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是前提
帝制中国能不能登上大位，制度规定就靠的“拼爹”加“拼妈”。正常情况下，皇帝的正妻——皇后生的长子就是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大清帝国虽然改嫡长子继承制为秘密建储制，但血缘至上的制度并未改变。
不幸的是，从咸丰帝起，大清帝国的皇帝就变得“性无能”，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别无选择，只能是他；同治帝又没有子嗣和亲兄弟，他死后慈禧太后选择了他的叔伯兄弟加姨兄弟光绪帝，光绪帝又无子嗣，虽然他有亲弟弟，但是光绪帝是过继给咸丰帝的，等于还是没有亲兄弟，或者说，凡是道光帝的孙子、咸丰帝的侄子，都是他的堂兄弟，身份一样。
“载”字辈人数众多，不算远支的，仅从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帝这里算起，其“皇考”道光帝就有九个儿子，他们的儿子们都是“载”字辈的，下一辈是“溥”字辈的，两辈人加起来相当可观，接班人或者继承人的选择范围看似很大。
但是，操作起来就未必如此了。
比如，同是道光帝直系后代的“载”字辈或“溥”字辈的人，地位却未必相同。这倒不是凭他们的能力和贡献，更多的是“拼爹”的结果，当然也和他们在家中的长幼嫡庶名分有关。
在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中，除第四子咸丰帝外的其余八子，只有第五子奕、第六子奕?、第七子奕这三人获得了亲王爵位。
惇亲王奕只比咸丰帝小几天，人称“小五爷”。因为过继给道光帝的兄弟而承袭爵位，后来又晋封亲王爵位。
恭亲王奕?之所以获得亲王爵位，如前所述是缘于道光帝对他的“补偿”，以“遗诏”直接封赐的。
老七奕为什么能够晋升到最高一级爵位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基本上是拼的寿命。因为皇二子、三子属于早夭；长子、八子、九子均去世比较早；四子继承皇位；五子、六子不管通过什么方式都获得亲王爵位，七子奕获得醇亲王爵位，应该不属意料之外。
在道光帝的三个具有亲王爵位的儿子中，老五奕虽然过继出去了，但是却也曾受到慈禧太后的垂青，差一点出一位皇帝。端王载漪是老五的次子，慈禧太后一度曾经欲立其子溥儁为帝。他这一支与皇位失之交臂，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以后再竞逐皇位的资格。
那么，当慈禧太后第三次挑选继承人的时候，事实上可选择的余地也就是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两支了。
当然不是说，继承人只能从这两支选择，而是说，从这两支中选择，合法性和合理性更强，更容易被广泛认同和接受。
既然是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法定规则之外挑选继承人，有资格入选者人数较多，是不是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那么，现在就看一看恭亲王和醇亲王两支的人员构成了。
此时，恭亲王奕?已去世十年，是九兄弟中最长寿也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他有四子，其中两个早夭，长子载澂和次子载滢存活。不过载澂先于其父十多年去世。奕?孙辈四人，即长载沣3岁的溥伟和长溥仪10岁的溥佑、比溥仪小几个月的溥僡，还有一个孙子溥佑在其祖父去世后次年生，而按制，在守孝期间生子宗人府不予承认，所以溥佑过继他人。这四个孙辈都是次子载滢所生，溥伟是长孙，过继给了奕□的长子载澂，因恭亲王是“铁帽子王”，奕?去世后，恭亲王爵位由其长孙溥伟承袭。
醇亲王奕已去世十七年了。他家的情况，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交代过了。需要补充的是，奕孙辈不少，慈禧太后在世时出生的有三个：3岁的溥仪、2岁的溥杰，均为载沣所生，4岁的溥侊，为载洵所生，载涛生育的儿子幼夭。
通过对恭亲王、醇亲王两府子孙情况的了解可以看出，恭王府溥伟、醇王府载沣是各自一支的代表，地位突出。
说白了，慈禧太后选择目标，其实就集中在两个人身上：选择恭亲王溥伟，直接接光绪帝的位和慈禧太后的班；选择醇亲王载沣，只能以其3岁的长子继光绪帝之位，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接慈禧太后的班。
