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纯正的“皇二代”
北京西城宣武门内的太平湖畔，有一座王府，最早曾是康熙帝时的权臣纳兰明珠的府邸，后来成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王府。成亲王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是著名的书法家。咸丰九年（1859年），皇七弟、19岁的醇郡王奕搬入此府，遂成为醇郡王府，同治十一年（1872年），奕晋封醇亲王，此府即为醇亲王府。
光绪九年正月初五（1883年2月12日），醇王府清荫斋西厢房内，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这是奕的第五个儿子。按制上报了宗人府，正月十二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降懿旨：“著命名载沣。”此时的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她所命名的初生婴儿，二十五年后将成为她的接班人。
因缘际会，造化弄人。政治，就是这样充满机巧。
爱新觉罗·载沣，字伯涵，入中枢后自取别号“静云”。他是道光帝之孙、咸丰帝之侄、同治帝之堂弟、光绪帝之同父异母弟。
载沣之父奕是道光帝第七子，道光帝去世时，奕尚不满10岁，他的四哥继承了皇位，是为咸丰帝。也就是说，奕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而慈禧太后就是载沣的“四二”伯母。因为正牌的四伯母是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只能是四二伯母（如四伯父不是皇帝，则应称四二侧姨）。从母系说，因为慈禧太后的妹妹叶赫那拉·婉贞是奕的嫡福晋（正妻），载沣的嫡母，所以载沣还应该叫慈禧太后姨妈。
不过，载沣和慈禧太后并没有血缘关系，他的生母是奕的第二位侧福晋（妾）刘佳氏，她是在17岁时生下载沣的。据载沣次子溥杰的说法，刘佳氏乃汉人，虽说满汉不通婚，但纳妾不在此例，只是纳妾时在名字上加上一个象征满人的“佳”字而已。这个说法颇值得推敲，倘若真是这样，在武昌起义后排满最激烈时，朝廷特发上谕阐述民族问题，何以只字不提这件事？而如果说皇帝有汉人血统，是最有说服力的。可见溥杰的说法未必可靠。
按照当时的规矩，无论嫡出还是庶出，都以正妻为嫡母，而且姥姥家只能是正妻的娘家。至于侧室的娘家，是不能正式、公开来往的。即使是后来婉贞已去世、大清也已灭亡，载沣生母刘佳氏贵为醇王府的主事者，她的娘家人仍然不能与醇王府在年节寿庆公然来往。载沣次子溥杰就回忆说，每当他的祖母娘家人悄悄来府探望，大人小孩都要避开。“这是在‘嫡庶’二字的作怪下，形成这种不合人情、道理的奇怪现象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的祖母固然是我们的亲生祖母，不过她的娘家的人，则仍然是王府的‘奴才’，我们当主人的是不能和‘奴才’分庭抗礼的。”
也就是说，载沣只能认嫡母婉贞的兄弟姐妹为舅父、姨母。
所以，无论从父系还是母系看，从慈禧太后角度说，载沣属于“皇二代”。
载沣出生时，醇亲王这一支，至少从表面上看，地位相当显赫。
首先，醇亲王是当今皇帝的生父，而载沣就是光绪帝的弟弟。正牌的皇亲国戚。
其次，醇亲王奕已获得了“铁帽子王”的殊荣。皇帝的儿子未必都能够晋封到亲王爵位，皇七子奕最初也只是封郡王，他的侄子同治帝继位三年后晋封其为亲王；亲王爵位到下一代承袭时就要降级为郡王。醇亲王获得“铁帽子王”，下一代嫡长子就可以直接承袭亲王爵位，代代相传。
再次，醇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与当今大清帝国的当家人慈禧太后是亲姐妹。这桩姻缘，开始时是婉贞娘家人想借光的意思。按制，13岁至16岁的八旗女子必须参加选秀。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份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参加选秀名单），对婉贞的记载是：“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不过婉贞没有被选中。但同样有规矩，被皇上“撂牌子”的秀女，可以选择比较出众、漂亮的赏赐给王公贵族、皇室宗亲。此时大她6岁的姐姐叶赫那拉·杏贞已经晋封懿贵妃，深受咸丰帝喜爱，这位姐姐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希望通过姻缘结成可资利用的势力，于是就劝咸丰帝把她的妹妹指配给皇七弟奕做嫡福晋。当时，16岁的奕已有郡王爵位，能够成为他的嫡福晋，不仅可以为妹妹争取到荣耀，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支政治上的“潜力股”。果然，在慈禧太后发动向顾命八大臣夺权的政变时，妹夫奕确实帮了忙。当然，现在，慈禧太后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她的亲戚，醇王府要借她的光了，甚至可以说，连同出自醇王府的皇帝在内，醇亲王一家的命运，都掌握在她的手里。
不过，正常情况下，这些显赫的地位与头衔，除了是皇帝血缘上的弟弟这一点外，其他的和载沣有关系，但关系也不太直接。
“铁帽子王”是传给嫡长子的，而载沣是第五子，按说没有份儿；他也不是嫡母叶赫那拉·婉贞所出，所谓叫慈禧太后姨妈并不是血缘上的。
但是，命运之神对载沣格外眷顾，本不该有的，却都有了。
奕除了娶叶赫那拉·婉贞为嫡福晋外，还有三位侧福晋，第一侧福晋是慈禧太后从落选的秀女中指配给他的，配入醇王府两年后就去世了，死后才奉慈禧太后懿旨追封侧福晋。此后，奕又先后纳刘佳氏、李佳氏为侧福晋。
一妻三妾生育儿女甚众。仅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就为奕生育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第一个女儿比载沣大22岁，长子则比载沣大18岁。可是，除了比载沣大12岁的次子载湉，载沣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夭折了。等载沣出生时，他唯一存活的哥哥——二哥载湉已过继给咸丰帝和慈禧太后为子，以这个身份继承皇位快十年了，排行五子的载沣就成为醇王府事实上的长子了。其后四年里，他又先后添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六弟载洵、七弟载涛。
不用说，载沣的出生给醇王府增添了不少欢乐。
载沣出生后第二年，慈禧太后懿旨赏给他“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属于十二等爵位的第七等。按制，显爵有五，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亲王除嫡长子外，众子不分嫡庶皆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6岁那年，载沣即晋封“奉恩镇国公”；7岁时，50岁的醇亲王奕去世（谥号醇贤亲王），按照“铁帽子王”世袭罔替的特权，载沣便承袭了醇亲王爵位。
在获得这些爵位的同时，懿旨都恩准其“食全俸”。就是说，载沣从2岁起就开始拿俸禄了。按照当时的俸禄制度，载沣2岁时的俸禄比正六品的知州（含养廉银）还要高。他7岁承袭亲王后的俸禄则是正一品文官年收入（含养廉银）的两倍。当然，王府设立有固定的机构和服务、护卫人员，开支庞大，皇帝或者太后经常还会赏赐银两。比如，载沣14岁那年，光绪帝颁布谕旨，给载沣每年加赏银五百两。
醇亲王府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府邸。明珠居住时，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在此写下不少诗作；成亲王居住时，这里更是以书法家为主的文人雅士诗酒唱和的场所。
载沣从很早起，就多多少少显示出文人的气质。按制，王公照例6岁入学，18岁出学。但并不到学堂或者私塾读书，而是聘请私人教师到府任教。载沣6岁时师从诗人、书画家缪石农读书，索谙达教授骑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多年后他曾自取“书癖”别号，足见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大抵上从十多岁起，他就常常与各王府的亲贵们诗词唱和，也喜欢绘画和书法，字写得不错，对骑射也很感兴趣，虽然多次有坠马受伤的经历，见到好马还是忍不住要骑一骑。
与一般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作为亲王的载沣，不能有这样的理想，至少不能表露这样的理想。皇亲贵胄吃喝玩乐甚至杀人放火，都会有人出面维护，一旦有了政治野心，就是致命的错误。对此，第一代醇亲王奕有清醒的认识，言传身教之下，载沣把读书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作为个人的兴趣爱好，乐在其中。
载沣11岁那年，举家搬出了太平湖的府邸，迁往位于什刹海北沿的新府。这是他的亡父生前做出的决定。一直尽力躲避政治的醇亲王奕其实很有政治智慧，他以醇王府乃“龙潜”之地（光绪帝出生地），自己一家不敢僭越居住为由，请求另外建造新府。慈禧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拨款建造了一座新府。只是尚未等到搬家，奕就去世了，载沣就成为新府的主人。
虽然嫡母婉贞还在世，她有资格主持家务，但是屡受失去子女的打击，婉贞意志消沉，身体不好，也支撑不了那么多的礼仪，而且搬到新府两年后也去世了。按制，侧福晋如同下人，是没有资格主持家务的，尤其是出头露面的事，13岁的载沣不得不承担起醇王府主人的责任。
年幼的载沣不仅要独自承担醇王府的责任，还要独自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波，甚至遭受劫难。
可怕之事一桩接着一桩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上旬的一天，已经归政光绪帝的慈禧太后驾临醇王府。
她这次来，是吊唁妹妹婉贞的。其实慈禧太后和这位妹妹性格各异，感情很一般，之所以亲临吊唁，更多的是发泄心中的嫉恨的。据后来载沣生母对次孙溥杰回忆，此次慈禧太后来哭闹——要求把府中宝藏都陪葬，是因为她的妹妹死了，而载沣袭了王爵，她非常妒恨。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掌权多年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归政给光绪帝，心里失落、惆怅无处发泄，便借此发泄一番。
此时，醇王府的主人就是13岁的载沣。目睹这一切，他只有恐惧。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两年以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年，这年的秋天，大清帝国发生了一场政变，27岁的光绪帝被囚禁，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重新执掌最高权力，出面“训政”。慈禧太后不仅对光绪帝失去信任，还有一股怨怒甚至仇恨。这其中固然有误会，但也确有难以化解的心结。
本来，光绪帝主持戊戌变法，慈禧太后持有条件支持态度。但在保守势力的鼓噪、哀求下，她出面制止。这时，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等一批书生，异想天开地密谋发动军事政变，策动袁世凯率兵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虽然不承认有围园杀后的密谋，但也声称他们奉了光绪帝密诏，要他们采取挽救之策。这让慈禧太后感到维新党人的密谋受到光绪帝的授意，至少他是引发者。所以，囚禁光绪帝不足以解决问题，慈禧太后遂有废立之意，上演了一出废立闹剧。
戊戌政变时载沣15岁；立大阿哥时载沣16岁，按制还是在府读书的年龄，慈禧太后不会迁怒、加害于这样一个少年，但也不会刻意表达对他的关心。从载沣自己记录的“恩诏恭录”中可以看出，正是戊戌政变和立大阿哥的这两年间，他没有得到过一份“恩诏”。这也许是巧合，但也不排除政治原因。
