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北京近郊卢沟桥制造的七七事变起，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就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北京在7月底陷落，9月3日，日军占据沙滩的红楼和灰楼，10月18日，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占据理学院等其余校舍，北大校舍从此落入敌伪手中达8年之久。红楼且曾被用为敌寇拘禁、迫害爱国志士的地方。北大师生在七七事变后大部分离开北京，走向抗战的前线和后方。有的就近转入京西山地的游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农民群众一起坚持了八年的游击战争；有的辗转南下，然后投向延安或其他地区参加了抗日工作；另外一部分则在后方艰苦的条件下坚守文化教育岗位，维持了学校在战时的弦诵不辍。
在北京沦陷后，原在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按：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创办于1909年，是中学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开始招大学生，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是由南开中学发展起来的，创办于1919年）三校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开学上课。半年之后，长沙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校名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秋直至1946年夏复员迁返京津，在九个学年内三校联成一校，西南联大的历史也即是三校的历史而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即以西南联大的全部校史作为北大在这一时期的校史。
经过短期的筹备后，1937年10月，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从平津辗转南下集中在长沙临大的三校教师共约150人，学生1450人（包括一部分他校借读生）。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学及四十九标营房作为临时校址。文学院各系则在南岳衡山借用圣经学院校址上课。
长沙临大时期正是抗战初期举国振奋的时候。当时临大的许多教师和同学们都准备投身抗战工作，同学们曾提出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但是国民党政府从开头对抗战就是不坚定的，也根本不愿意真正动员全体人民起来抗战，同学们要求实施战时教育的期望只能落空。于是，又有一次从军运动，许多同学自动走向前线，有的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有的回到家乡推动救亡工作。长沙临大的近1500名同学中，后来随学校迁到昆明的只有800多人。
漫天烽火卷地来，长沙临大在上课的第一个学期中，日军自华北和长江一带步步进迫，蒋介石国民党一面步步败退，一面通过德、意法西斯国家向日军暗中进行妥协投降活动。在战火逐步迫近时，1938年2月，临大结束了第一学期，决定迁校至云南昆明。
在战时内地交通困难的情形下，临大的一部分学生约240人，在闻一多等先生的率领下，步行从长沙迁往昆明（其中长沙至益阳一段乘船，沅陵至晃县一段乘汽车）。自1938年2月20日出发，到4月28日抵达昆明，途经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全程3360里。在这两个多月的步行途中，教师和学生们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土匪、鸦片遍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生活困难的实况。学生们在沿途进行了抗日的宣传，在贵州炉山举行了汉苗联欢大会。数千里的步行也使学生们得到了体力上的锻炼和集体生活的习惯。其余大部分师生则取道香港和越南，从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1938年4月，学校迁抵云南后，开始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理、工两院的校舍在最初暂借昆明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及拓东路迤西会馆、全蜀会馆、江西会馆上课，文法学院不得不暂且在云南南部的蒙自设立分校（一学期后迁返昆明）。同时，在昆明大西门外购地120余亩，建造新校舍。新校舍在1939年夏天开始使用，包括100余所低矮简陋的土墙泥地草顶（部分铁皮顶）的平房及较高大的图书馆和饭厅。联大文、理、法商三院的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全部都在这里，1938年夏增设的联大师范学院也在新校舍附近，工学院地址不变。在联大时期，学生人数经常在3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新校舍地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这里是数千师生艰苦学习和进行民主斗争流血的地方。“一二·一”烈士的墓地和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也在这里。新校舍墙外大路上高插云天的白杨和尤加利树，现如今应已生长得更加粗壮和茂密了。