如果从道光帝单独封奕?为亲王的举动看，老六一支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咸丰帝。如果道光帝地下有知，因为他的孙子同治帝去世而四子一支已绝嗣，那么他很可能愿意指定六子恭亲王一支继承大统。但是，慈禧太后当时出于自己要独揽大权的目的，排除了这个选项，把醇亲王和她的妹妹所生的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皇位，使得恭亲王一支失去了一次机会。当年的道光帝觉得亏欠了老六，以直接封亲王的方式补偿他；慈禧太后排斥恭亲王一支继承同治帝的遗缺，也是有亏欠恭亲王一支之嫌的，而且恭亲王老六确实是既有眼界又有能力，在咸丰帝死后，无论是对大清还是慈禧太后本人来说，他的贡献都是其他兄弟加起来也无法比拟的。
而且，溥伟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强干，有其祖气象。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当第三次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从恭亲王一支挑选是符合常理的。包括溥伟本人在内，不少人都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继承人首推溥伟。
事实是，慈禧太后没有选择溥伟。
何以如此？慈禧太后是如何斟酌取舍的，并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可靠，只能通过种种迹象进行分析。以笔者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溥伟父、祖的原因。
溥伟的生父载滢，是恭亲王奕□的次子，可是此人与其父大异其趣，政治上比较保守或者说糊涂。一般认为，奕□是大清帝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导者，因此受到不少指责，当然也赢得了很多赞誉。他死后不久，政局变幻，戊戌政变后大清政权迅速趋向保守化，载滢与端王载漪，都是排外的急先锋，后来被列强要求追究责任，载滢列入“祸首”名单，以罪革爵。他这样的形象，对其子继承大位，不能说没有影响。列强会不会干涉？即使不干涉，会不会影响对外关系？这都是不能不考虑的。
退一步说，溥伟过继给了自己的大伯载澂为子，只要嗣父载澂的形象过得硬也好说些。可是，恰恰是这个载澂，与比其大两岁的堂哥同治帝关系不错，经常引导他冶游，对他过早去世负有责任，使得慈禧太后失去唯一的儿子，为其所痛恶。虽然载澂已死去多年，可是这个账还挂着。
这样看来，溥伟的生父、嗣父的行止形象，就成了溥伟的“负资产”。
岂止如此，即使考虑第一代恭亲王奕□的因素，从溥伟的角度认为是优势，从慈禧太后的角度却未必。毕竟，奕□在慈禧太后手下曾几起几落，恩礼及摧辱者皆甚，一直生活在危栗中，晚年以集唐诗自遣，有“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之句自况。可以说受过不少委屈，满腹幽怨。他死时，溥伟已经18岁，对这些不可能一无所知，倘若溥伟继位，对他的祖父重新做出评价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如此，则慈禧太后的形象势必受损。
就是说，溥伟当继承人，慈禧太后身后安全不能确保。
相比之下，载沣的父亲、第一代醇亲王奕就大不同了。
这么说应该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如果不是因为“拼爹”，载沣不可能有机会接慈禧太后的班。或者说，慈禧太后选择载沣接班，首先是“拼爹”的结果。
忠诚可靠是基础
第一代醇亲王奕在其晚年，全身心地投入什刹海后海北岸建造新府之事。按照他的要求，新府里到处打上了政治烙印。比如，在新建的府邸长廊亭上，挂着“恩波亭”匾额。府内的玻璃抱厦内，挂着一副对联，上书：“福禄重重赠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
醇亲王奕要传达的信号只有两个字：忠诚。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奕忠诚的对象，不是当今皇帝，而是大清的当家人——慈禧太后。
帝制中国对政治人物的要求，首要的一条是忠诚。但不同的人对忠诚的理解不同。在儒家意识形态中，非常强调忠君爱国，但又强调忠诚不等于顺从，更不等于逢迎，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所以像海瑞那样尖刻讽刺、批评皇帝的大臣，死后谥号中恰恰就有一个“忠”字。简言之，对君王个人的忠诚和对国家、政权的忠诚不可混为一谈。
但是，对慈禧太后来说，她需要的首先是对她个人的忠诚。这不仅仅是个人喜好，更重要的是时、势使然。