事实上外界对此很敏感，多有揣测，甚至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慈禧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有人趁机在太后面前进谗言，说醇王府出了皇帝，就是因为醇王府的妙高峰坟茔内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树下埋了奕，将“白”与“王”二字合起来，岂不是“皇”字？慈禧太后听了，就命人把那两棵树锯掉。
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传言表明，在外界看来，醇王府已经成为慈禧太后猜忌、防范的对象。
面对这样的风波，孤立无援的少年载沣，一定是战战兢兢，生活在恐惧中。
载沣一则年幼，一则承袭了远离政治的家风，既没有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也没有对发生的一切发表任何看法，只是躲在小楼成一统，埋头读书，沉默以对，慈禧太后即使想对醇王府下手，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所以载沣还算安全。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载沣17岁生日前夕，接到了时隔两年五个月后的第一道“恩诏”，是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上谕：“加恩著在内廷行走。”
这是制度安排。按制，王公18岁（当时按虚岁算）“出学”，开始“当差”，即安排差事。近支亲王照例安排“内廷行走”。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职务，意思是可出入宫廷。
四个月后，慈禧太后以懿旨为载沣指婚：福懋之女指为福晋。
这也是例行公事性质。
载沣恰是在政治生态对醇亲王家族最不利的情形下开始作为一个王公的“当差”生涯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波发生了。
进入新世纪，带有强烈排外色彩的义和团运动在清廷剿抚游移间迅猛发展，引起列强恐慌，纷纷要求清廷采取措施镇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1900年5月28日），列强提出派“使馆卫队”入京的要求，清廷被迫同意。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超出了清廷的限制，不仅如此，又续派西摩尔带领的联军2000人前往北京，试图越俎代庖，以武力镇压义和团。慈禧太后在极端保守派的鼓动下，做出了利用义和团排外的决断，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慈禧太后又调集军队入京以防不测，有强烈排外思想的董福祥所率“甘军”奉命于五月十三日（6月9日）入京驻守。三天后，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局势迅速恶化。接到八国联军以保卫使馆为名入侵的消息，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做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五月二十日对多国宣战（事实上的宣战，但不完全符合宣战的规矩），五位主和派大臣先后被杀。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馆，表示不再对公使馆进行保护，并限令一切外国人24小时之内离京。各国公使得此消息十分错愕，要求对离开时间进行宽限。次日一大早，德国公使克林德不顾劝阻，坐着轿子到总理衙门交涉，当行进到东单牌楼时，被清军巡逻队拦截，双方发生交火，克林德被击毙。八国联军迅速向北京推进，七月十四日攻占北京，次日晨，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及大阿哥西逃。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平民和王公都未能幸免。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还说，“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逃时，随銮者达千余人，但是没有带上醇亲王一家，17岁的载沣只好仓皇间带领全家躲进了山里。
北京西郊北安河西北十余里有座妙峰山，妙高峰古香道旁就是醇亲王的墓地，这里盖有阳宅，供家人祭奠时居住。为躲避战乱，载沣率家人躲到了这里。
不问是非也不懂仇恨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9月25日），在出逃一个多月后，载沣带随从骑马下山，道经肖家河打尖，至裕轩德小憩。在这里，他会晤了日本“何通事、欢队长”，随后，日本十名马兵接护其进西直门回到什刹海府邸。
要知道，此时，驻跸太原的慈禧太后听到八国联军突然西进的消息，顿成惊弓之鸟，慌忙启程逃往陕西。直到年底，议和已经初步达成协议，但王公大臣乃至随员们，“彼时一般人以北行为危途，以北京为险地，绝少敢轻予尝试也”。
可是，议和尚未正式开始，严格说还处于与八国的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载沣却只身回到了府邸。
显然，载沣事先与日本占领军沟通过，所以他一下山就有日本人在途中迎接。
此番浩劫，载沣一家不仅惊慌出逃，精神上受到创伤，也有实际损失：刚被指婚尚未“拴婚”（八旗子弟的婚姻须经八旗管理部门审批称“拴婚”）的福晋殉难，年16岁；醇王府中也丢失了大量财物。
国仇家恨，按说，载沣对联军应该满怀愤恨才对。但是，事实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时，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由于联军中日军人数最多，东四以北的北城大片地区由其占领。
醇王府所在地是日占区，府邸周围由日本占领军把守。回到府邸的载沣当即与何通事、欢队长预约“会饮”。次日，载沣拟议：一是“于每日洋兵吃饭时，另加菜四簋”；二是派人请示顺天府日本军事管制当局，说他拟送给欢队长、何通事“二人各果子四盒、羊一双、酒一罐、茶叶二十斤；洋兵每名二十两，是否可以”。
那么，是不是惊恐未定的载沣，想以此换取占领军对他人身安全的保护？
也许有这个想法，但仅是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解释不了他此后的一连串举动。
在从山中回到府邸到有确切消息要奉命出使的半年多时间里，载沣除了与王公亲贵相互走动，或者打探“时事”互通消息，或者礼尚往来，祝寿拜节，以及给依然躲在山里的家人送信送物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与联军及占领当局负责人的交往上。
载沣主要是和日本占领当局和联军中上至统帅、副帅，下至普通士兵的日本军人以及德国驻华公使穆德和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等人交往。不是偶尔相互拜访，是频繁交往，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
这种交往，没有官方指派或授意，完全是载沣自发的。也没有任何公务性质，类似于亲友间的交往。比如，德国占领军中与载沣交往较多的官员曾三次派人给他修理自行车，就是一个例证。
载沣与占领军头目们或者相互拜访，或者函帖互致，或者相约“畅饮”（载沣日记中语），或者一起“游玩”（载沣日记中语），或者相互送礼等，非常融洽，载沣似乎也很开心。
比如，载沣和日本占领军之间相互送礼，仅载沣自己记载的就有几十次，洋人送载沣的包括黄马、洋刀、洋酒、洋炉、洋果等。他也给日本人送酒、吃食等，送日本人最多的是他写的字和对联，粗略估计应该在五十人次左右。比如，九月初四这天，日本洋兵五人“进见，笔谈”。载沣分别给五人当场写送“才情敏练”“青年长技”“精明强干”“性情通达”“心情淳厚”等字帖。十月二十六日，“日本军曹上原治良求字，旋写‘乾坤一览’四字于绢上”。
再比如游玩。载沣从山里回到府邸半个月那天，一边因为查看府中后屋，发现“大开，穿钉扭损，箱里余银失去”，一边又派人到顺天府会晤管制当局的日本负责人柴五郎等人，柴五郎等应约来府，相约四日后“同伴往交民巷等处游玩”。是日，载沣到顺天府与日本管制当局负责人一起到交民巷“观各国使馆，棋盘街遇到柴五郎，同游西什库教堂。约会三人至府用果饭”。十二月的一天，载沣到四条胡同日本占领军副帅“福岛处，听军乐”，又“晤会日本山口中将大帅。用晏席……并照相。洋兵接送。”此前几天，“德兵三名迎送，同至德国使馆晤会德国穆公使、瓦（德西）统帅等人。听军乐、用果酌，打球，留记照相”。几天后，“荫午楼（昌）同洋官兵来迎，遂同往中海仪鸾殿洋屋，晤会德国瓦统帅、穆钦使等人，观洋艺，听军乐……旋坐四马洋车回府”。又过了几天，载沣再次去拜会日本占领军统帅山口，在此处“宴会、听乐、照相”。也是这个时候，日本占领军头目“福岛、立花少将、少佐来谒，约会同如坡北肄射”。转过年的一天，“寺本来接，旋往德胜门外西黄教场，阅视日本洋操”。
载沣与英国人也有接触。经过几次约会，光绪二十七年三月的一天，载沣兄弟三人偕英文翻译等到城南旧府（即太平湖醇王府），“至旧邸南园祠堂等处，晤会英提督于煦春堂各处游玩。余用右手照相，并隔肉皮用电气照见手筋骨。并同照相，用果酒、汽水。旧马园观汽水做法。”
不妨来看看光绪二十七年过年这几天载沣与占领军的交往活动。
正月初一，德国公使派人贺年，名片到府；“瓦（德西）统帅差劳河（德国人）来贺”；日本占领军统帅“山口差……来贺”，副帅“福岛差人来贺”。此外还有日本军官桥口、川岛、坂田分别来贺，坂田还“送洋酒等件”。
初二，又有日本柴五郎中佐来贺；德文翻译官程遵尧来谒。
初三，日本军官桥口“差人修理自行车”，德国公使穆德来函。
初四，来拜年者中有人告诉载沣朝廷已答应列强“惩办祸首”的要求及“祸首”名单。
初五，德国公使穆德“来贺年禧”；日本军官派兵修理自行车，并求书字，当即写下“天气清朗”四字相送。即日起，醇王府门口看守改设洋兵二名，巡捕（即由日本训练的中国警察）五名。
初六，载沣“出门。至坂田处，赠彼对联。庆邸等处道喜……从此和局大定，待议赔款矣。”
初八，日本管制当局负责人“桥口来静街一信”，通报他要处决要犯实行局部“戒严”。日本军官“寺本来府”。听闻“惩办祸首”名单中的启、徐二大臣今日处决。
初九，“同至坂田处用东席，晚间，日本教育会金子弥平……来……并呈五微韵诗一首。”
初十，“日本坂田……来谢步。陆军工兵少佐渡边松雄、步兵大尉首藤多喜马来，同赠洋点心、果子，并请余写对联，旋写之。”
十二日，“派……往九条胡同坂田处，送所写给渡边……对联各副。柴五郎差……来送地图……”
十三日，“日本佐佐木……进见，求字。旋面写给各数张。”
十四日，“同拜柴五郎，未晤……送柴五郎吃食……”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八国联军统帅瓦希德过生日时，前一天，载沣派人至南海，“送大帅礼”；当日，“同六、七爷（载洵、载涛）至南海祝瓦（德西）帅寿。荫午楼同行往，并观洋马等艺”。
仅从上述可以看出，载沣对给皇室、国家和他本人带来浩劫的八国联军丝毫没有敌意，相反，却视同朋友，亲密交往，仿佛他们不是占领军，而是受邀前来做客的亲友。
载沣为什么这样？有什么目的？是发自真诚还是故意伪装？
看不出载沣有什么政治目的。倘若是有私人目的，他何以毫不避讳？事实上他的这些活动，作为大清帝国谈判代表的庆亲王奕劻乃至李鸿章多多少少是知道的，载沣常常到庆亲王府中请示汇报，也和几个日本人去拜访过李鸿章。
既然如此，说他是伪装似乎也解释不通。
那么，是不是载沣认为大清帝国确实有对不起列强的地方？就像有些人说的，盲目排外，杀害传教士甚至外交公使，才引发了列强的入侵，罪在煽动排外的那些“祸首”。
似乎也不是这样。“庚子之乱”后，精英阶层确实有不少人对煽动排外的顽固保守派很反感，但载沣不是这样的。他对“祸首”并没有抱怨的表示，相反，当听到“惩办祸首”的决定时，很少发感慨的载沣禁不住感叹：“水火既济，已矣乎！”实际上对所谓的祸首是同情的。比如其中“滢二哥”即六伯父奕□的次子载滢，在惩办名单中，载沣与他交往如常，终载滢一生都没有中断，直到他去世后，逢年过节或者寿诞，载沣还会去看望“滢二嫂”。
这样看来，载沣与洋人这样欢洽相处，除了好奇心外，就是他这个人没有敌我意识、更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
载沣，是一个心中没有仇恨的人。
此时的大气候是在剧烈的改弦更张中，决策层率皆由盲目排外到一味求和睦友。所以，尽管载沣的那些活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是是非不明、敌我不分，甚至有“通敌”嫌疑，但是并没有言官弹劾他，也没有谁提出异议。西安“行在”反而接连给他任命了几个头衔：二十六年十二月授内大臣；二十七年正月授阅兵大臣、二月授管理镶红旗觉罗学事务、四月授正蓝旗宗室总族长。当然，这些职务，并不是因为载沣的表现，而是亲王例授的，限于八旗或者宫廷内部事务，还不属于政治性的。
