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气氛诡异
进入20世纪的第八个年头，公元1908年，2月份前，是中国的光绪三十三年；进入2月，就是光绪三十四年了。
这一年，入主中原的大清帝国已历经九帝，统治中国264年了。
本年2月1日，是光绪三十三年大年除夕，欧洲一度的强国葡萄牙的国王与其长子、也是王位继承人的王储，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双双殒命。年中，美国第二十四任总统克利夫兰去世。这些消息，相信已经和多国建交的大清国的领导人，一定是知道的。按照外交礼节，大清派驻的公使照例还要去吊唁。
或许，这个时候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年，大清帝国也将遭遇奇异的“国丧”。
光绪三十四年夏末，天气仍然“大热不已，异乎往年”（载沣日记中语），入冬以来，神秘莫测的紫禁城就笼罩在诡异、沉闷的气氛中。
萧萧寒风吹动着枯枝败叶，更增添了几分凄凉。
十月初十（11月3日），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73岁生日（彼时记虚岁，故时称74岁生日）。此时，达赖喇嘛正好在北京，初六这天，光绪帝还在紫光阁会见了他，达赖喇嘛请求入宫为慈禧老佛爷拜寿，慈禧太后欣然允准。
人们原以为，老年人的生日过一年是一年，加之有西藏活佛前来祝寿，这次寿庆当比往年要热闹许多。
不料，临近生日的前一天，慈禧太后突然传出懿旨，说要简化庆典，“明日皇帝在内廷行礼，王公百官仍在原处行礼”。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让王公百官前往福昌殿给她祝寿。
但是，王公百官中，只有军机大臣、醇亲王载沣例外。他除了“在原处行礼”外，还奉懿旨当面行礼。礼毕，慈禧太后赐给载沣菩提念珠一挂，并且说了许多让载沣感到有些意外的话，按载沣的当日日记记载，就是“温谕有加”，载沣“忭悦之下，尤深感悚焉”。
慈禧太后对载沣说了什么，让他感到“忭悦”——非常高兴、愉悦的同时，又深感“悚焉”——非常惶恐不安？我们有理由相信，载沣在慈禧太后生日这天，从这位一言九鼎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这个消息，尚未向外界传递。
生日次日，慈禧太后就彻底病倒了。载沣日记记载：“皇太后圣躬不豫。”
但是，宫中传出的消息是，皇太后之所以简化寿庆，是因为皇帝病重。
这个说法等于把皇帝的健康状况这一国家最高机密在皇族和政府高层公开化了。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意识到了，这预示着，国家将有大事发生！
不过，人们对光绪帝病危的消息，多半是将信将疑。不仅因为光绪帝才37岁，正值壮年；更重要的是，宣布这样的消息不是第一次了，而事实证明上次宣布光绪帝病危消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所以人们对今上是不是真的病危表示怀疑，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倒是慈禧太后的健康，令人生疑。要不然，为什么达赖喇嘛在慈禧太后生日过后又送去佛像一尊为之镇邪呢？
的确，从夏季开始，身体一向硬朗的慈禧太后就生病了，虽经太医院正堂张仲元等御医精心调理，仍久治不愈。入秋，老人家频繁出现咳嗽、肋痛、口渴等症。入冬后，咳嗽加剧，头痛目倦，面目浮肿。
生日庆典与其说是因为光绪帝病危，不如说是因为慈禧太后正缠绵病榻才不得不简化的。
不管最高层有意识要传达出什么信号或者刻意隐瞒什么秘密，一时间，对将要发生大事的猜测愈来愈多，谣言四起。
所谓无风不起浪，神秘政治中的谣言，往往是高层刻意隐瞒的真相的提前曝光，甚至是故意吹风以试探舆论的反应。
事实上，首都北京，紫禁城的某个密室里，挑选皇位继承人的方案已经开始酝酿、实施。
帝制中国奠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表面上看相当发达、成熟，实际上却不尽然。比如最高权力交接、行使，就是只有大的原则性规定，不大考虑特殊、例外。过去是嫡长子继承制，到了大清雍正时期又创设了秘密建储制，如果大行皇帝——刚去世的皇帝没有子嗣，那就要以血缘亲疏的原则来挑选了。是选大行皇帝的下一代还是同辈？再则，同样血缘关系的可能不止一人，选谁合适呢？如此一来，有权决定继承人的决策者，就有余地了。所以翻开中国历史，选择继承人或者交接最高权力，常常伴随血雨腥风，政局动荡。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在位者也往往为此伤透脑筋，但也为那些幕后操纵者留下了运作的空间。
慈禧太后是大清的当家人，不用说，挑选继承人这幕大戏的导演、主角，只能是她了。
这是慈禧太后掌权以来第三次为大清帝国挑选继承人了。
挑选继承人有规矩有空间也有无奈
从光绪三十四年倒推三十五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19岁的同治帝去世。
按制，大清帝国实行秘密建储，即在位的皇帝挑选一名他所认可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名单在其死后揭晓。但是，同治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大清帝国面临着一次继承人危机。
同治帝去世仅仅两个小时，选择继承人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举行了。参加者除了两宫皇太后，还有同治帝的尚在世的五位叔父以及奕劻、景寿等担任大臣的宗室成员。
此时，慈安太后还在世，慈禧太后的威权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到了一手遮天的程度，所以会议气氛还有些“民主”。
按常理，继承人如果选同治帝的同辈，应该是选成年人；如果选幼童，应该选同治帝的晚辈，以过继的方式继承大统。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议，应在同治帝晚辈“溥”字辈中选一人为大行皇帝立嗣，溥伦是最合适人选。也有记载说，同治帝临终前曾拟遗诏，立溥伦为嗣皇帝，恭亲王奕?辅政。遗诏被慈禧太后收缴，谓之“小孩子胡闹”而废之。
不管有没有同治帝遗诏一事，立溥伦确是有道理的。因为随着同治帝的去世，咸丰帝这一脉就算绝后了，那就要在同治帝的祖父道光帝重孙辈中找人过继给同治帝以延续皇统。溥伦是道光帝长子的嗣孙，同治帝的堂侄，最有资格。
“疏属不可！”有人反对说。意思是溥伦作为大行皇帝的堂侄，血缘上还是远了些。但是同治帝没有亲兄弟，也就没有亲侄子，若按照这个观点推理，所有“溥”字辈，就都不够格了。
这句话让慈禧太后找到了台阶，她不失时机地表态说：“‘溥’字辈无当立者。”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选了“溥”字辈，就要过继给同治帝为子，那么同治帝的皇后就是太后，慈禧太后就成为太皇太后。仿照此前太后垂帘听政的规矩，就应该是同治帝的皇后以太后身份垂帘，慈禧太后就要靠边站，所以她自然反对从“溥”字辈中选人。
慈禧太后的话一出口，就有人表示不敢苟同，一时与会者发生了争执。
“此后垂帘如何？”慈禧太后不得不亮出底牌。当然，大家都明白，她所说的垂帘，不是指同治帝的皇后，而是她本人。