因为，慈禧太后自己也承认，其实无论是她的领导地位——包括垂帘听政和训政，还是任用亲贵参与中枢，既不符合大清祖制，也有悖于中国传统体制，合法性是不足的。越是合法性不足，越需要上层人物对她个人的忠诚。实际上她能够执掌统治权，靠的不是制度，恰恰是王公大臣对她个人的忠诚。
醇亲王奕深谙此道。
因为身份特殊，醇亲王奕处境相当微妙。如果他显示出政治热情，就会给自己带来风险。道理很简单，皇帝的生父如果和皇帝勾连到一起，就不是像议政王奕□那样功高震主的问题了，慈禧太后本不合法的领导地位就会受到严峻挑战。
所以，慈禧太后固然也给奕“铁帽子王”待遇，又处处关心他，比如慈禧太后掌权后，从内务府“秀女”中挑选一名姓颜札的女子，赐给了这位妹夫等，但另一方面又不露声色加以提防。
奕表面憨厚，其实充满政治智慧。终其一生，奕在慈禧太后那里的表现就是：我没有能力，也干不了事；只有对太后老佛爷的一颗忠心。
当慈禧太后决定让载湉继承皇位后，奕立即上奏两宫太后，大意是说，忽然承蒙皇太后下旨选择嗣皇帝，仓促间不知所措，犯了年轻时旧有的肝疾，唯有哀恳辞退所有职务，在家休养，为天地容一个只留爵位的人，为道光帝留一个无才昏庸的儿子。
慈禧太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恩赐他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待遇。
如果说，奕的这道奏疏体现了他的“政治觉悟”，让慈禧太后感到他懂规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道密奏，就让慈禧太后大为感动了。
有必要先说一下背景：历史上，因为皇帝早逝没有子嗣和亲兄弟而让堂弟继位的例子也有。这种情况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皇帝和亲生父母的名分，因为名分问题引发政治风波的不止一例。比如前明的嘉靖帝，他的堂兄正德帝去世，15岁的堂弟兴献王继位，即嘉靖帝，不料他继位后很快就发生了议大礼风波，追封以兴献王爵位死去的亲爹为睿宗皇帝，只认正德帝之父孝宗为伯父。此举引发了朝臣的集体抗争，嘉靖帝铁腕镇压，死伤、流放数以百计，其中包括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的状元翰林杨慎。这场风波又引发了“兴大狱”，正德帝生母张太后娘家人多人被杀、被关，十分凄惨。议大礼、兴大狱前前后后折腾了二十年，导致君臣对立、臣僚分裂，给嘉靖朝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鉴于此，光绪帝甫继位，奕就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密奏，大意是说，鉴于前代的教训，我事先声明，现在的名分已定（光绪帝过继于咸丰帝和慈禧太后为子），不容更改。但万一我们老一辈不在了，有投机取巧的小人以此做文章，就会有麻烦。所以我特意提前写好这个奏疏，请存于宫中，今后一旦有小人兴风作浪，就拿出来作为证据，不允许任何人翻案！
联系前面所说的背景，慈禧太后怎能不感动？后来她下令赏给奕与光绪帝生母杏黄轿，黄色是皇帝、太后专用色，所以奕急忙上疏请辞，慈禧太后不允。这很可能是慈禧太后试探奕在名分上的态度是不是发生变化，奕非常注意政治规矩，此顶杏黄轿送到醇王府，奕命封存，一次也没有乘坐过。
果然，当光绪帝亲政时，河道总督吴大澂想投机讨好，请求尊崇皇帝生父醇亲王。慈禧太后拿出了奕的那道密奏，下旨狠狠批驳吴大澂，又以“前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为例，说醇亲王“秉心忠赤……天下臣民所共谅”。
最让慈禧太后高兴的是，当光绪帝渐渐长大该亲政时，奕又抓住时机上了一道奏疏，大意说：皇帝刚刚接触政事，王公、大臣都希望太后能够训政。请太后看在时局艰难上，允准这个请求。慈禧太后求之不得，便顺水推舟允准了。
奕不仅在重大问题上屡屡表忠心，还很注意细节。慈禧太后赐给的“秀女”颜札氏去世后，奕写诗作纪，对慈禧太后赐予颜札氏的每一件物品都一一列举，与其说是悼念颜札氏，不如说是借机对慈禧太后表达感恩戴德之情。
在慈禧太后日常遇到一些小麻烦时，奕也很注意帮忙化解。