茅茨土阶的联大校舍是极度简陋的，图书仪器设备也只能勉强应付教学上的低度需要。但是，由于三校合为一校，集中了水平较高的多数有经验有学识的教师，使得联大的教师阵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联合以前三校的任何一校强。联大各系的低年级基础课程很大部分由老教师担任，高年级的专门课程也经常可以开设很多种，战时困难的条件下，联大在教学上仍维持了一定的水平。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民主运动
联大在昆明的八年中，在政治生活方面（当然也直接间接影响到其他各方面）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38年初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前，这是政治上以及各方面都比较活跃的时期；1941年春至1944年春，这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内进一步对人民进步势力进行迫害的时期；1944年春到1946年夏联大结束，这是民主运动、学生运动再度上升和高涨的时期。
联大一部分同学在从长沙迁到昆明的两个多月步行中，已形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到昆明以后，以这一部分同学为基础，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群社”的组织，推动了最初三年联大生动活跃的政治生活和学生生活。当时联大学生经常出壁报（如政论性的“群声”、文艺性的“腊月”“冬青”、画刊“热风”及通俗性街头壁报等）、开辩论会、讨论会、时事座谈会，组织学习小组（分哲学、经济、中国问题、文艺、诗歌、戏剧、歌咏、木刻以及俄语、世界语讲习班），组织旅行，在农村和街头做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活动团结了多数同学，并推动他们在政治上趋向进步，并和校内的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作了艰巨的斗争。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步步败退，1939年秋天起，远处西南边疆的昆明也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联大的校舍曾经多次被炸，上课的时间且一度改为上午7时至10时和下午3时至6时。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再度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反共高潮，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加紧对进步人士的残害压迫，公开大批逮捕共产党人和被认为有嫌疑的人士。昆明和联大的政治空气也突然阴沉下来，许多进步同学被迫离开学校出外逃亡，进步的学生团体如群社等被迫解散。有一位同学曾这样描述皖南事变后的联大：“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会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同学们见面不敢说一句真话，大家敷敷衍衍，彼此都存着戒心，学校像死一般的沉寂。”
在这个沉闷时期，许多人的思想和活力找不到出路，于是，钻书本的风气盛行起来。每晚图书馆开馆前排队抢座位和借书的行列经常长达数十公尺。抗战的前途怎样？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这类的问题在书本里是不容易得到回答的。而政治上腐化黑暗和经济上枯竭困窘的现状还是经常刺激着同学们在苦闷中探索、思考。有时也突破一下沉闷的空气，作为一股潜流突然迸发起来，如1942年初的“讨孔运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许多爱国人士在日军攻占前，无法脱身，而一向以贪污、腐化、反动和愚蠢闻名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以飞机从香港抢运自己的家属女佣乃至洋狗到重庆，消息传来，引起联大同学普遍的愤慨，数年来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遂在这个事件上爆发出来。新校舍墙头贴满打倒孔祥熙的大字报，吴晗教授在中国通史班上向同学们提出：“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按：蟋蟀宰相是出卖民族利益、颠覆宋朝的贾似道），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先后媲美。”于是，由一年级同学倡议，迅速会合了新校舍的同学上街游行。同学们举起旗帜，沿街用粉笔写声讨孔祥熙的口号标语，联大同学的讨孔运动，立即得到后方各地人民的同情和响应，有些学校如浙江大学（当时迁到贵州）同学也举行了罢课游行。
进入1944年以后，随着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的溃败，随着民主力量在世界范围的强大，也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溃退，联大师生终于突破阴沉的政治气压，结束三年来的沉闷生活，重新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活跃和前进的活动。
1944年的5月4日，曾经被称为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日子。当时国民党政府通令把3月19日改为“青年节”，不让青年们在5月4日纪念这个民主和进步的节日。联大学生鄙视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反动措施，决定自己来纪念“五四”。5月3日晚，由历史学会（历史系学生的系会组织）召开了“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并邀请闻一多等教授出席讲话，到会的同学把南区十号大教室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教授和同学在发言中从纪念“五四”联系到当前政治社会的现状。会场情绪高涨，一直开到深夜，这种热烈的座谈会，第一次冲破了三年来郁闷的空气。