有人含含糊糊地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于是，与会者按照这个思路，提出了一些人选，其中最热门的是恭亲王奕?的儿子载澂。
恭亲王奕?曾经配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夺取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二号人物。当时权力架构甚至被认为是“叔嫂共治”。所谓功高震主，又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慈禧太后对小叔子奕?并不放心，时时提防，有时甚至还找碴儿把他踢开。对于这样的人，慈禧太后怎么可能愿意让他的儿子当继承人呢？
为了能名正言顺地继续把持朝政，慈禧太后端出了自己的既定方案：以醇亲王奕的次子也是她妹妹的亲生子、不满4岁的载湉过继给咸丰皇帝，以兄终弟及的规矩，继皇帝位。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以此定案。
也有记载说，由于争执不下，不得不采取“投票”方式决定继承人，最后慈禧太后的方案获得通过。这个说法不太靠谱，但作为当时高层对选择继承人意见纷纭的注脚，不妨姑妄听之。
对于慈禧太后的私心自用，高层乃至天下的读书人心知肚明。但是大行皇帝是她的亲儿子，她也提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选择继承人的最高原则是血缘，载湉不仅是同治帝的叔伯弟弟同时又是姨表弟弟，血缘最近，况且还有一个兄终弟及的规矩，所以高层人等不管是不是服气也就不便抗争了。
但是，此事实际上并不让人心服口服。
不妨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光绪五年暮春，同治帝下葬。奉安大典后，吏部主事吴可读没有随大队人马回京，而是脱队滞留于三义庙内。几天后，传来吴可读自杀的消息，自杀前留有遗折，是上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的。遗折中，吴主事指责两宫太后“一误再误”，选择同治帝的同辈为继承人，等于只给咸丰帝立子，而未给同治帝立子。看到这里，慈禧太后才明白过来，吴可读是以“尸谏”方式，表达对挑选同治帝同辈为继承人做法的不满。慈禧太后不得不批示“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慈禧太后以懿旨确定，将来光绪帝生育子嗣，将过继于同治帝为子。同时对吴可读给予嘉勉抚恤，以此平息了一场由吴可读“尸谏”引发的一场风波。
这场风波说明，慈禧太后当初选择同治帝的继承人的做法，不仅挑选时在皇室内部有争议，在读书人中也是存有争议的。
最有争议的还是第二次选择继承人。
时光荏苒，恍然间十几年过去了，光绪帝到了亲政的年龄，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自己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她依然充当着最后仲裁者的角色。年轻的光绪帝面对内忧外患，求治心切，顺应甲午战败后人心思变的潮流，主导启动了政治改革——“戊戌变法”。这固然是基于他作为人君的使命感、责任感，但也不能排除有以此赢得主动、摆脱慈禧太后操控的因素。惜乎这场为朝廷、为国家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挠下，仅仅进行了百日就夭折了。当慈禧太后得知康有为辈维新党人居然破釜沉舟策划围困颐和园捕杀她的密谋后，震惊之余，不仅斩杀“六君子”以泄愤，还决心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
戊戌政变后，已由幕后走到前台——训政的慈禧太后密谋立咸丰帝五弟的儿子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皇帝，甚至为他议定了年号——保庆。
可以说，慈禧太后此次选择继承人，完全不顾规矩，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废除光绪帝没有什么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即使另立新君，也轮不到溥儁，毕竟他的祖父当年名义上已过继出去，在同为道光帝曾孙的“溥”字辈中，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咸丰帝长侄也即道光帝长曾孙的溥伦自然比溥儁更有资格。也就是说，立溥儁为帝的合法性明显不足，威权熏天如慈禧太后者，也不能不小心行事。
慈禧太后先是命对外宣布光绪帝病重，御医已无力回天，征求名医为皇帝治病，从而发出了废除光绪帝的信号。结果弄巧成拙，列强驻华使馆纷纷表示愿意派西医为光绪帝治病。国家二号人物荣禄兼掌外交，不得不费力周旋。就在这个时候，签订《马关条约》后灰头土脸被安排到两广总督位置上的李鸿章也密报荣禄，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听说贵国准备废立？有这事吗？”英国公使问李鸿章。
“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消息。”李鸿章回答，又说，“即使是确有其事也是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英国公使回应说：“不干预内政没有问题，但是……”他以威胁的口气说，“恕我直言，中国以后与我们大英帝国交涉，我们可是只认‘光绪’二字，其他非所知！”
英国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基本上可以代表列强的态度。这让慈禧太后恼恨不已，直骂洋人真是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选继承人是皇室的“家务事”，皇室以外的中国人都没有权利置喙，你们洋人有什么资格多嘴？
洋人那里传出的消息不利好，荣禄又报告一个“噩耗”：当他把慈禧太后的意思私下示意给德高望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时，不料刘坤一的回复很干脆，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
甚至连从来对选择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发言权的老百姓，大概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也跃跃欲试，对外发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31人联名，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危词要挟”，以要求保护圣躬的名义，警告当局不得废除光绪帝。