光绪十三年，慈禧太后命奕总理节制海军衙门，操练海军，并命其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一起巡阅北洋水师，奕主动请求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随行。言官朱一新上疏谏诤，大意是说，直隶发生水灾，太后应该反躬自省，比如派太监李莲英外出，就不合适云云。这道奏疏确实令慈禧太后很尴尬。因为按照祖制，这不是太监可以做的事。慈禧太后含含糊糊甚至偷梁换柱说，朱一新说李莲英有问题，到底什么问题，请举例子来，再研究如何处理。朱一新本来不是针对李莲英的，但是既然慈禧太后要求他举例子说李莲英有什么问题，他也只好举例说，李鸿章派船迎接醇亲王，醇亲王谢绝乘坐，可是李莲英却堂而皇之上了这艘船，文武官员误以为是醇亲王的座驾，纷纷隆重迎接。慈禧太后不得不下令调查，奕站出来做证说，绝无此事！慈禧太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奕表面上是维护李莲英，其实是维护慈禧太后。
比慈禧太后小5岁的奕是幸运的，他在光绪十六年以五十之龄去世了，尽享哀荣。此时，光绪帝还不满20岁，刚刚亲政不久，在慈禧太后的训导下学习处理日常政务，两宫关系很融洽。几年后，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废立之议、“庚子之乱”接连发生，至少在外人看来，两宫关系急转直下，倘若奕还活着，他该如何自处？
不够长寿帮了奕的大忙，他在世时的表现，让猜疑多忌、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也感到无可挑剔。这不仅保护了他自己，成为慈禧太后三位具有亲王爵位的小叔子中唯一一个终生一帆风顺，保持荣贵未尝遭到猜忌谪贬的；而且福延后代，成为促使慈禧太后决定将自己的班交给醇亲王一支的重要因素。
当然，老子忠诚，不代表儿子可靠；老子开明，不代表儿子不会保守，慈禧太后不会仅仅因为奕忠诚可靠，就断定载沣忠诚可靠。
奕去世时，载沣年仅7岁，虽然承袭了醇亲王爵位，其实对政治还一窍不通。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时，他才15岁，即使到废立之议发生时，也才16岁，按制是读书的年龄段，很难说他对这一切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载沣因此流露出对慈禧太后有怨言或者敌意。
事实是，载沣对慈禧太后不仅没有怨言，而且一直心存敬畏。很可能在载沣的眼中，醇亲王一支所有的一切，都是慈禧太后的恩赐。
所以，载沣承袭了醇亲王爵位，同时也承袭了对慈禧太后的绝对忠诚。
当然，因为载沣与其父的辈分不同，表达忠诚的方式就有所不同。载沣作为晚辈，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听话。
于公于私，只要是慈禧太后的话，载沣都十分顺从，从不讨价还价。比如，从未出过都门的载沣，18岁时奉命远涉重洋到德国去“道歉”，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乖乖上路，而且任务完成得还相当不错。再比如，虽然已有婚约，但是慈禧太后为他指婚，他二话不说，满口答应，感恩戴德。尽管这位权贵的千金很强势，但婚后家庭关系一直很和睦——实际上是载沣对福晋幼兰一味忍让，给人的印象是天配佳偶，“媒人”慈禧太后很有面子。
相信这都给慈禧太后留下良好印象。
第一代醇亲王一妻三妾即一个福晋、三个侧福晋，关系处理得很好，他去世后，醇王府保持着祥和气氛。载沣对嫡母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婉贞非常尊重，过了几年，她也去世了，载沣一直对她的娘家人尽外甥的孝道。每逢“桂二舅”和“二舅母”的生日，载沣一定去祝寿。直到载沣进入枢垣，公务繁忙，因要务耽误了，他也一定“补贺二舅母生日”，绝不会忽略。
这虽是小事，但持之以恒做下来，显然会在慈禧太后那里为自己加分。
大事上，也同样有加分。
载沣按制开始当差不久，正是政治改革——预备立宪的关键时期。对于政治改革，民间有不同认识，政治高层也有分歧。有顽固保守派，有促进派，也有缓行派。慈禧太后积多年政治经验，承认保守派的忠诚，却不能赞成他们的主张，因为昧于大势必以忠君爱国始，招乱误国终；对于促进派，动机未免可疑，主张也难以采行。她倾向于有计划可掌控、审慎稳妥的改革。这也正是载沣在参与辩论时的主张。对于袁世凯废除军机处的建议，载沣断然否决，与之发生激烈争执，这其实也是慈禧太后所坚持的。
就是说，载沣在立宪这一重大国策上的态度，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岁月里困扰清政权的首要问题也是焦点问题，就是立宪——全面政治改革进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关乎政权命运。考察政治上是不是忠诚可靠，最重要的也要从对待这个重大国策的态度入手。从这一点上说，载沣经得起检验，是合适人选，班交到这样的人手里，政治上可以放心。
当然，老练的政治家选择接班人，不会只从个人的观感出发，还必须考虑人选能不能得到广泛认可。
在这一点上，除了血缘因素、爵位因素外，载沣另有优势。
