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以前的北京大学，规模不像今天的北大这样大，当时每年招新生三百人上下，在校学生总共一千多人。清华大学人数和北大差不多。当时的国立大学中，北大和清华都算规模较大的了。
“五四”时期，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红楼的第一层，毛泽东曾在图书馆工作过。1934年我考入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松公府的一个四合院内，是一所旧府第庭院。院内古槐参天，每年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空谷，静若古刹。进入馆内，颇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感觉。可是到了冬季就不好过了。北平冬季漫长，馆内阅览室方砖铺地，阴冷潮湿，凉气直往上冒。尽管全副冬季装备，坐久了仍觉得腿脚僵冷，手指也不听使唤。一年之中有半年不好使用，我对这个旧图书馆的印象好坏各半。
旧的图书馆馆长是毛准教授，字子水，出身安徽读书家庭，精文史之学。他留学德国时专攻科学史及数学，回国后在历史系开“科学方法论”课程，选课的不限于历史系学生。他讲课时，引用数学公式太多，加上口才不佳，选课者寥寥数人。因为他为人厚道，判分比较宽松，各系的高年级同学临毕业时，有人为了凑足132个学分（文科毕业生的最低学分限度是132分），选修这门课的每年也能维持三五个人。毛子水先生平日穿一件旧长衫，衣着不整，名士派头，对图书馆的事不大过问。他精于古籍鉴定，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善本古籍不少是在他任期内买进的。新馆建成，聘严文郁先生为馆长，办馆方针仍保持旧传统。
旧北大图书馆也有一套规章制度，借书有数量和期限的规定。学生一般能遵守，教授中有人遵守，也有人不遵守。有人向毛子水先生建议，今后借书应加以限制，怕有遗失。他说，图书馆遗失不是由于借阅，办了借阅手续，不会遗失，借出越多，遗失越少。在这种无为而治的作风下，教授借书也有一两年不还的。
日本投降后，北大从昆明迁回北平旧址。馆长仍是毛子水。新中国成立前夕，南京政府派飞机接北平各大学的教授们去南方。北大的教授绝大多数留下迎接新中国，不愿去过逃亡生活。最后一次飞机到达南京时，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到机场迎接北大教授，只接到毛子水一人。事后听说，毛子水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小学时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怕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戴笠的关系讲不清楚，匆忙飞走了。
大学二、三年级期间，旧北大的新图书馆落成，地点仍在沙滩松公府，靠近北大西大门。新建的图书馆，采用钢门窗结构，宽敞明亮，一扫旧馆沉闷幽暗的气氛，这个建筑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以中文阅览室为例，常用书、工具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册府元龟》《说郛》《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等书，沿墙排列了一周，随手查阅，十分方便。同学带来的书，从书库借来的书，都可以摊在阅览桌上。中午出去吃饭，摊开的书可以不收拾，回来接着看。需要剪剪贴贴的，还可以把剪刀糨糊放在手边。历史系有一位陶元珍，经常把《张太岳集》放在中文阅览室，旁边摆着剪刀和糨糊，他后来成了研究张居正的专家。
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其实当年旧北大的图书馆还有“旁阅生”和“偷阅生”（临时铸造的新词，自知不妥，并无贬义）。这一条渠道也曾给一部分社会自学青年提供了读书的方便。这些自由出入图书馆的读者，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实际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方便，与北大正式生没有两样。说来也奇怪，在这种极端开放、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听说图书丢失事件，只有一次在盥洗间抓获过一个摘取电灯泡的小偷。这与偷书无关，另当别论。
沙滩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还规定，学生凭借书证可以进书库看书，国外各大学多有这样的规定。我在学校读书时，也深受其益。因为到书库里面，亲手翻一翻，看一看，与查阅书目卡片得来的印象大不相同。根据卡片找书，有按图索骥的方便，有目的性，节约时间。但是，从事研究的人有时无意中翻书，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得到新的启发，这种启发是查目录卡片无法替代的。
（据《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同心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