尽管阻力重重，但慈禧太后不想改变主意。荣禄则劝谏说最好先采取缓冲措施，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底，公元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溥儁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嗣，立为“大阿哥”。随后命大阿哥在弘德殿读书。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溥儁以大阿哥身份代表光绪帝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
按照荣禄的话说，立大阿哥之举是为了“徐篡大统”。
不料，各国公使居然置外交礼仪于不顾，对友邦相当于“立太子”的重大喜事不予认同，中国旧历元旦这天，受邀前来向大阿哥表示恭贺的，只有俄国公使。
这让慈禧太后恼羞成怒。在她看来，列强一而再再而三欺负我中华，对她本人也一再羞辱：他们对密谋围园杀后的康梁一伙不仅不谴责，反而同情、袒护；对纵容康梁、严重点说具有弑母之嫌的光绪帝极力维护，对更换继承人的“家务事”又变相干预，自己已经妥协退让了，洋人还是不给面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她的默许纵容、端郡王载漪为首的守旧派的极力鼓动下，迅疾掀起了排外狂潮，引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给国家、人民，也给执政集团、皇室带来了巨大损失。担心被洋人追究责任而弃都西逃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不得不改弦更张，随着政治方向的大转向，端郡王被洋人指名要追究责任，加上大阿哥一个时期以来的表现也确实太不像话，慈禧太后不得不将其废除。
这出废立闹剧，同样是大清帝国的一次继承人危机，只不过是人为挑起的。
此后的七年里，堂堂天朝大国，居然以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不伦不类的“两宫”模式——训政的皇太后和过了而立之年的皇帝，共同维持着最高权力运转。
说是“两宫”，其实光绪帝就是摆设。甚至不能说他完全恢复了自戊戌政变后就失去的自由。家国不幸，精神郁闷，光绪帝的身体一直不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中旬，御医已对光绪帝下了“恐将猝脱”的诊断，预示着这位37岁的皇帝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光绪帝同样没有子嗣，按照他现在的身份——过继给了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名分上也同样是没有亲兄弟。所以，大清帝国又一次面临一场继承人危机。
表面沉闷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中下旬，紫禁城里的诡异气氛越来越浓厚了。
表面沉闷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早在十年前传出废光绪帝的消息时，“近支亲贵，凡下于德宗（光绪帝）一辈者，人人有非分之冀矣”。虽然那出废立大戏后来成为一场闹剧，草草收场，但并不意味着“溥”字辈的亲贵们绝了希冀，毋宁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希冀越发强烈了。这其中，“溥伟自以乃祖功高，希望尤切”。
实在说，溥伟等待得够久了，值此希望的曙光初现时，溥伟自然跃跃欲试。
要说，已故第一代恭亲王奕?的孙子、28岁的溥伟跃跃欲试是有道理的。
不妨站在溥伟的角度分析一下。
第一，光绪帝继承人从“溥”字辈中挑选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同治帝和光绪帝已是兄弟相继，不可能再由兄弟辈的人当继承人了，势必挑选“溥”字辈的，而溥伟是“溥”字辈中地位最高的，十年前就已承袭亲王爵位，成为第二代恭亲王，又在“内廷行走”历练多年。
第二，无论是情理上还是事实上说，光绪帝继承人立长君的可能性很大。情理上说，同治、光绪两帝都是幼年继位，怎么可能再挑选幼童？事实上看，因为慈禧太后年迈多病，本就不合法的女主治天下的模式不可能延续，立幼童已失去仰仗。而立长君，28岁的溥伟自然是合适人选。
第三，在同样是“溥”字辈的人选中，血缘关系相同的情况下，论其前辈功勋人望，实无出乃祖、第一代恭亲王奕?之右者。
第四，祖上本来就欠恭亲王的，是该还账的时候了。当年道光帝在选择立储时，曾经考虑过老六奕?，后来决定立皇四子后，同时又写了一份遗诏，直接封皇六子奕?为亲王，以为补偿。这是皇族都知道的事。既然老四家已经绝嗣，让老六家的后代继承皇位，符合祖上的意愿。
第五，冥冥中有天意在。道光帝三个长大成人活过40岁的儿子中，老七醇亲王一支出了一位皇帝（光绪帝），老五奕一支也一度被选中过（大阿哥），现在轮也该轮到最有能力、功勋最大的老六恭亲王一支了。况且老四、老七家出的皇帝都没有子嗣，想让老五家出皇帝又惹下滔天大祸没有办成，大概这就是天意，要老六家出皇帝的征兆吧？
所以，溥伟对当继承人抱很大希望，一点也不奇怪。
当然，“溥”字辈中心存希冀的，绝非溥伟一人，只不过溥伟明显表现出来了而已。
“这时又忽然听到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这句话是溥仪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时说的。这显然不是他的记忆所得，而是多年后长辈们从容闲谈时告诉他的。
70岁的庆亲王奕劻是事实上的国家二号人物，地位相当于当年的恭亲王奕□；49岁的袁世凯则是大清帝国武装部队中的有生力量——新军的“缔造者”；32岁的载振是奕劻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农工商部尚书职务。
这个消息想必让载沣一家毛骨悚然！毕竟，袁世凯有能力调动和指挥新军，事实上现在拱卫首都的新军第六镇的统帅就是他的心腹干将段祺瑞。
这样的谣言，恐非出自普通百姓。老百姓甚至一般的高官大僚很清楚，大位离他们很远，他们对谁能接掌大位没有发言权，试图发言只能招灾惹祸。所以，谣言多半来自对大位有觊觎之心者，当然也可能来自唯恐天下不乱想浑水摸鱼达到其他目的者。
有理由相信，围绕继承人的种种传言，慈禧太后都听到了。
其实，从政坛大风大浪里闯荡过来的慈禧太后用脚指头都能够想明白，表面看似平静的紫禁城内，多少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那把象征着人生辉煌和家族最高荣耀的龙椅，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轻则埋下内斗血拼的祸根，重则一举毁掉祖宗近三百年基业，葬送大清江山。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不在有生之年做出决断。
而种种谣传，只能促使她尽早做出决断，立即实施她的计划。
冬日夜色里的福昌殿，不免透出几分阴森。在这里，大清帝国继承人方案已然在慈禧太后头脑中成型，她在反复考虑的只是，何时在何种范围正式端到台面。
不管她是不是相信袁世凯要发动政变的传言，但这个传言却促使她不再犹豫。
就在73岁生日过后的第五天，农历十月十五日一早，慈禧太后召见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令他即日启程赶赴东陵，去办一件“要事”。
什么要事非要首席军机大臣亲自去办？