载沣没有政治目的，但是不代表与他交往的洋人没有目的。正是看中了他的身份和对洋人的态度，德国公使穆德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期然使载沣捞取了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
因祸得福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元1901年7月12日，永定门车站。18岁的醇亲王载沣衣冠齐整，在十几位参随人员簇拥下稳步走来，德国军队列队奏乐，日本训练之中国巡捕队排队侍送，恭亲王溥伟、户部侍郎叶赫那拉·那桐等王公、大臣及各部门官员数十人；德国、荷兰、日本驻华公使，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等数十名外国人前来送行，“握手话别，情意殷殷”（载沣日记中语）。
这是欢送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的场面。
场面虽然隆重，情意或算“殷殷”，使命却堪称屈辱。
原来，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大阿哥西逃后，即派庆亲王奕劻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当年十月初六（12月27日），清廷接受了列强提出的十二款《议和大纲》。其中第一款就写明“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中国皇帝致惭愧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
立碑一事，清廷爽快答应，但关于赴德去“谢罪”的亲王人选却久拖不决。
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亲王中还没有一个人出过国门，何况这不是一个好差事，是去“谢罪”的，本身就带有羞辱性质，而且态度也很难拿捏，硬不起，软不得。硬了，德国人不会接受，找碴儿生事，可能惹下大麻烦；软了，国人不会接受，搞不好会成为发泄对列强侵占首都、政府步步退让政策不满者的出气筒，被骂为卖国贼。
再则，去德国要远涉重洋，实在太辛苦。养尊处优的亲王们想想心里都会打战。
当然德国也有盘算。谢罪固然是对大清帝国的羞辱，但仅仅停留在羞辱层面上未免太狭隘。列强试图瓜分中国，德国相当积极，它也希望通过此举，培养“知德派”，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比如售卖军事装备等。
正是在与载沣交往中，德国公使穆德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觉得此人是好打交道的人，符合他们的标准，于是，正式向清廷提出了请醇亲王载沣出任“道歉专使”的建议。
很可能穆德事前和载沣谈到过这个想法，载沣也可能抱着两可的态度，大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节前后，穆德的提议转报到了慈禧太后的“行在”。
慈禧太后否决了这个提议。理由是“载沣年幼，不谙交涉”。无奈德国公使说这样才更能体现中国的“诚意”，就是不让步。被列强吓破了胆忙于自保的慈禧太后也只好答应，只是要求改“道歉专使”为“头等专使”，德国同意了这个意见。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载沣已经从德国人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四月十九日（6月5日），西安“行在”以电报颁旨，授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大德国，敬谨将命”，并任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精通德语的正白汉副都统荫昌为侍郎衔参赞随同载沣出使。
这个消息一公开，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立即发出邀请，希望醇亲王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前一段，在与德国、日本占领军频繁交往过程中，美国也曾来函，有与载沣接触的愿望，载沣以来函是英文为由退回了。这次美国发出邀请后，他认为“于势不能不允”，并预料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遂奏请西安“行在”训示。五月二十一日，西安“行在”颁电旨，载沣可以访问美国、日本，以重邦交；英国、比利时如有此意函请，亦可准行。慈禧太后还训示载沣直接从北京出发，不必到“行在”请训。
载沣一行五月二十七日从北京乘火车至天津，次日乘招商局特意从上海派来的“安平”号轮船放洋。三十日抵上海，六月初五换乘德国“拜安”号轮船，经浙江、福建、广东海域，在香港稍事停留后，于十一日继续南行，经马六甲海峡，过苏伊士运河，七月初九在意大利那波利（即那不勒斯）登岸。
这时，遇到了麻烦事。驻德公使派员来向载沣报告说，德国所定觐见礼节，要求参随人员跪叩。无论是中国驻德公使还是北京的谈判代表奕劻、李鸿章都认为，此外交礼节为中外所无，断难接受。载沣“当即图应付之策，以全国体”。为此事，不得不暂停入德计划，以身体不适为由，在瑞士西北边境靠近德国的巴塞尔停留。
原来，在载沣启程前，驻德公使吕海寰曾向德国外交部询问会见礼仪，德国方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载沣即将到德国时，突然通知吕海寰：“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递书，致颂。其参赞随同入见者，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节叩首。”吕海寰听闻后，马上向德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德皇坐着会见中国鞠躬的亲王，并且参随人员还要下跪叩首，实在是无礼的要求，万万不能接受，甚至说出了“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的决绝之语。
以载沣与日本、德国占领军交往情形看，他本人对德国要求的这套礼节，未必多么在意，但事关“国体”，既然外交人员提出事态严重，他也不好说什么，等待交涉就是了。
一时间，吕公使、载沣使团与中国西安“行在”、北京庆亲王奕劻间函电交驰，研究应对办法。慈禧太后指示吕公使说：“中国惩罪赔款，久已诚心谢过，特派亲王出洋，本欲重修旧好……乃德主坐见尤于邦交之礼未协，务望设法电达徳外交部，切实力争为要。”
德国方面摆出强硬姿态，不肯更改礼节，甚至通知中方，如果更改礼节德国皇帝将拒绝接见载沣，双方僵持不下。
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决定做出让步，虽指示吕公使继续与德国外交部交涉，“磨得一分是一分”，但又明确表示如“切实不能挽回，应与照会议明，此次专使原为道歉，姑为通融酌允，以后仍按照各国通行之礼，不得援此为例”。等于要以“下不为例”下台阶，答应德国的要求。
奕劻和李鸿章则仍然要求继续交涉，认为德皇坐受国书尚可容忍，参赞跪拜绝不能同意。老练的李鸿章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载沣会见德国皇帝只带翻译，其余参赞或托病或暂避他地，避免与德国皇帝见面。同时，北京的议和大臣还以会见礼节未商妥为理由拒绝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意在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对德国政府施压。载沣的参随人员中，荫昌曾经和德皇威廉二世同学过，两个人关系不错，他也从中积极向德皇求情。
经过一番交涉，德国方面态度软化。德国外交部确认，德皇同意接见载沣使团，递呈国书时可只带参赞荫昌一人作为翻译，免去跪拜礼，都行鞠躬礼。
得到报告，载沣乃于七月二十日晚离开巴塞尔前往德国，次日抵达波茨坦，德皇派大礼官迎接。
抵达德国的第二天，七月二十二日（9月4日）中午，载沣在荫昌的陪同下来到德国皇宫，向威廉二世行三鞠躬礼，递呈国书，宣读致辞。大意是说，敝国去年乱事的酿成，责任乃在于误国的庸臣，并不是我们大皇帝的过错。不过臣民有罪，皇帝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深感抱歉。现在幸喜议和即将订好，笼罩在两国之间的云雾就要散去，而变得天朗气清了。祝愿我们两国永释前嫌，增进友好云云。德皇十分傲慢，不仅坐受国书，发表答词时也没有起立，答词措辞又颇严厉，有“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之语。不过在载沣看来，这即可谓“大局保全，国体无伤”了。礼成，德皇派马队两百名护送载沣回下榻处。随后，德皇亲自来到载沣下榻处回拜，坐谈约半小时。
当日下午，载沣参观了德皇威廉一世行宫。次日，又在德国方面陪同下到附近的操场阅操，会见德国外交大臣。二十五日，载沣在柏林参观了德国帝国议会。在随后的近二十天里，载沣在德国各地参观游览，其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宴请了载沣一行，并赠送其头等红鹰宝星。德国外交部也设宴为载沣洗尘。至八月十七日启程归国，载沣在德停留近一个月。
自五月二十七日（7月12日）出京，到十月初六（11月16日）抵京，顶着炎炎烈日而去，迎着凛冽寒风而归，载沣结束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出国之旅。
没有“庚子之乱”，就没有载沣德国之行；德国之行是为专门道歉而去，对大清帝国乃是羞辱性质，国家形象无疑受损，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对载沣个人而言，可谓因祸得福。
首先，载沣正式亮相，中外闻名。此前，载沣尽管有亲王头衔，但从未涉足政治，可以说还是一个乳臭未干、默默无闻的小王爷；而此次出访，中外新闻界、外交界广泛关注，大量报道，大清帝国醇亲王载沣已经闻名中外，甚至有人吹捧说“从今一代擎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给人的印象是，大清帝国一代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其次，获得了一笔政治本钱。载沣此次德国之行，虽然开始德国有羞辱中国的意图，但“礼成”后，又给予他很高的礼遇，热情的接待，显然有意培养与载沣之间的感情，使之成为亲德者。载沣对德国历史和现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也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有好感。加之，他早有交往、关系不错的朋友荫昌又留下来接替了驻德公使的职务，从中沟通，载沣与德国政界建立了紧密联系。此后的几年间，德国驻华公使与载沣保持着密切沟通，每到中国旧历新年，总会前去醇王府贺年，载沣结婚时，德国公使也前往祝贺（其他国家公使则没有），德国政界、军界访华人士，也总是要与载沣有所接触。可以说，载沣与德国确立了特殊关系。这一点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实际上却很不简单。因为，背后是不是有某强国的支持，是人们评判政治人物是不是有实力的重要指标。“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有德国后台，某公有日本后台……”溥仪回忆中的这个说法就印证了这一点。
再次，增加了阅历，开阔了视野。按照规矩，王公非有使命几乎不出都门，更不要说出国了。载沣是王公中第一个出国的人。此行虽然只去了德国，可是沿途经过了不少地方。在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都停留一定时间，在科伦坡、亚丁、埃及赛得、意大利之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瑞士巴塞尔等也有停留，在德国更是去了不少地方，参观了皇宫、议会、外交部等政治设施；观看德军操练，参观军校、军工厂等军事设施；参观商店、消防局、邮政局及照相馆等民生设施；参观煤矿、盐矿、化肥厂、酒厂、电机厂、造船厂等经济设施；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画廊、游乐场等文化娱乐设施；游览了名胜古迹。载沣此行接触的人也非常多。出国前，与八国驻华公使走访拜会；在上海，与驻沪各国领事会见、宴请；在香港，与港督及驻港各国领事会见宴请；在新加坡，与总督会见，与华商聚会；在科伦坡及其他城市、港口，也与当地政府和德国驻当地领事会见，在德国接触到的人就更多了，见到的新事物不少，比如苏伊士运河的管理及经济效益，就令载沣大为感叹。总之，载沣做到了圣旨所要求的“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