5月4日一早，新校舍墙上贴满了纪念“五四”的壁报，晚间又举行了营火会。文艺社举办的“五四与新文艺运动”讲座，因为听众太多，临时改会场，被一部分反动分子叫嚣破坏，延期到5月8日晚在图书馆前大草坪重开，讲题有：
1.五四运动的意义与影响
2.五四前后新旧文学的辩争
3.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
4.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
5.新文艺中小说的收获
6.新文艺与文学遗产
7.新文艺与西洋文学
8.新文艺与法国文学
9.新文艺的前途
连续几天的纪念活动，在联大形成一种节日气氛，并在以后几年每年都举行盛大的“五四周”。联大复原以后，同学们又将这种纪念方式作为一个传统带到北方的三校。
自从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以后，联大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更为壮大地向前发展。各种社团从学生自治会、系会、班会以至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高声唱歌咏队、各体育会等都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联大墙上的壁报成为同学们讨论时事政治问题和斗争的武器，教育了广大同学乃至校外的学生和市民。座谈会、讨论会也经常举行，对于若干重大的政治问题，联大学生常常站在进步的立场向全国发出宣言。联大的影响很快就扩展到昆明乃至外地的大中学校，几次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大示威、大游行也总是联合昆明各校一同举行的。
1944年也正是国民党军队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至贵州失地数千里大溃退的一年。在联大师生的推动下，这一年的昆明各界“双十节”大会上，通过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的宣言。12月初，日军由湘桂深入贵州独山，大后方的腹地也因蒋军的腐败溃逃而受到震动。以联大学生为基本队伍，10月25日又举行了云南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和会后的大游行。这是讨孔运动后几年来的第一次大游行，游行群众中喊出了“打倒专制独裁”“扩大民主运动”的口号，显示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1945年以后，联大民主运动、学生运动日益高涨。
在1945年五四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云南省党部都曾密令昆明各校限制、防范学生举行五四庆祝活动，但联大学生以更盛大的“五四周”完全粉碎了反动统治者的密谋。“五四周”活动从4月30日的科学晚会开始，华罗庚教授在会上大声疾呼政治必须改革，民主必须实行。5月1日晚的音乐晚会上，青年们用《五月的鲜花》《民主胜利进行曲》《黎明快来》《黄河大合唱》等的歌声纪念了自己的节日，唱出自己的要求。5月2日有诗歌朗诵晚会。5月3日晚是青年运动座谈会，会上除了青年运动历史的报告外，还有许多校内外的同学和工人的热烈发言。5月4日清晨，同学们贴出了数十版的壁报特刊。4日下午，联大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五四纪念会，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游行中群众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5月5日有文艺晚会。此外，在这几日中还有球赛、美术展览、火炬竞走、全校聚餐等活动。并以联大全体学生名义发出对国是的意见宣言，严正地指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是：“抗战八年来，国土连年丧失，人民惨遭涂炭；贪污已成泛滥的狂流，特务作为统治的工具；财富集中，通货膨胀，大多数人民不得不陷于饥饿死亡中；统制思想，排除异己，正义的声音被迫归于喑哑；士兵辗转饥寒，接连溃败；外交固执成见，开罪友邦，社会正义全被凌夷，食血者流度其骄奢淫侈的生活，学术文化日趋贫困，顽固分子大肆其复古谬论。”宣言中提出了立即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立即没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等六项要求。这宣言在学生自治会提出草稿后，虽有少数反动分子的阻挠，但经过同学公开辩论，获得绝大多数系会级会的支持，终于以联大全体2500名同学的名义通过发出，表现了联大学生进步、民主和团结的精神。这宣言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提出的政治上的重大方针政策，已经获得联大绝大多数同学的公开和积极的支持响应。
1945年8月，联大师生热烈欢欣地迎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学校准备在明年迁返平津，许多经过八年颠沛艰苦生活的师生渴望着重返故土。但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民党反动派却正准备着挑起大规模的内战，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措施在逐步加紧。联大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原期望着在打退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国土之后建设起一个民主、进步、富强的新中国，而今，统治者却倒行逆施，阻挡历史的前进道路，以维持和巩固其独裁统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联大师生由胜利的欢欣转为忧虑以至愤恨，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1945年10月初，蒋介石突然以武力迫使云南地方势力龙云下台，实行云南省政府的“改组”。在双方武装冲突下，昆明市内枪弹飞掠，联大师生在饱受惊扰之后，更直接地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统治。以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和警备司令关麟征为首的反动统治者，在云南遍布特务，公开反共反人民，甚至以搜捕散兵游勇为名，遍街逮捕青年学生。