原来，五天前慈禧太后生日庆寿会上，达赖喇嘛亲自入宫向太后叩祝，最喜欢别人称自己“老佛爷”的慈禧太后因有西藏活佛亲来拜寿，极其高兴，不料刚刚过完寿会，病情却突然加重。达赖喇嘛知道后，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即刻送往东陵太后即将完工的陵寝，可镇压不祥，而且圣寿当增。现在命令奕劻所要办的“要事”，就是前往东陵，把达赖喇嘛所赠佛像，安放到菩陀峪山为慈禧太后修建的陵寝中。
奕劻只比慈禧太后小两岁多，也已年逾七旬，以堂堂国家二号人物之尊，古稀之年却要顶风冒雪一路颠簸去东陵送一尊佛像，真令人匪夷所思。
事情当然没有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
庆亲王奕劻前脚离开京城，后脚就由太监从深宫大内病榻上迅速送出两道十万火急的懿旨：
第一道懿旨，北洋新军段祺瑞部——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
第二道懿旨，调陆军部尚书铁良编练的第一镇接防北京。
这一天，醇亲王、代理领班军机大臣载沣和军机大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一起，前往兼任外务部尚书的军机大臣袁世凯处，一起宴请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及几位日本侯爵。“宾主款洽，尽欢而散。”（载沣日记中语）
三天后，十月十八日，一切部署妥当，慈禧太后拖着病体，在福昌殿秘密召见军机大臣世续、张之洞，开门见山地说，皇帝病重，将不久于人世，不得不考虑皇位继承人问题了。
不用说，两位军机大臣都做出吃惊与沉痛状。但是既然太后召见商议此关系大清帝国未来的大事，他们也不能不做出庄严状。
71岁的张之洞是汉人，年迈持重，至少表面上和慈禧太后的思想意识比较一致；56岁的世续是满人中有学识、有见识的开明派。
张之洞、世续行礼如仪，慈禧太后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欲立溥仪继嗣，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张之洞老谋深算，作为汉人，他不敢对皇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所以保持了沉默。
其实，从常理来讲，张之洞应该是不赞成这个方案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已经两代幼主了，再找一个幼主？合适吗？再说，以前有慈禧太后在，还好说；以后呢？别忘啦，您老人家已经年过七旬，病魔缠身，靠载沣为大清掌舵，靠谱吗？
张之洞保持沉默，大抵上也是对慈禧太后的方案变相表示不赞成的意思。
世续是满人，说话可以稍微放开些，所以他率先打破沉默，先开了口：国事艰危，宜立长君。
当然，世续不敢公开与慈禧太后作对，所以他又补充说，与其让醇亲王当摄政王代行皇权，不如直接让他当皇帝，合法合理、名正言顺地行使皇权！
张之洞大抵也赞成立长君，所以他顺势表态说赞成“世相”的意见。
两位军机大臣看似是想把慈禧太后看中的人再高抬一步，其实是想表达“宜立长君”的反对意见。但既然两位重臣没有反对她的方案中要载沣掌握最高领导权这个核心内容，慈禧太后也就不便发火，她只能说自己也有苦衷，思考再三也只能如此安排。
的确，立载沣为帝，实在太不合规矩！
三十五年前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去世，年幼的光绪帝以堂弟身份继大统，等于说同治帝三十五年来一直处于绝嗣状态，如今，若再立载沣为帝，三代均是兄弟传承，史上没有先例，严重破坏规矩，岂敢贸然行之？
一定程度上说，慈禧太后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有几分无奈。
张之洞、世续对太后的决断表示理解，当然，以他们的老练和对慈禧太后的了解，对她的决策，一旦确定，也只能表示理解和拥护。
至此，继承人方案正式端到了台面。
剩下的，就是以这个方案征询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意见了。
权力交接常常伴随交易
大清帝国的当家人慈禧太后对继承人做出决断以后，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
可能是慈禧太后的授意，十月十九日，载沣派人给身在东陵的庆亲王奕劻送去“急函”，请他火速回京。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派人将她的继承人方案知会光绪帝。
“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光绪帝胆怯地、用试探的口气说，但他立即补充道，“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
来人报告说，虽立幼帝，但由他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监国，光绪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十月二十日中午，奕劻抵京，立即与载沣一起觐见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向奕劻、载沣通报了自己关于继承人问题的决定，想必她也会说明这个决定在高层已经达成共识，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想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云云。当然也免不了对奕劻说些“体己话”，近支中的老一辈不多了，咱们对大清江山负有责任，务必同心同德之类。
事已至此，不管奕劻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只能表态拥护。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其实奕劻对立幼帝是真心拥护的，因为他认为“倘立一岁数大的，于己殊为不利”。分析一下，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奕劻表明了态度后，对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是溥仪与两位皇帝——同治帝、光绪帝都是什么关系，有必要明示。
这个问题虽然是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对皇室有关人员却具有重大现实利益。因为如果按照此前宣布立大阿哥时的说法，继承人过继给同治帝为嗣，以此取得继承皇位的资格，那光绪帝怎么办？这还不说，最关键的是，光绪帝的皇后在即将开启的新朝就失去了一切身份，被晾在一边。经过奕劻提醒，进一步完善了接班方案：溥仪过继给同治帝为嗣，兼祧光绪帝。因为同治帝的皇后在他去世不久就自杀身亡，过继给同治帝为嗣只是形式上的，而兼祧光绪帝就意味着，溥仪与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确立了母子关系。
此时，奕劻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展示了他政治上的精明。在以后的岁月里，隆裕太后之所以极力维护奕劻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在她的消息源中，她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发言权，是奕劻为她争取来的。