最后，令大清帝国一言九鼎的当家人慈禧太后刮目相看。慈禧太后当初反对派出载沣的理由虽说是外交辞令，但也多少表达了她的真实想法。毕竟载沣才18岁，涉世未深，能不能担负如此重任？会不会闹出什么笑话？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结果是，载沣表现出了这个年龄的人难得的沉稳，顺利完成了使命，就连德国人也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而且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载沣接触过大量中外官员、各色人等，不仅没有出岔子、闹笑话，还因为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简朴作风赢得在华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对此，慈禧太后自然甚为欣赏。当然，也不仅仅是欣赏，也有担心。
以上几点不能说是载沣深谋远虑、刻意追求的，只是不期而至的收获。
德国之行对载沣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他上台伊始接连采取的令人震惊或者不解的举措，背后都有受到德国政治、历史影响的痕迹，关于这一点，以后会谈到。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问：出发前，慈禧太后不是指示载沣访问美国、日本，英国、比利时若邀请也可以去访问的吗？载沣怎么直接就原路回国了呢？
当然不是载沣自己决定回国的，是接到了慈禧太后要他从德国直接归国的命令，才放弃到访他国的。
出发前的确有不少国家邀请载沣到访，载沣也已决定离德后访问美、日两国，为此，在随员中另外配备了英文、日文翻译。
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又要求载沣取消原定计划呢？
难道，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吗？
确实有隐情。
外交无小事，已经制订了的访问计划突然取消，必定有内幕。
实际上，当得到载沣直接回国的消息后，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猜测个中缘由。但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
指婚时机耐人寻味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月5日），保定府清苑县城，西逃一年多的慈禧太后自西安经开封返京途中，临时驻跸于此。
载沣也是随行人员之一。他自德国回国，尚未到京，就接到了懿旨，命他到河南开封接驾。在抵京十日后，载沣即启程南下，于十月二十九日（1901年12月9日）在开封觐见慈禧太后，十一月初四随驾启程北上，经过二十多天，来到清苑县城。
这天中午，总管内务府大臣继录面奉懿旨：将大学士荣禄之女指为醇亲王福晋。
荣禄之女是指苏完瓜尔佳·幼兰，她比载沣小1岁，年龄上倒是很合适的。荣禄48岁时得此女，宠爱有加，视为掌上明珠，慈禧太后也很喜欢她，经常召她进宫陪伴，承欢膝下。万千宠爱，加上耳濡目染，养成了幼兰姑娘刚强、有主见、敢作敢为的性格。
难道，真如外电所猜测的那样，慈禧太后下令载沣终止美、日之行，就是让他赶快回来结婚生子的？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王公亲贵的婚姻，往往带有政治姻缘意味。与其说是年轻男女间的结合，不如说是两个家庭、家族间的结合。更具有指标意义的不是男女青年本身是不是才貌相当，而是他们的家庭地位如何。
我们知道，一年多前，慈禧太后曾经给载沣指婚，不久女方遭遇“庚子之乱”而殉难。上次指婚是福懋之女，福懋名不见经传，指婚可以说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特殊意味。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能说明当时慈禧太后对载沣并不看重，甚至有故意贬低的意味。这不难理解，当时慈禧太后已经选好了光绪帝的替代者——大阿哥溥儁，醇亲王这一支，自然要冷落。
而这次，仅仅一年半后，指婚对象却是炙手可热的荣相国之女！
指婚的时机，也耐人寻味。
给载沣指婚，与废除大阿哥之举几乎同时。
某种程度上说，引发“庚子之乱”的导火索是慈禧太后欲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立大阿哥就是欲废光绪帝的缓兵之计。不料此举竟然带来滔天大祸，差一点就动摇了慈禧太后的地位。既然端王载漪已列入“惩办祸首”名单，他的儿子不可能继续做大阿哥。所以，废除大阿哥只是时间问题了。
早在今年正月初八，尚未接到赴德使命时，载沣就听到西安传出的消息说，慈禧太后在寿庆后，大阿哥受责四十大板，实际打三十一板。原因是溥儁对宫女无礼。
无疑，这是慈禧太后在为废大阿哥找台阶、发信号。
果不其然，十月二十二日，载沣正在南下迎驾途中，看到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著将大阿哥溥儁撤去大阿哥名号，并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辅国公）衔俸，毋庸当差。
废除大阿哥，表明慈禧太后已不得不保留光绪帝的地位，而这又和外电对载沣之奉召回国原因的猜测吻合了起来。
这时候，一则外电猜测的消息正广为流传，说光绪帝已年过三十，结婚十多年而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之所以急于让载沣回国，就是要他赶紧完婚生子，以便继承皇位。
难道是巧合？废除大阿哥，给载沣指婚，接连的动作，正好印证了这个猜测。
可是，载沣结婚是翌年八月二十九日，就是说，从慈禧太后命他回国到正式结婚，过了整整一年。如果载沣按照原计划访问美、日两国，也不过多花两三个月时间罢了，显然，外电的猜测未必道出了真相。
命载沣取消美、日等国之行提前回国，西逃回京途中废除大阿哥和随即迫不及待地为载沣指婚，这三件事确实有内在联系。
要解开这个谜，就要从载沣的岳父荣禄这个人说起。
荣禄，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他比慈禧太后小1岁，比载沣的父亲大3岁，比载沣大47岁。荣禄虽不是皇族，但出生于一个“忠义”之家。祖父在平定回疆动乱时殉国，伯父长瑞、父亲长寿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龙寮岭之战中双双殉国。对于“烈士”后代，制度上有照顾，可给予“荫生”资格，称“难荫”。荫生名义上要入国子监读书，实际只需经一次考试，即可给予一定官职。荣禄即由此踏上仕途。他的仕途远说不上顺利，曾两次遭受打压，前后有二十年的时间处于被排挤状态。
荣禄与醇亲王家族有渊源，曾经做过第一代醇亲王的下属。当年他因得罪户部尚书肃顺差一点丢了性命，设法以捐输军饷的名义花钱买了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闭门闲居以避祸。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肃顺后，荣禄攀上了醇亲王奕。此时奕受命创设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神机营，荣禄以其先世所遗阵图献之，奕大为赞赏，把他派到神机营当差，充翼长，兼专操大臣。从此两个人建立了亲密的朋友关系。
虽然在同治末年荣禄已受到重用，升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时人谓御前大臣尊而不要，军机大臣权而要，内务府大臣则亲而要，但是不久他就遭受打击，蛰伏了十六年之久，所以真正大红大紫是在年过花甲以后。
经过二十余年的官场沉浮，荣禄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想保住已得的权位并获得更高的权位，就必须获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从此，效忠慈禧太后，就成为荣禄为官处世的最高准则，一切以她的意志和利益为旨归。
戊戌变法时，荣禄已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此所谓“身兼将相，权倾举朝”，被视为“后党”的核心人物和首要代表。已经归政光绪帝、在颐和园退休养老的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依靠的就是荣禄之力。向慈禧太后密报康梁新党要围园杀后消息的是他，实施政变控制局势的，也是他。
可以说，戊戌政变中，荣禄是关键人物，提供情报、参与决策并负责具体实施。如果按照帝制时代的规矩，皇帝（或者皇权持有者）不承担具体责任，责任应由宰相承担，那么，戊戌政变的第一责任人就是荣禄其人。
经过此番政治风波，慈禧太后对他信仗之深、眷顾之隆，已无人可比了。此后，废光绪帝、立大阿哥的密谋，也是慈禧太后与荣禄一起策划实施的。
荣禄政治上应该属于中间偏保守立场。戊戌变法时，他在与康有为对话中，曾明确声言“祖宗之法不能变”。在他看来，“富强之道，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其它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但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荣禄又与极端保守势力有所不同，在慈禧太后为决定和战方针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等人首先“请攻使馆”，荣禄以“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为由表示反对。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第二天又召集枢臣会议，荣禄在会上力劝慈禧太后勿攻使馆。慈禧太后不但不听，反而对荣禄严厉申斥，还强令他担任围攻使馆的总指挥。荣禄不敢违令，他调遣军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但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实际上奉行的是阳奉阴违留有后路的策略，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致使使馆被围攻56天而未能攻下。
久经考验的忠诚部下，至此紧要关头居然立场不稳，令慈禧太后对荣禄产生了不满。西逃时，她不让荣禄护驾，而是命他留守。八国联军入京，荣禄躲到了保定。
当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后，荣禄向他和庆亲王奕劻提出了议和底线：只要不追究慈禧太后的责任，不逼迫她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随后，他便经石家庄赶赴太原，向驻跸于此的慈禧太后报告一切。
除了议和底线令慈禧太后甚为感动外，对各国使馆明攻暗保的做法，也让她捞到了救命稻草。事实上，慈禧太后正是以这个借口来替自己辩护的，如果她真的想进攻使馆，何以两个月都攻不下？她实际上是要保护外国人云云，证明“庚子之乱”自己没有责任，列强要求“惩办祸首”，无论如何惩办不到她头上。
对各国宣战也好，斩杀反对宣战和进攻使馆的大臣也罢，难道是载漪及一批大臣所能够决定的？罪魁祸首正是慈禧太后本人。这是中外皆知的。当李鸿章与列强谈判要求减少“祸首”人数时，德国代表就说：“我也知罪魁只有一人，如能办罪，其他皆可不问。”此言一出，李鸿章哑口无言，不敢再辩。最后列出一长串名单，包括载沣五伯父的两个儿子载漪、载澜，六伯父的次子载滢，堂孙、山西巡抚毓贤及若干大臣，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圈禁的圈禁，算是给列强交了差。