低调谦抑无积怨
醇王府宝翰堂是载沣的书房，在书房中间的几案上，放置了一尊铜制陈设，是第一代醇亲王特意让人模仿周代欹器制造的，上面是铭文和他的亲笔题词：“月盈则昃”等，里面放一半水，器物便可以保持平衡不致溢倾；若把水注满，器物就会反转，把水全部流掉，揭示“满招损，谦收益”之意。
奕自己的书房名曰“退省斋”，悬挂着他的诗句：“励志唯崇约，修身务退思”云云。他自号“退省斋主人”“退潜居士”，留给载沣的一枚象牙镇纸上，刻有“闲可养心，退思补过”之句。
从中可以窥见出奕以当今皇帝生父、“铁帽子王”之尊，却“态度谦抑，遇事退让和处处谨慎小心”（溥杰语）。
标榜如此，事实也是如此。奕在光绪帝继位后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不愿意介入政治。1884年，载沣刚1岁时，慈禧太后突然罢免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所有军机大臣，中枢重新洗牌，史称“甲申易枢”，并明确“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奕闻命流涕坚辞，言官也上疏指“醇亲王奕不宜参与机务”，慈禧太后含含糊糊说等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实际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奕并没有真正成为六哥奕□的替代者。光绪帝亲政前，慈禧太后又命奕节制海军衙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能挂名应酬，放手让李鸿章他们去做。但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的事，奕倒是积极去办了。
在人际交往上，奕一方面与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诗酒往还；另一方面又和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等人以文会友地保持着相当关系。
说这么多，结论只有一个，奕为人处世低调，没有积怨。
就是说，奕没有给载沣留下恩恩怨怨的历史包袱。
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熏陶出来的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酷似其父。醇王府里他自己居住的园子命名为“闲园”，在自己书房里则自题“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对联，一种疏懒自乐的人生观跃然纸上。他的团扇上书写着白居易的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正是慈禧太后加快了培养载沣的步伐、命他进入中枢深度介入时政五个月时，载沣又为自己和两个弟弟取了新的字号，二十一日日记中云：“余本有字曰伯涵、园名闲园，今又取别号为静云、仲泉，（六）弟曰凝云、叔源，（七弟）曰野云。”这个别号所表达的，依然是与世无争的人生观。
据其次子溥杰回忆，在醇王府中，无论是下人还是孩子们，都怕载沣的福晋幼兰而不怕载沣。有一次福晋不在家，天黑了散差太监还不“上窗户”（在玻璃窗外安上雕木纸窗），载沣就问李姓太监为什么还不上窗户，李太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因为今天奶奶不在家。”当时其他太监在一旁暗笑，一方面替同事担心。载沣听了虽也生气，但仅大声说了一句：“我还在家啊！可恶，上窗户！”这件事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从中都可以看出，载沣的性格、为人，也是相当谦让、低调的。
其实，综合地位、辈分，载沣在“最近支”亲贵中，是最高的。
最近支亲贵，即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的兄弟中，“奕”字辈以“讠”字旁命名者，在载沣15岁时都已去世，“载”字辈就属最高了；地位上，载沣7岁就承袭亲王爵位，而且还是“铁帽子王”。况且，他又是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与慈禧太后也是近亲。
这样的地位、这样的靠山，年纪轻轻的载沣张扬甚至跋扈些，也属正常。
事实是，载沣却保持了醇王府低调谦抑的家风。翻开载沣日记，大量的记载是他到各府拜节、祝寿、探视，参加婚丧嫁娶仪式，礼数周全，即使是他已经贵为军机大臣时，依然如此。