到了十月二十日午后，以慈禧太后召见奕劻征询完其意见为标志，继承人方案已经最终敲定，就要对外宣布了。
慈禧太后在她生日那天单独召见载沣，在载沣当面行礼时，已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溥仪入宫读书以便有朝一日继承皇位。要载沣监国摄政的意思，或许当时并没有明示出来。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获悉自己要成为慈禧太后接班人的消息，一时诚惶诚恐，跪地“叩辞”不已，请求太后“老佛爷”重新考虑。
帝制时代礼节甚多，从皇帝继位到大臣任命，要先辞谢一番，这是规矩或者说惯例。但是载沣的推辞似乎不是虚情假意，至少他比较纠结。自己的儿子当皇帝，这样的好事谁不高兴？可是江山社稷太沉重，载沣担心挑不起来这副重担应该是真的。与其在政治旋涡里左冲右突焦头烂额，何如安享富贵优哉游哉？
正因为载沣的推辞是真心的，所以才让慈禧太后大为光火，对他一顿责骂：“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
载沣战战兢兢，不敢再辞。
至此，继承人方案正式完成了征询意见程序，慈禧太后决定立即对外公布。于是，在奕劻、载沣面前，接连口授懿旨：
第一道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第二道懿旨：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在诸王之前。
第三道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口授完懿旨，慈禧太后命载沣立即回府，抱溥仪入宫。
载沣“万分无法，不敢再辞”（载沣日记中语）。当日傍晚，由府携两岁半的溥仪入宫。
紧接着，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了载沣。
这次单独召见，载沣日记只记载说是“告知已将溥仪交在皇后宫中教养”，后面一句话是“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如果仅仅是告诉载沣已把溥仪交给皇后教养，传句话就是了，用得着单独召见吗？而且载沣退出后即“往谒庆邸”，很可能正是这次召见的目的所在。
倒不是说慈禧太后担心奕劻真的会勾结袁世凯发动政变，但是她可能也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最高权力能否顺利交接，交接后能否顺利运转，奕劻是关键性人物。
奕劻和载沣的父亲奕、慈禧太后丈夫咸丰帝，都是乾隆帝的曾孙，未出五服。按照清制，宗室有近支、远支之分。近支皆有辈数可考，按——奕、载、溥、毓、恒、启——辈次命名者，即为从康熙帝传下来的后裔，皆属近支。近支宗室中，名字后所用偏旁又表示近中有近，近中有远。如道光帝的皇子是奕字辈，名皆选带“讠”字旁之字，而奕劻则用“力”字旁，表明奕劻虽属近支，但不是最近支。
道光帝子孙甚多，也就是说最近支人数不少，正常情况下，继承人不会从不是最近支的后裔中挑选。
然而，现在情形不同，已经不是闭关锁国时代了，按照列强的说法，挑选国家领导人绝不是皇家的家务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大清帝国内部事务了。得不到列强认可，就像当年立大阿哥一样，硬干起来最终也很难成功。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庆亲王奕劻占有优势。或者说，现在的皇室中，很难有人像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那样受到列强的认可。按照溥仪后来的回忆，“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有德国后台，某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在这种情形下，强势人物如慈禧太后者，也不能不有所忌惮。即使奕劻没有非分之想，谁能保证列强不会干涉？这是慈禧太后所难以安心的。
更为重要的是，自恭亲王奕?去世后，奕劻就成为宗亲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五年前掌握军权的荣禄去世后，奕劻就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二号人物，长期主持中枢，不仅受到列强的支持，还受到国内实力派人物袁世凯的拥戴，由于他年龄大、辈分高，包括载沣在内的亲贵们，都对他礼敬有加，言听计从。
如果得不到奕劻的支持、配合，即使继承人方案得到实施，载沣以后也很难施政。事实上，按照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的说法，在此权力交接的敏感、关键时期，载沣一家想象并设定的政治对手正是庆亲王奕劻。
以慈禧太后的威权，当然可以把奕劻踢开拿下。但是，奕劻已经被列强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性人物，而且背后还有北洋军事力量的拥戴，贸然踢开他，很容易引发外交风波甚至政局震荡；况且亲贵集团里，已经很难再找出可以替代奕劻的人为朝廷撑门面，她需要奕劻为新领导人维持局面，保驾护航。所以，慈禧太后对奕劻也只能采取长期以来所使用的暗中提防、公开安抚的策略。
载沣别无选择，只能继承慈禧太后的策略。值此权力交接的敏感而关键的时刻，安抚奕劻，获取他的支持，是当务之急。
说起来，载沣与奕劻的关系一直相当好。长期以来，载沣把奕劻作为长辈和上级领导，相当尊重，经常请教。他的日记里，“谒庆邸请示一切”“拜庆王伯”“往贺庆邸伯父寿”“谒候庆邸伯父问安”“禀谒庆邸伯父”等字句频繁出现。早期如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之时，15岁的载沣事实上是以庆亲王奕劻为主心骨的，仅闰八月初三到九月二十日，载沣就七次前往庆亲王府，或“请安”，或“请示一切”，或“探问时势”；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个多月时间里，载沣又六次赴庆王府，“拜谒”“请安”“看视”“请示一切”。后期如今年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载沣“往赴庆王伯观剧夕餐之招”——受邀到庆王府看戏、吃饭；二十九日，“往贺庆王伯寿”——到庆王府为奕劻庆贺七十整寿；三月初二，“夕赴庆王伯观剧之招”——受邀再到庆王府看戏。短短六天时间，载沣三次亲赴庆王府活动，接触可谓相当密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沣在政治上应该是奕劻的学生，他对奕劻一直是恭恭敬敬执弟子礼的。载沣奉旨入“枢垣”当日，接到谕旨，即“往谒庆邸”，可见对奕劻的尊重和依赖。奕劻对载沣也不错，请他看戏，赠送他先辈遗墨，就在载沣被任命“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一职，标志着晋身中枢的次日，为方便他在颐和园入值，奕劻就把自家的“淀园”借其居住。