慈禧太后规避责任的唯一借口，就是外国使馆五十六天都没有被攻下还送瓜果米面一事。不能不说，荣禄立下奇功。这一奇功不是为国家立下的，而是为慈禧太后个人立下的。所以慈禧太后对荣禄更加信任、倚重，所谓“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的忠诚固然令慈禧太后满意甚至有几分感动，但是现在的局势与以往不同了，仅凭一个荣禄未必就能掌控局势。当她对列国宣战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这些最有实力、最富庶地区的督抚，居然搞起了“东南互保”，虽然事后她不得不对他们表示嘉勉，内心毕竟不是滋味。更为重要的，虽然列强已经承诺不追究她的责任，不逼迫她归政光绪帝，但是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谁能保证这个承诺永远不变？
况且，光绪帝是成年人，为什么不能亲政，还要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训政？而事实证明，训政的绩效实在太差，惹出这么大的祸端，赔款本息就达近十亿两白银，臣民对她，谁还会心服口服呢？慈禧太后底气不足，自信心严重受挫，心里并不踏实。万一列强与东南的督抚们里应外合，要求她归政光绪帝，她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还有康梁辈流亡人士，抓住机会在海外大肆活动，致函列强各国领导人，宣称希望排外的慈禧太后和端王等谋臣“全部受到有盟国强大援助的皇帝陛下的应有惩罚”，呼吁列强借此机会“使光绪皇帝复位”。
而恰在此时，载沣以皇弟身份和中国大皇帝特使的名义在德国受到超高的礼遇，如果再到访美、日等国，势必拉抬光绪帝的地位和影响力，无形中就增加了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的压力。
所以，必须终止载沣的出国之旅。正好德国也不希望载沣顺访他国，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太后遂顺水推舟，以载沣“水土不服”为由，命他从德国直接回国。其实载沣并没有水土不服，他很适应，就连海上航行时众人皆晕船，第一次坐船的载沣却没有任何感觉。
可以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为确保自己的权位采取的防御之举。
仅仅消极防御是不够的，还要主动出击。
既然“庚子之乱”是源于废光绪帝之议、立大阿哥之举，那么消除外国人的疑虑，就从这里入手吧。
既然外电猜测命载沣回国是为了让他早日结婚生子，那么就利用这个说法，迫不及待为载沣指婚。
指婚之举，时机选择在回京途中、大阿哥被废之后、要载沣结婚以便生出皇位继承人的传言正盛之时。
这是一箭双雕之举。
首先，以此给外界发出这样的信号：光绪帝的地位不会动摇，不仅不会动摇，还要他的弟弟早日生子，成为皇位继承人。两年前犯的错误已经主动改正，列强也好，东南的督抚们也罢，就不必纠缠皇家的这件“家务事”了。
这件事，必须在入京之前办妥，慈禧太后才放心。
其次，以此表明，绝对忠诚就会有大的回报。也就是说，指婚是给荣禄的犒赏。既然默认给载沣指婚是要他生子继承大统的，那么就等于说荣禄之女幼兰将成为未来皇帝的母亲，荣禄有朝一日会成为皇帝的外祖父。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要载沣结婚为皇位生育继承人，载沣属于“铁帽子王”，那么未来荣禄的外孙也可以承袭亲王爵位，这也是很大的荣宠了。
慈禧太后的用意还不止于此，她有更深远的考虑。
既然外界纷传有所谓“帝党”“后党”，既然光绪帝或者醇亲王一支若存有芥蒂，莫过于戊戌政变囚禁和随后谋废之举，那么，现在通过婚姻，把这两件事的责任人、“后党”的首要分子荣禄与醇亲王一支合为一体，将来光绪帝或者醇亲王一支要翻案、清算的话，兄弟、夫妻、父子间就有可能先要闹翻；外人想做这篇文章的话，就有挑拨兄弟、夫妻、父子、母子矛盾之嫌，方方面面势必投鼠忌器，不得不掀过这页历史。这样的话，慈禧太后身后，也会是安全的。
载沣多半不会揣测到慈禧太后的心机，他可能相信这是最高领导人对他高看一眼的表示。毕竟荣禄是国家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幼兰又为慈禧太后所宠爱，指婚于他，是莫大荣耀。
但是载沣也有一个难题：在初次指婚的姑娘“殉难”后，载沣已是“大龄青年”（一般18岁结婚），且两宫西逃，一时不可能顾得上为他再指婚，急于抱孙子（迄今为止醇王府尚未有第三代出生）的生母刘佳氏，便私下里托人给载沣订了亲事，已放过“大定”。这是今年正月里也就是太后为他和幼兰指婚十一个月前的事，载沣日记也有记载。说不定在迎驾途中，载沣心里还在盘算回京后何时迎娶新娘的事呢！
亲贵婚事按制要经过批准，以载沣的身份，他定亲的事一定会汇报到慈禧太后那里。就是说，慈禧太后应该知道载沣的这门婚事。但是推翻一门婚事是小事一桩，她根本不必顾忌。
载沣也别无选择，太后指婚的懿旨，是当着恭亲王溥伟、内务府总管等很多人的面宣布的，载沣本人也在场。他唯一的表示就是叩头谢恩。
如此说来，让载沣之子继承皇位，早在慈禧太后去世七年前已经定案？
不能这样认为。不要说此时谁也不敢保证载沣是不是有生育能力，会不会有儿子，即使将来有儿子，也不能保证慈禧太后的态度不会发生变化。兴师动众隆重举行立太子仪式、郑重昭告中外以后再废除的事，屡见不鲜，何况慈禧太后并没有明确说指婚就是要载沣的儿子将来继承皇位的话？她此时民心大失、威信大跌，担心自己的权位不保，指婚并默认外界盛传的为了生育继承人的说法，只是慈禧太后自保的权谋而已。
当然，不能不说，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这也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
一切，要看形势如何发展，要看载沣表现如何了。
身份特殊是优势也有局限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902年9月29日，醇亲王府，“夜子初发喜轿”，由桂二舅母——慈禧太后的二弟媳前去荣禄府邸，迎娶新娘。翌日寅时——黎明前，迎亲喜轿到府。19岁的载沣与18岁的幼兰举行了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隆重婚礼。
这一天，离两宫回銮整整九个月，离慈禧太后指婚，则超过九个月了。这期间，要悄悄向订好的那门亲家退婚；荣禄与桂二舅亲自出面“拴婚”；选择吉日，筹备婚礼，完成一系列仪式，相当烦琐。
大清帝国皇弟和二号人物荣相国的大喜事，中外宾客免不得纷纷前来祝贺。只不过，外国人并不多，只有德国公使穆德来了。载沣与德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在外界的观感中，自今日起，载沣正式开始履行大清的当家人赋予他的使命——“造人”，为皇家生育继承人。
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个观感，此后的五年里，载沣可以说几乎是无事可做，好像就是让他专心致志于完成“造人”计划。
当载沣出使德国受到中外舆论赞誉时，似乎他可能因此引起慈禧太后的垂青，受到重用。但是，事实上，此后的五年里，载沣并没有被重用，甚至看不到被重用的迹象。
漫长的五年时间里，载沣基本上只是履行亲王或者奉命代替（不仅他一个人奉命代替）光绪帝行使一些礼仪性事务，如到东、西陵祭祖，拈香祈雨，等等。包括上朝，也是王公的例行公事，属于礼仪性的活动。单独见到慈禧太后的机会，未必有他的福晋幼兰更多。
此外就是履行八旗内部管理事务。此前他先后被授管理镶红旗觉罗学事务、正蓝旗宗室总族长、正白旗汉军都统头衔，这些相关事务他也介入不深，履行程序而已。
如果说有什么算得上政务活动的话，也仅仅是奉命到英国使馆代表皇帝祝贺英王加冕，或者在西历新年时到德国、日本使馆贺年，或者接见来华访问的德国亲王。
在这五年间，载沣仅仅增加了一个新头衔：派管新营房城内官房事务。清制，京师城外各按八旗方位建立营房八处，每旗一处，每处房屋460间，以供守卫内城九门的满、蒙、汉兵丁驻宿居住，谓之“新营房”，统由管理新营房大臣管辖，载沣只是管理城内官房事务，没有什么实际职权。
也怪载沣和他的福晋幼兰不争气，结婚四年了，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比他结婚晚的六弟载洵已经生育好几个儿女了，甚至小他4岁的幺弟载涛也生育两个儿女了，幼兰还没有怀孕。一度，可能连载沣本人也误认为他像自己的二哥光绪帝一样没有生育能力呢！
总算老天开眼，载沣在结婚的第五个年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906年2月26日，午时，福晋幼兰头胎诞下一子，慈禧太后赐乳名午格，光绪帝赐名溥仪，载沣为其取字曜之、号少涵。
也许是巧合，十二天后，载沣就得到了一个新职务，慈禧太后懿旨：派醇亲王载沣管理锐健营事务。
锐健营号称八旗精锐。当年，乾隆帝受到八旗西南平乱攻城不下的刺激，担心“承平日久”，八旗部队战斗力下降，借此机会命于西山之麓，设石碉，挑选八旗子弟中的精干，训练士卒云梯攻城，由此一直延续下来，后又增加鸟枪、骑射、相扑、舞鞭、舞刀、抬枪，并在昆明湖操演水战。时过境迁，其使命已由过去充当攻城先锋，变为八旗部队中拱卫首都的骨干力量。
载沣的新职务，就是以王公身份充任这支部队的统帅，但并不真的管理具体营务，也不住在营内。由于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新军异军突起，所谓精锐如健锐营者，也徒有其名罢了。所以载沣的这个新职务，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基本上可以看作王公亲贵例行兼差，至多表示最高领导人对其有相当信任度而已。
可以这样说，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一年半时间，载沣都没有担任过政治职务，如果称他为“政治素人”，也不为过。
目前为止，说慈禧太后并未刻意培养载沣，应该是事实。
当然，慈禧太后也有自己的苦衷。
从大的背景说，帝制中国自唐宋以降，就是“皇家与士大夫共天下”，即皇帝掌舵，读书人出身的精英分子辅佐，共同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明代更确立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有资格进入中枢的，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经过点翰林的更高层次的教育。与此相关的是，皇族亲贵不能参与、干预政治，甚至不允许住在首都。清代是异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心，如果完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势必是汉族读书人掌握中枢，所以大的制度框架虽然取法前朝，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并不为其所用。如荣禄就没有经过科举考试更没有进士、翰林“学历”就入了内阁。即便是这样，宗室也基本上不入政界、任文职。乾隆帝对皇族宗室采取的是严密防范政策，有许多禁令。嘉庆帝时虽有王公任军机大臣的事例，也是临时差遣，属于帮忙性质，忙毕即撤。慈禧太后掌权后，以女主居深宫而掌天下，按照她自己的说法，不得已需要皇族亲贵参与机务，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破坏，即使是在本朝也属于非正常状态。对此，慈禧太后是清楚的，也是心虚的。“庚子之乱”前，慈禧太后可以肆无忌惮；“庚子之乱”后，地方的离心力不断增大，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双重压力骤增，特别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排满作为口号，刻意夸大满汉矛盾，声称清廷的所谓新政、所谓预备立宪，都是为了“扩张满族政事上之特权”，面对严峻局面，慈禧太后对任用皇族亲贵，也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授人以柄。
客观上，载沣年纪尚小，20岁出头，但是身份特殊，是皇弟、亲王，即使想培养他，一时也难以安排。从历练的角度让他从郎中（司长）做起，或直接当侍郎（副部长），或在中枢做军机章京，或到地方当知府乃至总督巡抚，是比较好的，但是载沣的身份又决定了不能安排这样的职务；要安排，就必须进入中枢，成为数一数二的政务大臣。以载沣的年纪，也确实过于急切了，况且自荣禄在载沣结婚次年去世后，庆亲王奕劻即以首席军机大臣身份参与机务，再让载沣加入，确实容易让排满的革命党找到攻击的把柄。
