陶丽蓉给他递了块干毛巾，他胡乱擦了把汗，就给儿子晾尿布去了……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陶丽蓉生平最幸福的时光，生活虽然艰辛，但马庆新心里装着她和儿子。不像现在，面对一堆事，哪件事都比她重要，整天忙得不见人影儿。
满地、满地金红色的黍子，弯腰捡起一把来沉甸甸的……不远处，有位纤细的女人身影儿，面容模糊，在喊：“磨了面蒸糕好吃，还能包饺子。”
“谁有塑料袋，我带回去试试。”
“嚓”那边有扔过什么来的声音，抬眼寻去，揉成一团的塑料袋变成一只乒乓球大的土红蜘蛛直冲陶丽蓉飞速爬来，她东藏西躲，眼看着蜘蛛就要爬到身上了，惊得一跳，大叫：妈呀！陶丽蓉冷汗涔涔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心有余悸，四下张望，发现马庆新已经走了，家里只有她一人。床对面的液晶电视机旁挂一只鲜红的中国结，床头柜上一盆绣球花，粉紫的。是弟弟陶二送的。素花床罩、后跟踩扁的棉拖鞋……周围全是熟悉的物品，陶丽蓉确定了是梦，一个怪梦。而发现自己突然变老，就是某个多梦的早晨，起床晚了，打开柏树色绣本色花、摸上去厚实的落地窗帘，明亮的阳光立刻溢满室内，陶丽蓉照着镜子，触目惊心地发现镜子中的那个女人，肌肉松弛，脖子里有了一圈又一圈很深的皱纹，眼角的皱纹虽然不算深，却有了难看的眼袋……时间真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不知不觉流去，不容协商就带走了一个人的青春、年轻和朝气。
陶丽蓉今年五十四岁了，阅历丰富，逻辑思维能力强，历经生活的艰难伤悲，上学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没系统地学文化知识，后来学了个会计专业。
“当会计是个好工作。”大吵三六九，小吵日日有，一辈子争来吵去，以打击对方为乐趣的老父老母在陶丽蓉的择业观上，口径一致：“学好了，将来不怕找不到工作。”
工作有了，经人介绍，陶丽蓉和马庆新成了一家人，当时陶丽蓉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大龄女青年，马庆新却是二十四岁的适龄男青年。在近三十年的婚姻岁月中，陶丽蓉总结出来：女人要活得幸福，确实得当好会计，不仅要会计算，还要把家里的财权牢牢控制在手中。马庆新的工资卡一直由陶丽蓉掌管着，但工资以外的一些“灰色”收入陶丽蓉就不清底了，所以，她不得不多留个心眼儿，才能维护幸福生活的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