但是，无论是血缘还是友谊，在权力面前，常常不堪一击。如今载沣一家要接班，奕劻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政治上的对手或者说防范的对象，尤其是军事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要扶载振为帝的谣言四起之时，更是如此。
不仅如此，奕劻与袁世凯关系密切，首都周边都是北洋新军，而这些军队忠诚于袁世凯。稳住奕劻，也是为了稳住袁世凯。
所以，载沣从慈禧太后那里辞出，就径直奔庆邸而去，就不难理解了。
此番谒见奕劻，载沣应该是有备而去的。
“礼物”的分量不轻，不可能轻！因为，慈禧太后给予奕劻的两个“大礼包”分量已经很重很重了。
一是破格赏给亲王爵位。大清制度，皇族的爵级，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计十级，其中镇国公、辅国公又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故又可计为十二级。奕劻的生父爵位只是辅国公，过继后的养父为郡王，但是按照大清制度，爵秩例降递一等承袭，即亲王嫡长子只能袭郡王，郡王嫡长子只能袭贝勒。实际上奕劻最早承袭的只是贝子爵位。多年以后，到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破格晋封奕劻为庆亲王，这是极为罕见的荣宠。
二是委任奕劻以领班军机大臣身份，主持中枢已达五年之久。
那么，载沣要安抚奕劻，取得他的支持、配合，或者更直白地说与他达成交易，只能在这两个“大礼包”的基础上再加码。
如此一来，载沣所资利用的资源，就只有一项了：“铁帽子王。”
所谓“铁帽子王”，就是王爵可以世袭罔替的俗称。就是说，嫡长子孙可以永远直接承袭王爵，不必降级承袭。当然，获得“铁帽子王”，比一般的王爵在待遇上可以享受更多的特权。
此前，大清帝国有十一位承袭爵位无须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他们是因为功勋卓绝获得世袭罔替永久封爵殊荣的。另外三位属于“恩封”，即虽无开国功勋，但在稳固江山社稷中有勋劳而受封，而这其中，除了乾隆帝封其十三叔怡亲王允祥为“铁帽子王”外，其他两位都是慈禧太后所封。一位是恭亲王奕?；另一位就是载沣的父亲、醇亲王奕，光绪帝的生父。可见，恩封“铁帽子王”确属罕见的殊荣，而且都是血亲近支。
按照恩封“铁帽子王”的前例，奕劻显然不够资格。
但是，不管是慈禧太后的授意还是载沣自主决定，结果是，奕劻获得了“铁帽子王”的殊荣。这象征着，就像当年恭亲王奕?因为支持、拥戴慈禧太后接掌最高权力而得到“铁帽子王”的殊荣一样，奕劻作为远房宗室成为“铁帽子王”，开创政坛奇迹，正是载沣为换取他对自己接掌最高权力的支持所做的交易。
当然，交易是在暗中进行的，此时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
离奇死亡带来仓促交接
就在刚刚获得摄政王头衔的载沣往谒庆邸达成某种交易的第二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周六，傍晚时分，宫中传出噩耗：37岁的光绪帝在瀛台驾崩。
光绪帝之死笼罩在一团迷雾中。
光绪帝驾崩几个小时后，摄政王载沣，庆亲王、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军机大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以及内务府大臣增崇等七名王公重臣，奉召连夜趋福昌殿觐见慈禧太后。
近半年来一直病中的慈禧太后，最近几天又患上了痢疾，身体很虚弱；再加上，不管怎么说，光绪帝从不满4岁就在她身边抚养，名分上是她的继子，血缘上是她的外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又一次在她的人生中上演，她不可能不伤感，所以越发苦楚万端，但此时她只能强打精神，与高层人物悲悲切切讨论了大行皇帝的后事，口授了几道懿旨：
第一道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第二道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第三道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第四道懿旨：现命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为部院会议具奏。
安排完这些，已是深夜，载沣没有回府，在西苑（即现在的中南海）军机处住宿。
现在，载沣要办的第一件事是调整慈禧太后的身份，不然再发谕旨将造成称谓混乱。因为溥仪是以同治帝继子身份承继大统的，也就是说，现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孙子，不能再称皇太后了，于是，连夜命人起草了上谕并随之发布，称圣祖母皇太后应尊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皇后应尊为皇太后。
福昌殿里，载沣等人辞出后慈禧太皇太后病势突然加重，翌日早饭也没有吃，近午，才勉强起身用饭，就在用餐时，老人家突然晕厥过去，良久才醒来，遂急召光绪帝皇后叶赫那拉氏和监国摄政王到病榻前，交代后事，并以嗣皇帝溥仪的名义发布上谕：
朕奉太皇太后懿旨：昨经降旨，特命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这道谕旨，将治国重任全权赋予了摄政王载沣。
有人说懿旨中“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这句话表明慈禧太后对身后的权力布局，是“叔嫂共治”模式，以自己的侄女兼儿媳制衡载沣。其实这是误解。这句话并没有赋予光绪帝的皇后主动干预政治的权力，而是摄政王认为有必要请她说话时，随时面请而已。这个安排，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载沣的一个制约，但着眼点不是制约，而是对载沣的支持—— 一旦载沣需要太后发话时就请她发话。
午后，73岁的慈禧太皇太后在福昌殿撒手人寰。
皇帝和太后在十个时辰即20个小时内相继去世，这个爆炸性消息一经传出，中外为之震惊。
大行皇帝是被毒死的！
慈禧“老佛爷”是被西藏来的活佛——达赖喇嘛“克”死的，因为一城难容两个活佛。
种种说法迅速传开。
皇帝以37岁的壮年去世，并不离奇；离奇的是“两宫”几乎同时驾崩；“两宫”同时驾崩已经够离奇了，更离奇的是37岁的皇帝以十个时辰之差死在了73岁的太后前面。而人所共知的是，大行皇帝的一生都笼罩在强势太后的阴影里，一直蒙受她的严厉管束。
震惊之余，议论之间，人们突然意识到，为大清帝国掌舵近半个世纪、嗜权如命、手腕老辣的慈禧太后终于丢下了权杖，随着她的去世，将更换领导，开启新朝。
无论人们喜欢还是厌恶，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没有慈禧太后生命的终结，就没有最高权力的交接。帝制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只能任由岁月之刀、自然之箭对掌权者生命之躯的无情销蚀来实现。
听闻来自紫禁城的丧钟，高兴者有之（有回忆称当时某高等学堂举行降旗致哀仪式，一些学生当场放声大笑），悲伤者有之，哀怨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忧心忡忡者有之……