但是，以慈禧太后的个性，如果她认为有必要，也未必会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所以，没有刻意培养载沣，还有慈禧太后主观因素，即他对载沣是有戒心的，因为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这个皇弟身份限制了他。
慈禧太后的戒心，还是缘于不伦不类的两宫模式，缘于慈禧太后的心虚。她没有理由不归政，可就是不归政，依赖的不是制度，是臣下对她的私人效忠。如果载沣进入中枢，在两宫之间，他选择亲近光绪帝是必然的。中枢大臣们为留后路计，也会让载沣三分，这势必壮大亲光绪帝的势力，对慈禧太后是一种威胁，她不能不防。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反正载沣一直没有历练从政的机会。他第一次介入政治，是参与决定大清帝国未来政治方向的讨论。
政治态度获得认可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公元1906年8月25日，载沣赴设于东城毓公府的贵胄学堂听讲。
贵胄学堂是刚刚开办的、相当于是一所专门培养宗亲贵胄子弟的军校。载沣所在班共三十四人，名单中，恭亲王溥伟位列第一，载沣位列第二，他的弟弟载洵、载涛也在列，还有43岁的毓朗等人，这个班每日自未正刻至申刻（即下午1点至5点）在堂听讲。载沣是学堂的好学生，除有特殊情况请假外，自两个月前开办直到进入中枢特批不再听讲的一年时间里，他基本上都以到学堂听讲为主业。
就在这一天，载沣接到一道上谕：“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条陈各折件，著派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暨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阅看，请旨办理。”
原来，在内外强大压力下，慈禧太后为了挽救危局，准备全面启动政治改革，于去年（1905年）特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经过数月考察，五大臣回国后除当面陈情外，还一连上了好几封奏折，详加阐述。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强调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端方在洋洋万言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说，他这次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
载沣就是奉命与中枢重臣一起阅看这些奏折，讨论决定未来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中国要不要实行宪政，如何实行宪政。
一直以来载沣没有介入过政治，考察政治一事，只是在五大臣出使时被炸，载沣闻讯后到载泽府中探视，其他方面他似乎也没有关心过。所以，很难说他已有自己的立场，也未必了解慈禧太后的想法。
猛一接到谕旨，载沣很可能有些茫然。
当晚，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力主君主立宪的“泽兄”——镇国公载泽来找载沣，第二天又送信给他，应该是事先向他吹风，争取支持的。载泽与载沣同为嘉庆帝曾孙，是近支，他还是光绪帝皇后的妹夫、慈禧太后的侄女婿。但是光听载泽的解说，载沣还是不踏实，他赶紧“谒庆邸伯父请示一切”（载沣日记中语）。
奕劻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载泽的观点大体一致。
载泽和奕劻的态度对载沣产生多大影响不好说，至少让他对关乎国运的政治改革这一重大问题有所了解。
过了几天，七月初十（8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政务处大臣、邮船部尚书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鼐、王文韶、世续、那桐和北洋大臣袁世凯。这相当于决定国策的御前会议。奏对中，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对具体步骤，也有分歧。
载沣事前已经集中一天时间会同重臣看过端方等人的奏折，但是奏对时他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是说：“承旨派会同看折，悚惶之至。因受恩深重，实不敢辞，又不敢请添派王公，只得遵谕旨，与庆亲王奕劻等会同核议请旨。”
听了载沣的话，慈禧太后“高厚鸿慈，训勉备至”，要他主持再开一次会，继续深入研究“立宪如何宣布暨一切预备宪政各事宜”。
次日（8月30日），载沣在设于颐和园东宫门外南侧的外务部公所主持会议，继续讨论立宪问题。
这次会议发生了激烈争论。
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主张尽快实行宪政。奕劻说：“立宪一事，实在是有利而无弊的……今天举国的趋向在此，足见现在应该实施的政策，莫要于此。舍此而他图，便是触逆民意，便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袁世凯主张从速立宪，而且应该在地方推行自治，在中央则撤销军机处和旧内阁，先仿照立宪国家组织内阁，他提请各位注意时间和局势的紧迫性。徐世昌说：“逐渐变更之法，已经实行了很多年，并不见成效……应该大变，激发和团结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邮传部大臣张百熙支持他们的观点。连同载泽、端方等人，我们可称他们为立宪促进派。
大学生孙家鼐、瞿鸿□、协办大学生荣庆、兵部尚书铁良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观点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宪政或许是好的，但是中国远没有到实行宪政的时候，这事要从长计议；二是立宪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整饬纪律，反腐肃贪。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立宪缓行派。
具体操作上，大家都同意从改革官制入手，相当于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但改革重点、步骤分歧很大。袁世凯主张撤销军机处，设立由各部院首长组成的内阁，担负行政责任，铁良、载沣坚决反对。据《时报》在《京师近信》中载，在讨论中，载沣与袁世凯发生争执，欲拿手枪击袁，经人排解，风潮始息。此时新闻自由在不断扩展中，所刊消息是不是属实很难考证，但社会上有这样的传闻则是事实，足见辩论之激烈。据称辩论中，“有人言戊戌将见者”。弦外之音无非是说，主张立宪是假，夺慈禧太后的权、否定她的领导地位是真。这已经超出了正常讨论的氛围，上纲上线，用意恶毒。
载沣是会议主持人，又奉旨负责起草关于立宪的上谕底稿，他最后定了基调：“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从载沣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偏向缓行派立场的，即实行宪政或许是好的，中国也应该仿行宪政，但揆诸国情，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
会议结束后，促进派首要人物袁世凯提出晚上想去拜见，载沣以要回城为由“避辞之”。次日，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闽浙总督端方拜见载沣。端方是旗人，而且是旗人中为数不多的通过科举考试中举进入仕途的，不仅有才华而且很开明。他拜会载沣是不是受朋友兼亲家袁世凯的拜托说不好，但与袁世凯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劝说载沣站在促进派一边，至少是解释他们的立场，化解与载沣的矛盾。
但是，载沣并没有改变立场。直到上谕底稿已经起草完按程序上报了，他才礼节性地回拜了袁世凯和端方。
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这道上谕显然代表了慈禧太后的观点，而这个观点与载沣在重臣会议上的发言如出一辙。
拟旨本是军机处的职权，载沣并不是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却点名让他起草底稿，此举给人以她在这个问题上对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的立场不够放心的印象。或者，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载沣才与他一向尊敬的“庆邸伯父”拉开了距离。也可能，载沣本来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意识到慈禧太后不赞成奕劻的观点后，他站稳了立场，没有因为“泽兄”、端方等人的劝说而发生动摇。
不管慈禧太后让载沣参加这项关乎政权未来的重大国策的讨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最后的效果是，不期然成为对他政治可靠度上的一次考察。
考察结果，显然让慈禧太后感到满意。
但载沣第一次介入政治，只是临时性交办任务，前后也就是一周时间，上谕发布后，他并没有参与随后具体操作层面的设计，而是又恢复了此前的状态，继续在贵胄学堂听讲。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在完成预备立宪上谕底稿起草任务后两个月，又获得了一个新职务：正红旗满洲都统。相当于是八旗之一的正红旗十余万人的总管。这也是亲王例有的兼职，既不到旗的所在地巡视考察，也不具体处理日常事务，领衔而已。而且仍然是八旗内部的事务，不属于政治性的。
好在载沣没有参与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一操作起来，立即就引发了一场官场地震，“丁未大参案”骤然发生，搅动政坛风潮迭起。
载沣本是超然物外的态度，不料一纸懿旨，让他如同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差一点陷入政争的巨大旋涡。
查贪腐帮忙不添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旦节，中国的衙门也仿照西方放假，这是第一次放年假。年假刚过完不久，首都颇有发行量的《京报》刊发了一篇文稿，矛头直指当朝二号人物、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顿时轰动京城。
原来，按照预备立宪操作设计，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东北是大清发祥之地，一直没有设置行省，此次要改革官制，就派庆亲王奕劻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出关考察。经过考察，东北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分别任命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担任三省巡抚。
《京报》披露说，就在载振赴东北考察路过天津时，袁世凯的老部下、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段芝贵热情接待。一次载振在天津大观园看戏，见天津女伶杨翠喜而惊艳之。段芝贵遂以一万二千金将杨翠喜买下，并献给载振。
这看似一则花边新闻，实则弦外有音。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际，一个多月后，内阁大佬瞿鸿□的同乡、御史赵启霖就上了一道弹章，弹劾段芝贵以歌妓献于载振，又以重金为庆亲王奕劻祝寿，遂得署黑龙江巡抚。
按规矩，言官报来弹章，可以“留中不发”，即不理不睬，先挂着；或者拟旨查办。
赵启霖的弹章言之凿凿，且业经媒体披露，舆论哗然，显然不宜采取留中不发的方式处理。
于是，光绪帝奉懿旨发布上谕：“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此事，均应彻查。著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奏复。”
这天，载沣在贵胄学堂上课，接到这份上谕，想必他就像上次接到让他参与立宪问题讨论时一样，有些茫然；但这次更多的应该是感到棘手。