194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军事会议之后，动员200万以上的军队开始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1月24日，联大冬青、文艺、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南院女同学会等15个团体决定联名请求学生自治会通电反对内战。自治会决定在25日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在云大举办反内战的时事晚会。而25日报上发表了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关于“禁止一切集会游行”的反动禁令。四校自治会决定将晚会改在联大校内举行。25日晚，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四所大学以及各中学的同学6000人正在开会时，联大校舍被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戒严，枪弹炮弹在同学们的头顶上往来飞掠，会场的电线也被割断。这种反动的武力迫害只是使同学们反内战的意志更加坚定，晚会在枪林弹雨下仍然照样举行。散会时已是深夜，军警包围戒严新校舍并不许散会群众外出，直到两小时后才得以绕道进城。对此事，云南警备司令曾公然声称：“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也有开枪的自由。”
反动派的这种无理措施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慨，第二天报纸上中央社发的“昨晚西郊匪警”的诬蔑造谣消息更增加了这种愤慨。26日晨，新校舍墙上立即贴出了许多罢课抗议的大字报。在联大罢课后，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同学也都立即罢课响应，共同组织了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通过了罢课宣言和反内战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省政府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等等。
在反动派种种阴谋都告失败以后，11月29日，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召集的第四次秘密会议上，遂有对学生进行大屠杀的决定。30日，三青团云南团支部宣传科长周绅，率领了许多特务党棍在军校演习投掷手榴弹。12月1日，便发生了死伤数十名师生的“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三青团以及警备司令部、军官总队、鸿翔部队（伞兵）的特务党棍成群结队分头攻打昆明各校。在数百名军官总队的特务暴徒攻到新校舍门口时，同学们立即紧闭校门，把桌椅黑板堆集在门内阻塞通路、隔墙和特务们对垒，特务们曾一度攻破大门进到校内，情况非常紧急，但同学们齐声一呼，大家冲上前去把冲进门来的特务完全击退，并且俘获了一名。特务们同时对校门外的联大师生逞凶，将袁复礼教授和同学围住殴打。当特务投掷手榴弹时，在场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被炸身亡。在数小时的战斗中，新校舍同学以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付出了数十人受伤的代价，保卫了校舍未受侵入。
另一队特务大致在同一时间，攻向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乘同学们正在吃午饭时闯入了院内，师院的同学们立即放下饭碗和特务搏斗，隔墙昆华工校同学们闻讯也越墙过来支援，同学们发起冲锋将特务打退。这时，特务投出了手榴弹，潘琰、李鲁连和昆工同学张华昌被炸殉难。
大群特务的行凶和四烈士的惨死，使同学们在极度悲愤情绪下更坚定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决心，更扩大和加强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和组织，誓以行动为四烈士复仇。“一二·一”惨案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各界人民对反动派的痛斥，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各界开会追悼烈士，声援昆明学生。联大图书馆做了四烈士的灵堂，里面陈列着烈士们的血衣、遗物，挽联、悼词四周墙壁挂不下，扯上几十条长绳，挽联悬挂在长绳上，形成若干条挽联巷道。一天到晚，人流不断。半月之内来灵堂致祭者达到10万多人。我写了一副挽联，挂在山墙的高处：“挟书者族，偶语者诛，驱四万万人民尽效鹦鹉舌、牛马走，转瞬咸阳成灰，千古共笑秦王计；杀身以仁，舍生以义，将一重重悲愤化作狮子吼、杜鹃魂，行看中国再建，日月长昭烈士心。”还有500多个团体组织了集体分祭，许多人是含着眼泪走进、咬牙切齿走出灵堂的。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人们，更加认清了反动派的面目。
为了打击反动派的阴谋，同学们在12月16日晚举行了反内战座谈会，在会上群众情绪高昂，一致通过坚持罢课，会后并举行校内的游行。到了第二天，除了极少数的三青团分子之外，绝大多数的同学们坚持了罢课。