别人可以高兴，可以哀怨，可以幸灾乐祸，载沣却不能。自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午后三时起，随着福昌殿传出哭声，就标志着大清帝国江山社稷的千钧重担，落在了25岁的载沣肩上。
未免太仓促了！
三天，仅仅三天！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短短的40个小时里，立嗣，大行皇帝驾崩，幼帝嗣位，大清帝国当家人去世。这一连串的惊天大事，如此迅速，如此密集，令人目眩！
实际上，无论是载沣还是慈禧太后，都没有想到此番交棒会如此仓促。
载沣四天前才从慈禧太后那里得到将向他交棒的确切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棒会马上进行。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去世当天发布的第三道懿旨里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就是说，慈禧太后本来对载沣还有“扶上马，送一程”的打算。
惜乎人算不如天算，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死神的急促敲门声打乱了整个交棒计划，在相当于遗诏的懿旨里，慈禧太后不得不无奈地宣布：“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
可以说，年轻的载沣是在基本上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家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时刻，仓促接过老练的权力运作高手慈禧太后手中的权杖的。
紫禁城里哭丧声渐渐停息了，中外人士关注的焦点立即发生了转移：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的老练善于驾驭局势、强势令人不寒而栗的领导人去世了，仓促之中，大清帝国的权力能否平稳交接、顺利过渡。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米拉德就说：“长期以来，很多研究清国问题的专家非常自信地断言，大清国会在慈禧皇太后死后发生一场政治大灾难。十年前当我到东方时这种假设性的推定就已为人们所熟知公认了。”如今，“让人期待已久的事件终于发生了”——慈禧太后突然去世；而且巧合的是光绪帝也先她一天驾崩。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断定这种巧合很可能会加剧清国政局的动荡不安”。
“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倾向”
慈禧太后去世的当晚，载沣即搬到皇宫专设的王公重臣的值庐居住，次日一早，他就到上书房开始代替皇帝行使处理军国政务的职权，标志着载沣接了慈禧太后的班，成为大清帝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两件大事就摆在面前，不能不办：办理两宫丧事，同时筹备嗣皇帝登基大典。
光绪帝于二十二日移灵乾清宫，入殓；慈禧太皇太后于去世当天移灵皇极殿，次日入殓。随之，命为两宫上谥号和为光绪帝的后妃上徽号。光绪帝庙号德宗，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德宗景皇帝；慈禧太皇太后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简称孝钦显皇后；上光绪帝皇后徽号为“隆裕太后”；又选定以“宣统”作为新皇帝年号。
与此同时，王公亲贵、文武大臣、驻华使节以及达赖喇嘛等，纷纷前往宫中吊唁大行皇帝和太皇太后，叩谒梓宫。载沣也要悉心周旋，不敢稍有失礼。
忙乱情形可想而知，甚至仅仅为了礼仪上的事，载沣派人到总部位于紫禁城东南角楼处的“銮仪卫”去查看，仍不放心，又亲自前往查看，生恐出什么岔子。
七弟载涛比载沣还要紧张，而且责任感很强，在载沣摄政的次日，他就主动起草了《申严门禁》的谕旨，由载沣批准颁发，充实和完善了宫廷保卫细则。载涛很是郑重地对载沣说：“咱可得保住皇上。保住皇上，就保住了您的摄政王，也就保住了咱哥儿几个！”
这番话不免让载沣心里热乎乎的，深感还是“自己人”可靠、贴心；同时也更加提心吊胆。遂任命载涛为内大臣，总司稽查紫禁城门禁，负责大内的保卫工作，而他自己，则紧紧盯着庆亲王奕劻的一言一行，奕劻一日不上朝，载沣就紧张，日记里会记下“庆邸感冒未朝”。
庆邸倒是很配合、支持，只是大侄子溥伟闹了起来。
大载沣三岁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早在废除大阿哥溥儁时就自以为轮到他了，苦苦等了七八年，一直没有动静。如今终于等到该“揭盖子”的时候了，心情有些激动。对密室里敲定继承人一事，溥伟并不知情，光绪帝弥留时，他以为自己最有希望继承皇位，在宫内一夜未出，等候立嗣消息，结果听到的是幼童溥仪为嗣皇帝的懿旨。时人记载说：“及宣统入嗣，伟之怨望亦最烈。”
深受打击的溥伟急忙四处打听内幕，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经过多方探听，他得到消息说，溥仪继位、载沣监国是慈禧太后钦定；但慈禧太后对载沣说过“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这样的话。
溥伟失望之余，只能降格以求，幻想着能够像当年自己的祖父以议政王辅佐慈禧太后那样，与载沣实现“共治”，至少可以由他主持中枢，担任领班军机大臣。
但当慈禧太后的“遗诰”发布后，溥伟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找不到与己有关的字眼。
其实，所谓慈禧太后说过“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的话，多半是误传，很可能是奕劻的反对派故意挑拨。慈禧太后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除非她有以溥伟取代奕劻的打算，但从她最后一次单独召见载沣后载沣马上去谒见奕劻看，慈禧太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想法，恰恰相反，她是嘱咐载沣要争取奕劻支持的。
但继承大统无望的溥伟却只能拿这句话做文章，遂在慈禧太后灵前大骂张之洞等军机大臣，要求修改“遗诰”。
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
溥伟见闹灵堂无果，又跑到内务府一顿大闹。
载沣闻讯有些恐慌，忙找庆亲王奕劻商议。这时候，慈禧太后懿旨中“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话派上了用场，载沣面见隆裕太后，经过一番斟酌，连发两道语气极为严厉的谕旨，一道是隆裕太后的懿旨，严肃宫禁，除值班外，任何人不得在内住宿；一道以嗣皇帝谕旨名义发布，称：“本月二十二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这两道谕旨发挥了作用，况且，生米已煮成熟饭，溥伟也只能面对现实。