载沣未必了解内幕，但是仅就表面上的问题，就让他有抓到烫手山芋的感觉了。
以往，遇到什么情况，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往谒庆邸伯父请示一切”；可这次是要他查办“庆邸”的，自然不能再去找他请示，仅凭这一点，载沣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况且，要他领衔去查办牵涉到他一向尊敬视为导师的“庆邸伯父”、又为舆论广泛关注物议沸腾的贪腐案，他怎么可能不感到为难？
好在，另一位查办大臣孙家鼐相国状元出身、年过八旬、久历官场又人缘甚好，是位老成持重的蔼然长者，载沣总算还有个依靠。
接到上谕的次日，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年迈的孙相国亲自到醇亲王府与载沣碰头，研究办法。
孙家鼐在官场摸爬滚打已经五十年了，以他的阅历、对高层人事关系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绝对没有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而慈禧太后要求他和载沣查办，也意味深长。
稍有官场经验的人都知道，涉及这样的弹劾案，一般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加以分析判断。
第一点，弹章所指是不是事实。
第二点，言官出面弹劾，是他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人指授，动机是什么。
第三点，最高领导人批示查办，是想真查还是应付一下？换句话说，查贪腐，关键点不在于被查的人是不是真的贪腐，而在于为什么要查他，会不会真的要收拾他。
先看第一点。
庆亲王奕劻贪墨，是尽人皆知的事，早就为中外舆论所抨击了。
大清帝国官场远不能说清明，但军机大臣贪墨者反不多见。这是因为大权统于皇帝（皇权持有者）一人，军机大臣并无像前代宰辅般的实权。但奕劻以亲王之尊、领班军机大臣之位，是官员们攀附的对象，也是事实。奕劻固然是贪墨之徒，但比之于和珅，则未免夸大其词。正如知情者所说，“至凭借政权，垄断民间一切利益，或勾串外力，倒卖国家权利，彼等当时并未发明，且也无此能力也”。奕劻的贪墨，主要是收受京官和地方官的馈遗。其中有些属于礼金性质，有些则属于买官卖官的贿赂。因为按照惯例简任以上官员任命，由军机大臣请旨，故其略有用人之权，所以就有人愿意花钱贿赂。奕劻收受馈遗不知避嫌，多者万两，少者千两，银票以红封封之，谓之“备赏”，意思是请王爷赏赐下人用，奕劻则往往答以“你费心”，即收下。由于馈遗涉及官员多，加之其收受时“其技甚劣”，所以导致奕劻贪墨声名远播。
从奕劻的一贯表现推测，言官的弹章中所揭发的，应该八九不离十。
这一点，孙家鼐清楚，载沣应该也是清楚的。
再说第二点。
御史赵启霖是瞿鸿□的同乡。瞿鸿□是翰林出身，“庚子之乱”随銮西逃，成为慈禧太后第一笔杆子，此后屡获拔擢，身兼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内阁协办大学士，目前是汉大臣中地位最高的。他长期担任学术职务，历任多省学政，擅长文字工作，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态度保守，排斥政治改革。
所谓无利不起早，难道，赵启霖弹劾矛头对准奕劻，是瞿鸿□想扳倒这位首席军机大臣取而代之吗？
显然不是。在慈禧太后的权力布局中，首席军机大臣向由宗室亲贵担任，作为汉大臣的瞿鸿□不可能取而代之。
那么，冒如此风险弹劾奕劻父子，仅仅就是出于公心？还是弦外有音？
其实，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把这次弹劾看作孤立事件。很自然地会把刚刚发生的云贵总督岑春煊强行入京案与这个弹劾案联系起来。
瞿鸿□和岑春煊都是因“庚子之乱”中护驾有功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用的。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在当时的地方总督里有“北袁南岑”之称，他对袁世凯不服气，算是奕劻和袁世凯的政治对手。经过奕劻运作，岑春煊由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且特别明令“毋需来京请训”。岑春煊很不甘心，他一方面以有病为由迟迟不到任，一方面与瞿鸿□密谋，强行来京请训，以求事情有所转机。年后，岑春煊擅自进京“坚请入对”，在瞿鸿□的帮助下很快得到召见，他乘机向慈禧太后表明“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北京效力。慈禧太后念及当年护驾之功，调任他为邮传部尚书。还未上任，岑春煊就把矛头直指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在向慈禧太后谢恩时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坚决要求将其革职。慈禧太后居然采纳了岑春煊的意见，将刚刚通过贿赂奕劻获得侍郎宝座的朱宝奎革职，开创了官场史的先例——主官尚未到任即强行要求将副职革职。
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就发生了赵启霖弹劾奕劻父子之事。联想到率先披露此案的《京报》主笔汪康年是瞿鸿□的门生，两件事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瞿、岑联盟又要主动向政敌出击了。
言官也好、瞿鸿□和岑春煊也罢，虽然弹章中只字未提袁世凯的名字，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真正的矛头或者说主要打击对象是袁世凯。
对于这一点，孙家鼐心知肚明，载沣也应该略知一二。
就在接到查办谕旨前两天，先是有袁世凯首席幕僚之称的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次日是新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都曾去拜会载沣，他都拒而未见。这不符合载沣的行事风格。正常情况下，京卿或者地方督抚去拜访他（这样的事情并不多），他不仅会接见，还必回拜。何以这次拒见徐、岑这样的重要人物？显然，他已经知道这两派政治人物正在进行激烈的政争，所以才敬而远之，以免卷入其中。
最后看第三点。
反映奕劻贪腐问题，不是今天才有，慈禧太后对奕劻的贪腐，也不是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要查？或者说，这次要查，慈禧太后真的想拿下奕劻吗？或者，她想通过查办这个案件，达到什么目的？
慈禧太后阴鸷、多疑，对汉大臣不得不用，又处处提防，尤其善于运用驾驭术，让他们之间相互攻击、相互监视。所以，这次查办贪腐案，无非又是这样的伎俩。
按规矩，表面上说用人不分满汉，但实权要握在满大臣手中。太平天国横扫江南，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曾国藩起，汉人才开始握有兵权，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相继成为内外重臣，慈禧太后对他们始终是操纵利用又谨慎提防。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又积极致力于促成君主立宪限制皇权，引起慈禧太后的戒惧。这次关外改制的结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都是袁世凯的得力心腹干将。这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所以她不仅对岑春煊抗旨入京不予追究，还一再满足他的强硬要求，就是想利用岑春煊抑制袁世凯的。恰好言官又说段芝贵的巡抚是花钱买的，正好借机调整东北的人事布局，这才信誓旦旦宣布说要查个水落石出。
对于这一点，孙家鼐应该心中有数，载沣则未必有这个概念。
前述三点，是官场分析此类弹劾案的一般逻辑。孙家鼐未必会当面和载沣说明白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
相信见面切入正题后，载沣一定表示自己年轻阅历浅，只是弹劾案涉及宗亲，不能不由王公挂名，事还请老相国费心办稳云云。他们的态度也一定是要照实去查，而且查办本身要显示出公平、超脱。
载沣和孙家鼐经过研究，决定委托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两人前往天津办案。
印务参领是八旗都统衙门之属官，掌本旗奏章文移、档案、印务之事，大体上相当于旗衙门秘书长或者办公室主任。恩志是载沣任都统的正红旗衙门的参领，也就是他的下属；内阁侍读是翰林出身的文官，属于御用文人性质，归孙家鼐领导。再说得直接点，载沣、孙家鼐研究的结果是，委派他们各自的秘书前去天津实地调查。
恩志是自己人，送走孙相国，载沣当即就召见了他，应该是向他交代任务、提出要求的。
第二天（三月二十七日），载沣、孙家鼐召见恩志、润昌，除当面交代外，又向二人下达“札谕”：醇亲王、中堂孙札谕委派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天津调查事件，自备斧资，不得招摇。为此札谕。
办完这一切，载沣就到贵胄学堂听讲去了。
过了一天（三月二十九日），即接到谕旨的第四天，载沣又委派本旗参领奎兆赴天津，告知恩志、润昌：“如有端绪，急速回京。否则该二员酌核可一人先回，留一员在津亦可。”
显然，载沣急于想了解情况，以便控制查办程度的意思。正巧恩志二人派人回京禀报“尚无确据”，载沣让来人回去告诉恩志“急访，速回”。第二天，载沣还是不放心，又写了一道手谕，拟派下人玛克占翌日赴津，恰巧奎兆自津返京，报告了调查情形，次日（四月初二），恩志、润昌即回京交差，查办结果是“大致赵御史所参均无实据”。载沣与孙相国沟通后，立即电召有关涉案人马上到京接受问询。
四月初三，载沣与孙家鼐面见有关涉案人员，包括王竹林、杨翠喜之父母等共7人，“询之大致相同。杨翠喜实归王锡瑛处”，证明杨翠喜已被天津富商王益孙用3500元买去作为使女，并无赠给载振为妾之事；“王贤宾（竹林）实未措款给段芝贵十万金等语”证明王竹林并没有借钱给段芝贵，当然就不存在段芝贵行贿奕劻之事。
实地查访、当面询问涉案人员，各方印证基本一致。载沣与孙家鼐商酌后，即命起草奏折上报。
四月初五，载沣、孙家鼐上奏复命。这个奏折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涉及首席军机大臣、尚书、巡抚贪腐案，两名查办人一个是八旗衙门的属员，一个是从未有实政经验的书生，级别都很低。奉派后从去到回，连同路途，仅仅用了不到四天时间，即使这样载沣还一再催促他们速回。
显然，载沣和孙家鼐并不想深究。
但是程序上又让人无话可说。派出查办人员时明确规定“自备斧资”，就是不要天津方面招待，以示超脱；又亲自当面问询涉案人员调查了解情况，该做的，都做了；而且看起来还很超脱、公正，没有什么瑕疵。
应该说，赵御史弹劾所指，大体属实；但载沣、孙家鼐的调查结论也不是编造的，而是根据他们调查的情况如实上报的。
实际上事情一经披露，载振等人就采取了补救措施，把杨翠喜送了回去，并与有关人员串供，待载沣、孙家鼐派员调查时，已经不留痕迹了。
所以，载沣不想深究是真，但说故意为奕劻打掩护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完成使命后，载沣即抽身而出，继续他的听讲主业。
但是政争却由此开始推向高潮。
接到载沣、孙家鼐的奏复，慈禧太后以御史赵启霖“污蔑亲贵重臣”，有“结党倾陷”之嫌，将其革职。
此令一出，舆论哗然。上海《申报》评论此事并附《翰林打虎》漫画，题为“不畏强梁”，且有以此事为素材，撰写小说、戏剧及仿《长恨歌》为诗者，赵启霖由此声名远震，与江春霖、赵炳麟被时人称为“乌台三霖”。
奕劻虽保住了位子，声誉却严重受损，他不得不要求其子载振辞职以平息舆论。
按照惯例，受到弹劾的人，无论是不是有问题，接到弹章后就要主动呈请辞职。奕劻、载振、段芝贵皆如此。待载沣奏复，慈禧太后下令赵御史革职，奕劻就重新开始上朝办公，他面请慈禧太后准予载振辞职，慈禧太后顺势准了载振、段芝贵的辞呈。
这个处理结果，对奕劻、袁世凯是一大打击，达到了慈禧太后要查办此案的目的。
奕劻、袁世凯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此时恰好革命党频频在两广边陲起事（边陲起事乃此时同盟会方略），慈禧太后召对时，奕劻遂对以岑春煊有威信有能力又熟悉情况，非其总制两广难以遏制乱萌。稳定压倒一切，慈禧太后只得重新调整岑春煊职务，命他回任两广总督，迅即赴任。岑春煊到京刚一个月，就郁郁离京南下。他故技重演，到上海后称病不行，想静观事态能否好转。