党所领导的罢课委员会一方面击破了反动派“无条件复课”的阴谋，另一方面考虑到运动必须在取得相当胜利时有条件地复课，以巩固胜利和继续争取中间派的同学和教师。12月27日，在保障人身自由、言论集会自由、赔偿损失等五项条件取得地方政府公开保证后，同学们在罢委会领导下宣布复课。
“一二·一”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青年学生自“五四”和“一二·九”以来的光荣历史传统，推进了当时国内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使广大群众认识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提高了觉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动团结了绝大多数同学，胜利地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一二·一”运动也锻炼了同学的战斗力量，丰富了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的经验。经过“一二·一”运动的洗礼，许多同学在日后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和云南的学生运动中成为积极的骨干力量。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使命完成之后正式结束，联大的同学们按志愿分入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并开始复员迁返京津。同时在联大校址内，树立了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简述了联大八年始末，最后一段说：“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
联大的民主运动直接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对联大进步师生恨入骨髓。联大结束，教师与学生纷纷离校，留在昆明的为数很少，又值暑假期间，大、中学校都放假，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个时机，于1946年7月11日先暗杀了李公朴，又于15日暗杀了联大教授闻一多，成为当时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李、闻的惨遭毒手，给北京大学师生留下了悲痛的记忆，使北大的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仇恨。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
长沙临时大学包括三个学校，因而系科的设置比北京大学在北京时多了一个工学院，又多了一个商学系。当时临时大学有下列各系：文科方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理科方面的有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工科方面有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法商科方面的有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商学系。
学校规模比从前北京大学扩大了，有些学系是北京大学从前所没有的。从长沙迁校到昆明以后，系科又有所增加，比长沙临时大学时又有扩大，还增了一个师范学院。共有5个学院26个系。三校共同有的系，合并后，有教授过多的现象。为了满足教员的教学工作最低授课时数，开设课程很多，甚至有些杂乱。八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西南联大开过的功课（重复的课程不算）共达1600门以上。这里面不免有因人设课的地方。
当时教授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国民党军事上的退败和政治上的腐化，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也更加在广大人民中间暴露出来，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搜刮愈益加重。到1940年，昆明的物价已在国民党统治区居于首位，并且还不断高涨。依靠薪给收入的工人和公教人员的生活受到极严重的威胁，大部分学生也因营养缺乏而损坏了健康。联大的教师学生已经和广大人民一同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结果使联大教授每月薪金的购买力在一个时期仅合到战前的8元左右，这个数目根本不能维持一家大小最低限度的生活。联大的教授们曾再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略增薪金的要求，例如，曾联合公开上书希望将大学教授的薪金维持在战前购买力30元左右，而每次都遭到统治者的拒绝或不理睬。像闻一多教授全家从每天的三顿干饭改为两顿，两顿干饭还不能维持时就只能喝稀饭，菜蔬从白菜豆腐而降为豆渣，全家都需束紧腰带忍受饥饿。许多教授因为避轰炸而疏散住在昆明乡间的村镇中，到学校授课每次都要往返步行数十里。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多数教师们还是认真地坚持了教学工作。
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有许多系编制了一些教材和教本，比如中国文学系编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曾增订改选重印了好几次，1944年编选的《国立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由作家书屋代为印行，其他学校也有采用的。工学院也编写了几种大学丛书。西南联大创办的《国文月刊》，从1940年起由开明书店发行，成为国内关于国文教学的定期刊物。