不过，溥伟并没有死心，正卖力运作另外一件事，以便火中取栗。
载沣则急于稳定宗亲内部。因为眼下直接威胁他们父子地位的只有宗亲内部。
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初九，是选定的吉日，天寒地冻中，举行了新皇帝登基大典。
当日，溥仪由其生父、摄政王载沣抱到太和殿的龙椅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定明年为宣统元年。
小孩子被这个肃穆庄严的场面吓哭了，有人哄他说：“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这句话一出口，令人生出不祥之感。
至此，老大帝国正式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法定程序。
法定程序走完了，谁再想抢也就难了，载沣终于松了口气。
皇帝的登基大典固然重要，但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幼小的皇帝仅仅是象征。某种程度上说，比登基大典更为重要的是明确摄政王的职权与行使方式。或者说，最高权力的归属和运作机制。
因为载沣不是皇帝，他只是代行皇权，这需要有一套特殊的程序、礼仪。当然也不仅仅是礼仪上的，本来就缺乏威信的载沣想通过仪式化的礼节来强化一下自己的权威。
可是，慈禧太后临终前就下令内阁立即研究制定摄政王应行礼节，过去二十多天了，一直都没有拿出来，这让载沣感到很生气。他以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不客气地批评说，太皇太后曾命内阁研议摄政王礼节，“事隔多日尚未复奏，著各该衙门妥速定议，毋再延缓”。
也难怪，慈禧太后要求制定办法的时候，权力运行程序是很复杂的：军国政事摄政王要向慈禧太后请训后才可以裁定，然后还要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这程序未免太奇葩，史所罕见，绝无仅有，这道怪题，岂是摇笔杆子所能破解的？不过，慈禧太后随后就去世了，总算没有出现训政加摄政的奇怪模式。
让载沣满意的是，上谕发布后，内阁、礼部等都很听话，一两天就完成了任务，上报审定。
经审定颁布的《摄政王礼节》共十六条。有实体性的，也有程序性、礼节性的。
核心的有这样一些规定：
“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悉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仍以谕旨宣示施行。”换言之，圣旨就是摄政王的意志，摄政王的意志就是圣旨。为此，刻制摄政王金质汉篆钤章一枚，凡皇帝谕旨，盖此章为有效。
“凡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这个规定不仅是对宗亲权贵的约束——别人不能向皇太后请示；实际上也是对隆裕太后的制约，意味着她不仅不能主动干预政治，而且即使是重大事项面请了她，她的决定要经过载沣认可并传达出来才算数，不经过载沣认可并传达出来的不算数。这就彻底杜绝了王公重臣利用皇太后向载沣施压的可能性，也让隆裕太后失去随意干预政治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个规定事实上确立了载沣独裁的地位。
“皇上有统率全国海陆军之权。凡宪法纲要内所定，皇上大权关系军事者，即属之于摄政王。其京外旗绿各营、海陆各军，应归摄政王节制调遣。”明确了国家的军权归载沣掌握。
“凡与各国订约遣使，均由监国摄政王主持。其接受外国国书及觐见各礼节，由外务部分别妥拟。”明确外交权归载沣掌握。
礼仪上，文武百官文华殿班见——列班进见时，均行三叩礼，摄政王“立受”。摄政王召见文武百官，文职京官实任三品以上、外官二品以上，武职京官实任二品以上、外官实任正二品以上，如果摄政王命坐则坐，不命坐则站立，其余文武官员一律站立。
载沣也注意自谦，对“班见”礼仪做出特殊规定：庆亲王奕劻年迈，又是长辈，免予“班见”；孙家鼐、张之洞、鹿传霖三大臣年迈位高，载振、载泽等宗室同辈年长，免行叩拜礼。载沣以此表达对庆亲王等王公重臣的体恤、照顾。
此外，銮仪卫、礼部、陆军部、外务部、内务府等按照各自职能，纷纷就摄政王冠服、车轿规格、朝服、护卫、外交礼节、府邸规制等事宜制定了具体办法，上奏报审。
难怪慈禧太后生前布置的事，迟迟没有拿出结果。从《摄政王礼节》这份文件看，不仅涉及最高权力的归属和行使，也涉及中枢权力的重大调整，兹事体大，绝非生花妙笔所能完成。
不过，在载沣下令后，内阁迅即上报，说明在确立载沣的领导地位和最高权威方面，经过短暂的博弈，高层已经达成共识。
简言之，这标志着载沣被接受并受到拥戴。
载沣似乎找到了感觉，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里得意扬扬地写道：“由今日起按照礼节，始在养心殿代皇帝办事，召见臣工。”这一天，离慈禧太后去世，还不满一个月。
办完了这些必须办的事情后，在按照摄政王礼节行使皇权的五天后，即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沣连颁三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是专为奕劻而发，是兑现“交易”承诺的，恩赏庆亲王奕劻世袭罔替——“铁帽子王”荣宠。
第二道谕旨是发给其他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和袁世凯赏加太子太保衔（此二人在慈禧太后时代已赏加太子少保衔），世续、鹿传霖赏加太子少保衔。
第三道谕旨主要是发给亲贵的，包括溥伟、善耆、载瀛、载润、载洵、载涛、载振、载搏、溥伦、溥侗、溥倬、溥佶、毓朗等以及铁良、那桐、端方和内务府各大臣等各有恩赏，大学士孙家鼐、东北总督徐世昌、直隶总督杨士骧等也各有恩赏。
一切都相当顺利。
要知道，帝制中国是专制体制、人治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身系天下安危，为大清帝国掌舵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是典型的政治强人，关心中国局势的中外绅民早就有一种担心，这位强人去世后，谁来接班，权力能不能平稳过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听到慈禧太后的死讯，包括亲贵们在内，许多人都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惧中。
事实是，皇族并未为争夺权力而内讧，局势也并未因为政治强人的去世而震荡。正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在载沣接棒六天后所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所说，大清帝国在最高领导权过渡的非常时期，“出乎意料地保持了稳定”。观察家还说，“中国在这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并且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倾向”。
载沣何许人也，年纪轻轻，仓促间接棒，居然能够稳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