不料此时英国《泰晤士报》和《京报》刊登消息，说慈禧太后要罢免奕劻。英国驻华公使夫人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时无意中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惊之下，急忙矢口否认，便怀疑是瞿鸿□口风不紧，泄露于外人。
因为奕劻在被弹劾期间回避，瞿鸿□暂时领班，很可能慈禧太后试探性问过，倘若受贿案查实，是不是要罢免奕劻之类的话。瞿鸿□为造成既成事实，故意将消息泄露出去。果然，经过奕劻私下秘密调查，瞿鸿□确实向他的门生、《京报》主笔汪康年泄露过消息，遂指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弹劾他“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
军机处乃密勿之地，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瞿鸿□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慈禧太后大怒，立即下旨将其开缺回籍，《京报》也被勒令停刊。
岑春煊闻讯，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了谕旨：“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何以慈禧太后突然对护驾有功的岑春煊下手呢？
原来，岑春煊其人在此前两广总督任上，与为慈禧太后所痛恨的康梁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此事早为袁世凯他们所侦知，为了让慈禧太后相信，此时不惜移花接木，拼装了一帧岑春煊和梁启超亲密交谈的照片进呈。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伤感，说：“春煊竟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遂有开缺回籍调养的谕旨颁出。
慈禧太后本来并没有想打压瞿鸿□和岑春煊之意，而是用他们来敲打奕劻、打压袁世凯的。瞿鸿□聪明反被聪明误，岑春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是在慈禧太后意料之外的。政治天平急剧倾斜，不是她愿意看到的，随后，她将袁世凯和他的对手张之洞，双双拔擢为军机大臣，继续施展她的操纵驾驭之术。当然这应该算是所谓“丁未政潮”的续集了。
回过头来看，载沣奉命查办此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交差，是符合慈禧太后本意的。因为她并没有下决心要换掉奕劻，如果查实确有此事，反而让她为难。只要是查了，就起到了敲打奕劻和袁世凯的作用了，事实上并不因为查无实据，就万事大吉，段芝贵、载振因此丢官，就是明证。所以，慈禧太后对载沣在此案中的表现应该是满意的。
这件贪腐案，本质上是派系权力争斗的产物，稍有不慎，就可能卷入政争的巨大旋涡。载沣的做法是速战速决，只对自己能够查到的事实负责，不对整个事件负责，查办程序又刻意宣示超脱（如斧资自备），事前又坚决回避与双方有关人物接触，使得他立于超然地位，而且迅速脱身。所以，尽管查无实据的结论并不为各界广泛接受，但也没有引火烧身。
让载沣查办此案，未必是慈禧太后有意考察他。事涉亲贵，王公自然要有一个人出面，如此而已。但是效果是不期然又成为一次对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考察，这对载沣是有加分的。
岂止没有引火烧身，事实上，载沣成为这次“大参案”或曰“丁未政潮”的直接受益者，也可以说是最大受益者。
正式从政为时甚短
正在奕劻、袁世凯为一方，瞿鸿□、岑春煊为另一方的权力斗争白热化时，四月十六日，距载沣上报查办贪腐案奏疏十一天后，福晋幼兰又为他诞下一子，慈禧太后懿旨命乳名誉格，光绪帝上谕命名溥杰，载沣为其取字俊之，号次雄。
就在慈禧太后给溥杰取乳名的十一天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九，公元1907年6月19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命载沣“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是载沣担任的第一个政治职务。此时，离慈禧太后去世只有十七个月时间了。
所谓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可以理解为是见习军机大臣。一般来说，对初入军机处并且资历较浅的军机大臣，任命时特意标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意示见习，待一二年后经领班军机大臣奏准，即消去“学习”二字。
军机处是大清帝国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机构，号称政府，简称“枢垣”。初设于雍正帝时，皇帝通过这个非正规机构，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实现了“乾纲独揽”的绝对君权。
军机大臣最早任命时一般称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或者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后来多直接称军机大臣，个别资历过浅如载沣者才加“学习行走”以示区别。军机大臣无定员，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职务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即秉承皇帝的旨意办理军政事务，实际上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
慈禧太后治下，帝国的中枢机构仍是军机处。设领班（首席）军机大臣一人，例由宗室亲贵担任，军机大臣若干人，满汉皆有。满大臣不论出身，文武杂流，无所不有，汉大臣须是“正途”出身——通过科举考试获进入官场者（唯一破格者是袁世凯）。
军机处在体制上犹如明代之内阁，渐次演化成为政治中枢，而非法定机构，不是正式衙门。正因如此，军机大臣的选任上，并不以品级为标准，其本职亦不拘定，不是说非要担任过什么级别的职务以后才可晋升是职，大体三品以上京官皆可膺选，此后更有从地方督抚中直接拔擢军机大臣的例子，亲贵则更不必说，哪怕从无从政经历，只要慈禧太后下令，即可直接充任。因为不是国家法定机构，军机处并不能指挥六部和地方督抚，甚至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任何职权。军机大臣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分别对君主负责。
军机处也没有固定的衙署，随皇帝驻跸之地，辟屋数间办公。无论是在紫禁城、西苑还是颐和园，军机处办公场所皆极简陋。因为慈禧太后在夏季长期居住颐和园，所以军机大臣在颐和园办事时间较多。
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是拟旨和奏对。大体每晨五六点钟即上朝办公，两宫在早膳后召见军机大臣，入对时，领班军机大臣距御座丈余处跪对，其他军机大臣依次跪后，愈次愈远，必在两丈以外。两宫依例只向领班大臣问话，非点名垂询，其他大臣不能越次对答，或者参与对话。有些年高耳背者，每日入对，却不知领班大臣与太后、皇帝说些什么。
对此，时人议论说：“领班几为亲贵，大抵不学无术，或有术而无学，于仓促之间，长跪之时，平章军国重事，无辅弼无时间可以顾问商讨，无图书档案可以查对，不论如何大事，皆以此法行之，可称滑稽之极。其间尚须窥探上旨，逢迎将顺，及排除异己，汲引私人，鬻卖差缺。故为军机大臣者，必须练就一套特殊技巧，否则只有装聋作哑而已。以此成为政府，实极矛盾。”可谓之“非驴非马”。
军机大臣虽非真政府，然为承旨之地，权利较优，故争之者众，慈禧太后也颇以此为饵，借此操纵。
就是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辅政机构，在预备立宪从改官制入手的背景下，袁世凯极力主张废除，代之以由各部院首长组成的内阁作为国家政务中枢，却被慈禧太后严词拒绝。
那么，何以载沣在这个时候入枢垣了呢？
这和“丁未政潮”有关。
此前，军机大臣有奕劻、瞿鸿□、世续和林绍年。虽然奕劻父子贪腐案以查无实据上报，但奕劻的威信、声誉遭受巨大损伤；与此同时，另一方的瞿鸿□因犯低级错误被开缺；林绍年因极力为赵启霖辩护，言御史风闻言事，乃是职责，不应问罪革职，争之不得，遂称疾不出（旋即被外放河南巡抚）。这样军机大臣实际上就只剩奕劻和世续两个人当值了。于是，乘机将载沣纳入军机处，另一名汉大臣鹿传霖曾长期任军机大臣，一度让他专管部务（吏部尚书）而罢值（相当于不再兼军机大臣），也重新让他回军机处当值。
纳载沣入枢垣，给外界的印象是，慈禧太后似乎是要以他取代年迈而又声名狼藉的庆亲王奕劻的。所以载沣入军机，并没有引起以满排汉的指责。相反，还让人产生了慈禧太后顺应舆情的错觉。
新的枢垣由奕劻、载沣、世续、鹿传霖组成。
按制，载沣在枢垣应排在最后，但因为他有亲王爵位，惯例是亲王入军机处应为领班军机大臣，而奕劻已经作为亲王充任领班，他只能屈居第二了。
两个月后，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位汉大臣中最有名望和权势的人物同时拔擢为军机大臣，枢垣遂由奕劻、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组成。这个排序是因为奕劻、载沣是亲王，世续、张之洞为内阁大学士，鹿传霖为内阁协办大学士，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
这是一个强有力但又相互制约的中枢班底。载沣最年轻，才24岁，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其他人则都是政坛老手了。69岁的庆亲王奕劻，48岁、荫生出身的袁世凯，55岁、举人出身的旗人世续，这三人是坚定的立宪促进派；71岁、进士出身的鹿传霖相对比较保守，他对载沣岳父荣禄感恩戴德；69岁、进士出身的张之洞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者，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谁是汉大臣中最有影响者，他就攻击谁不遗余力，过去是李鸿章，现在是袁世凯。
载沣自入枢垣起，几乎每天都蒙慈禧太后召见，不时对他“训勉备至”，他意识到自己被寄予了厚望，所以决心好好向前辈学习，自书“历练格言十八条”，用以警示自己。从载沣的记载看，虽然他入军机有取代奕劻之嫌，但是他本人对奕劻仍然恭敬有加，事事请示“庆邸伯父”，与他的关系处理得是不错的。
载沣在军机处仅仅“学习”了7个月，慈禧太后懿旨任命他为军机大臣，相当于结束了见习期。
这时候，离慈禧太后去世，只有10个月又22天了。其间载沣因病请假43天，再加上作为亲王还要不时“恭代”光绪帝拈香行礼，不能上朝，真正参与政务的时间，不到10个月。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载沣担任的军机大臣，原本是大臣在军机处行走之意，即这是个非正规的兼差。虽然后来这个职务被认为是“真宰相”，但也仅仅是皇帝机要秘书兼顾问性质，并没有决策权。载沣所学习到的，无非是看看奏折，旁听其他军机大臣回答慈禧太后的咨询。他既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历练，也没有训练如何决策，更没有配置自己的幕僚班底。
所以，在慈禧太后看来，他还是新手，仍然处于学习阶段。正式担任军机大臣半年后的一天，慈禧太后召见载沣，“奖勉备至，命勤习政务”。一个“习”字，就点破了对载沣的定位——还处于学习阶段，而且，说这话的四个月后，慈禧太后就匆忙将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交到了他的手里。
由上可知，载沣以皇弟之尊、“铁帽子王”之贵，血缘加姻缘，加上他是亲王中第一个出国的，与强国德国建立了特殊关系，政治立场与慈禧太后又非常一致，获得高度认可，政治资本堪称雄厚。但是，由于年龄、身份的限制，加上政治生态的制约，载沣介入政治的时间很短，担任政治职务仅仅一年多，还处于学习、熟悉政务，积累治国理政经验的见习阶段。
那么，这样一位年轻无经验的政治新手，慈禧太后为什么挑选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