西南联大的定期学术报告会也是当时教学活动中的一个特别的方式。比如从1942年起，中文、历史两系共同组织的文史讲演会，约请校内外的专家轮流主讲，共举行了50余次，其中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问题。此外，新文艺座谈会、诗歌朗诵会，也经常在教授的参加下举行。这种性质的集会，多半和民主革命运动相配合，在广大群众中经常起着宣传、鼓动作用，和上述的文史讲演会一味追寻古代趣味的讲演不同。
关于时事报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也是经常举行。这种学术性的报告经常反映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有些反动教授假借学术报告的幌子替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吹捧。但是这种讲演越到后来越不受同学的欢迎。也有进步教授通过学术讲演宣传革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耻、不得人心。这样的讲演经常是听众最感兴趣的。
由于教学设备较差，学校经费又十分困难，西南联大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改进了教学。有的系利用当时的条件，开创了新的教学和研究的领域。比如，中文系开设了“汉藏语调查”及“汉越语研究”的课程，就是利用昆明的有利条件开出来的新课程。通过这些课程也培养了一些从事实际调查的语言学人才。又如，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建不起气象台，教学工作发生困难，他们就利用联大墙外一座旧碉堡改装后，就成了一座简单的气象台了。如理科与工科各系，经费不足，仪器不足，多半采取了和企业部门合作的方式解决教学和实习的困难。工学院有些系有附属工厂的，也利用生产的利润来补助教学经费之不足。
当时勤俭、刻苦的精神也很值得回忆。化学系自制泥炉烧木炭以代替煤气炉和电炉。生物系有一次房屋被敌机炸毁，警报解除后，师生从弹坑中挖出仪器，加以整理，仅仅隔了一天，又照常上课了。当时教学和研究条件十分困难，没有多少钱可供使用，反而使得许多师生经常开动脑筋，工作也踏实一些。没有大量的钱购买书，因而在研究中，只钻书本、查文献、不肯动手的缺点比起以前和以后的情况来，都要少一些。
比如闻一多研究古代诗歌，他就经常从当时云南兄弟民族的民歌中得到启发；有的教授研究三礼，也经常从兄弟民族的婚丧大事、风俗习惯中做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于1939年恢复招生，法科研究所也于同年恢复。文科研究所设在城内靛花巷，法科研究所设在冈头村。
1942年，文科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合作，组织西北考察团，到西北敦煌一带考察。
因抗战初期，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市区，文科研究所由靛花巷迁往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宝台山。1944年，敌机不敢来扰乱，又迁回昆明才盛巷。
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馆，在西南联大时期也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临时大学时期，三校的图书没有运出来。为了教学的需要，临时在长沙收集了一部分。临时大学的中文书约5000册，西文书约1000册。学校迁到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以后，陆续增加。中文、日文书籍共有34100册，西文书籍共有13900册。1940年，英国牛津大学赠书1454册。外文期刊，清华、北大合起来近百种。但当时北京图书馆也迁到昆明，他们有外文期刊（包括文、理、工各科）共1700多种，对于联大有不少的帮助。在1941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馆设在龙泉镇宝台山，和北京大学也有互相借书的联系，这对于西南联大的教学也有所帮助。
北京大学原来教师中共分为四级：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抗日战争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后，三校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完全划一。抗日战争结束后，三校分家，北大仍旧继承西南联大的教师五级制，院系调整后，才又改为四级制。西南联大教师共分五级，这是参照了清华大学的制度而加以改变的，分为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教员、助教。有些外籍的在中国短期讲课的教授，称为“客座教授”。此外，有“研究助教”多半是研究院毕业后，不担任教学工作的职称，地位相当于专任讲师。有“半时助教”，教学任务相当于助教的一半，可以进修，但工资只有助教的一半。至于各级行政领导，只有三个常务委员是专职，其余各级负责人如总务长、教务长、各院的院长、各系的系主任都是由教授兼任的。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治校”的风气。至于训导长是由国民党系统直接委派的，不一定由教授担任。
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常务委员会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1945年，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国民党教育部派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当时在美国。胡适未到校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