即以光绪三十四年为例。这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正月初一，载沣上朝，接到任命为军机大臣的谕旨，谢恩；晚上家中行礼如例。初二，上朝；“拜谒近家各府宅”。初三，上朝；“拜谒东北两城远家各府宅”。初四，上朝；“拜西城近远家各府宅”。初五，生日，上朝；家中行礼。初六，上朝；“拜南城各府宅”。初七，上朝；遇到骗子到府诈骗，派人查问。初八，上朝；“往拜世相（续）、张相（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尚书（世凯）谢寿”。初九，上朝；“拜西城各府宅谢寿”。初十，上朝；“拜东城各府宅谢寿”。
“各府宅”也很有意味。因为远近宗亲中，不乏因各种原因获罪者，比如溥伟的生父载滢，就因在“庚子之乱”中煽动排外受到革除爵位的处分，还有的如端王抄家发配、庄王被处决，载沣也一视同仁，对各府都照常走动。
载沣大量精力，花在了接送迎往吉凶庆吊上，礼貌周全。如在他入军机后“往贺阿王送妆之喜”，“往贺良五姻弟迎妆之喜”，“往奠五伯父府中二侧姨”这样的事仍然不少。以正式担任军机大臣的第二个月，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为例：
初二，上朝。往贺公主姐寿。
初六，上朝。往贺岳母寿。
初十，上朝。往送鹿（传霖）协揆往晋查办之行。
十六日，上朝。往补贺怡庵兄寿。
十九日，上朝。往谒视岳母疾。
二十四日，上朝。往贺荫坪兄寿并晨餐。
二十五日，上朝。往贺惠邸九婶母寿。
二十七日，上朝。往赴庆王伯观剧夕餐之招。
二十八日，上朝。往谒视岳母疾。
二十九日，上朝。往贺庆王伯寿。
二月29天时间里亲自出面庆吊，仅记录在案的纯礼仪活动就达11次，平均3天就有一次。
三四月里，还记载有赴庆王伯观剧之招，5次往奠先岳母，往奠恭邸先四侧姨，往贺六弟寿，往预贺溥仲路尚书正寿，往贺二舅舅寿，往贺育周兄寿，往贺奎宅大老爷寿，往奠昆文达公一周年，往贺世相寿，往补贺二舅母寿等，多达15次之多。不要说贵为中枢重臣，即使是一般工作人员，这样频繁亲往吉凶庆吊，也十分罕见。
交往中，即使是载沣对谁有看法，也只是埋在心里，并不影响密切交往。比如，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8岁的载沣就对21岁的恭亲王溥伟印象不好，这年正月初四日记里云：“恭王（溥伟）来谒，其形状倨傲非常……”但载沣并没有因此疏远溥伟，仍然和他和睦相处，照常交往。
官场上的人也如此，他固然与袁世凯发生过争执，但一直保持着正常交往。如袁世凯奉调入京为军机大臣，未发表前，即前去拜会载沣，载沣在隔一日“往贺袁慰廷尚书入枢垣”。
可以说，载沣从来没有得罪过人，与谁也没有积怨。给人留下的是低调、谦让、有人情味的观感。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可以说是一个好人，未必就能被纳入培养接班人视野。
当然不止于此。
形象清很难得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儿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这是醇亲王府悬挂于堂的治家格言。
格言里有两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是戒奢靡；二是戒贪腐。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伴随着国势衰弱，大清帝国特权阶层却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权势者私欲膨胀，贪墨成风，政权已堕入体制性腐败深渊。能够明确提出并用以训诫子孙戒奢靡、戒贪腐，已属罕见的清醒者。
当然说一套做一套也是腐败体制下常见的现象，能够言行一致者可谓凤毛麟角。
第一代醇亲王是清醒者，也是其格言的践行者。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招致这方面的物议。
这个家风，载沣承袭下来了。
不妨看几个细节。
载沣从德国回国后，奉旨到开封迎驾。在临启程北上前，“宋军门赂余，却之”。这是载沣日记里记载的。
宋军门即宋庆，这是位年过八旬的老将，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之战。宋庆贿赂载沣，可能仅仅按照“潜规则”行事，联络感情，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他。接受宋庆的贿赂，对载沣来说也没有任何风险，但是载沣却拒绝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载沣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是知道克己的。
