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以前北平的大学中，由国家出钱办的大学只有北大、北师大、清华三校。独立的高等专科院校还有北平工学院、医学院、法商学院、女子理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等。由教会资助出钱办的大学有燕京（基督教）、辅仁（天主教），还有由社会募集基金的私立大学有中国大学（综合性的文科大学）、朝阳大学（是法科大学）。这些学校，都是教育部认可、注册的，承认其大学文凭合法，也都培养了一些人才，做出了贡献。
当时北大、清华两校的教学方法、治学道路比较接近，又各有特色，都是青年学生报考的首选。两校都有文、理、法三个学院，清华多了一个工学院。两校在社会上的声望也差不多。
每年北大清华招生各自决定，互不通气。这两校后来发现招生日期协调不好，往往两校都招不满名额。因为成绩优秀的学生考上北大的也往往能考上清华，同时被录取，只能选择一个学校就读。两校招生发榜时，虽留出几名“备取”名额，但还是出现招生招不满的矛盾。后来两校招生日期定在同时，让它相差一天（一般考试为三天），第一天如果考生考得自己认为不满意，还可以第二天放弃这个学校考另外一校。这样一改，果然取得了考生及学校双方的满意。北大清华再也不会发生考取了又不来报到的空额现象。对学生来说，多一个选校的机会，也比较满意。
也有的学校，为了争取选择优等生，提前在北大清华招生之前，先行招考，抢先录取。先招生，先录取，固然取得选择学生的优先权，但学生考取这些学校后，还是要报考北大和清华，一旦考上就不去这类学校报到，录取的多，报到的少。因此，在报上经常有某某大学第二次招生的广告。经验教训了这类学校，要甘心承认自己的学校的二流地位，等北大清华考生发榜后，自己再招，录取的学生基本都能到校报到，从而保证了招收新生的名额。这些都是早年老皇历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升大学的人数不多，记得有一年招生数比报考人数还多。每年招考，报名生多以万计，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来给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以独立自主招生权。即使这样，还是管辖的地区太宽，报考的学生几十万，仍然照顾不过来。“一考定终身”，对考生来说是背水一战，务求必胜。精神压力太大，对健康有害。弄虚作假的年年发生，屡禁屡犯。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大学招生比从前松动了一些，但多年习惯积重难返，一直由国家统一来操办。这一办法已落后于国家发展的形势。
我们不妨回顾旧社会的大学招生，各高校自己招自己的新生，国家省了心，省了钱。各校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尽力去办好。考试日期错开，从6月到8月，各校自己选定。各校最清楚自己的学校在教育界的分量和地位，招生日期不必过分提前，时间错开，拉开报考的时间距离，给学生以更多选择学校的机会，学生有许多次应试的机会。甲校未成还有乙校，乙校未考上还有丙校……而不必一考定终身。我猜想，这个招生办法学生会欢迎的，只是多花点报名费，多费几张半身照片。作为学生家长，为了子女教育，升上满意的大学，他们不会计较这些的。
有声望的历史长久的学校，有自己的校风、学风，招生考试题目也有自己的特色。青年学生的天赋各有偏长，天赋相近的学生报考和他爱好相近的学校，各校分别招生，各得其所，国家省事，学生得益，家长省心。这种无为而治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新生考试作弊的行为，每年招考时有所闻，不是发生在此地就是发生在彼地。试题泄露的事，也时有发生，主考的、应考的双方都有违法犯禁现象。记得老北大20世纪30年代上海考区有一位应试者发现钢笔没有墨水了（当年还没有圆珠笔，只用钢笔和毛笔），这一考场的监考者是（课业长，相当于教务主任）樊际昌教授一个人（是北大教育系一位心理学教授），他离开考场去为考生找来墨水，中间离开有十来分钟。这中间，考生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大家埋头答卷，并未发现有违规现象。樊际昌回来后，对大家谈起这件意外的遭遇，很欣赏称赞考生们的自律、自觉精神。这种社会的共信精神，反映了当年报考青年的品格。
我们多年来对青年的政治教育，讲得比较多，重点放在教育青年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学生如何做人如何讲诚信的教育讲得很少。看来光讲世界观，忽视人生观、价值观是不行的。这与当前招生没有直接关系，说着说着就跑了题，就此打住。
（据《皓首学术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