还有一件事：据载沣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商劳贺来矿务一函，复函辞却之，声明不干预此事”。
我们知道，通过德国“道歉”之旅，载沣与德国各界建立了特殊关系。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各国商人来华做生意者不少，德国人也很积极。由于大清政权体制性腐败，疏通关系成为常例。当然，请人出面疏通关系，不会没有“表示”，或大笔酬金，或奉送“干股”，都是惯常做法。
德商请载沣出面帮助，大体是这样的背景。
劳贺（载沣日记里时用劳贺也用劳河）其人，载沣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关系相当密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载沣逃难一段时间后回到城里，与日本、德国占领当局交往频繁，其中与德国驻华公使穆德、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交往，劳贺是中间人，经常代表穆公使和瓦统帅与载沣联络，还曾经派人给载沣修理自行车。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一位“老朋友”求到载沣时，他却毫不含糊地“却之”，而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不干预此事”。次年七月二十一日，载沣日记又有“严斥不干预都尔荪矿务”之句。很可能是在载沣这里碰壁后，劳贺又转而请醇王府中的人出面疏通，载沣得知后“严斥”，禁止身边人员参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清廉问题上，载沣是坚持原则的。
还有一件事：载沣甫入枢垣，在接到任命的隔一天，就传谕“诫谕府中内外人等”。虽然没有记载“诫谕”什么，但从时机看，大体可以猜测出，是要求他们谨慎、低调，不得借权势谋私之类。
辛亥革命发生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逼迫皇族捐款，载沣自报家里没有私人存款，对载沣颇是怨恨的袁世凯不相信，命核查，结果证明载沣果真没有私人存款。
在普遍性贪腐、奢靡的政治生态中，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坚守廉洁底线，是很不容易的；唯其如此，这样的人就格外受人尊重，形象就格外正面。尤其是，与同为亲王、军机大臣的奕劻相比，载沣的形象更是格外清新。
说载沣形象清新，还不止清廉这一点。
载沣眼界开阔。他出过国，见过世面。按制，王公不得轻易离开京城，遑论出国？载沣能够出使德国，无疑得以大开眼界。在举国都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下，载沣的这段经历，差不多等于给他镀了金。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载沣给人留下了形象清新的印象。这对于一个暮气沉沉的老大帝国来说，是稀缺的，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一提，一个时期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很微妙，光绪帝因戊戌变法而长期受到慈禧太后的钳制，大家同情光绪帝的际遇，对载沣为代表的醇王家族也充满同情。尤其是列强，视光绪帝为中国改革者的象征，对他的弟弟载沣，也颇有好感。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末，是公元1908年元旦，载沣往拜各国驻华公使贺年，“晤谈甚惬”。
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选中载沣，是基于他的忠诚可靠、各方可以接受。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是表面现象。
载沣之弟载涛晚年曾评论说：“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载涛的分析不仅肤浅而且主观，但也提示我们，慈禧太后选择载沣做她的接班人，并不仅仅因为前面提到的原因。
实际上，慈禧太后选择载沣，是以确保她本人身后的安全和大清帝国最高权力交接后的平稳过渡为着眼点的。而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