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一个节日的一天，大概是星期三，帕维尔出门时对母亲说：
“星期六我有客人从城里来。”
“从城里来？”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噎起来。
“瞧你，你这是怎么啦，妈妈？”帕维尔不满地高声喊道。
她一边用围裙擦脸，一边叹着气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就这样……”
“你害怕了？”
“我是害怕！”她承认说。
他俯身凑近她的脸，像当年他父亲那样，生气地说：
“就是因为害怕，我们大家才没有活路！那些任意摆布我们的人，利用我们的怯懦怕事，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吓唬我们。”
母亲忧愁地呜呜大哭起来：
“你别生气，我怎么能不害怕呢！我过了一辈子战战兢兢的日子，心里装满了可怕的事！”
这时他低声而温和地说：
“你要原谅我，没有别的办法！”
说完，他走了。
三天来，只要一想起有什么可怕的陌生人要来她家，她就吓得一动不动，心里直打哆嗦。儿子如今走上这条路，就是他们指引的……
星期六晚上，帕维尔从工厂回来，洗了脸，换了衣服，然后又要出门去什么地方。这时，他不看着母亲说：
“等客人来了，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她一下子瘫坐在长凳上。儿子皱着眉头望了她一眼，建议说：
“要不，你……先到外面去走走吧？”
这句话惹得母亲不高兴了。她否定地摇了摇头，说：
“不。为什么要这样呢？”
时值十一月末。白天，下了一场小雪，覆盖住了结冻的地面。儿子走在雪地上，听得见雪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浓重的黑暗静静地紧贴在窗玻璃上，怀有敌意地窥伺着什么。母亲坐着，两手撑在长凳上，眼睛盯着门口，等待着……
外面一片漆黑。她仿佛觉得有坏人正悄悄从四面八方溜进她家里。他们弯着腰，贼头贼脑地东张张西望望，穿着怪模怪样。果然有人已经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用手在墙上乱摸。
传来了口哨声，听上去凄婉而悠扬，犹如一湾涓涓细流在寂静中淙淙流淌，又像若有所思地在黑暗的荒漠里徘徊，在寻找着什么，渐渐靠近了。突然，它仿若钻进了木墙里，在窗下边戛然而止。穿堂里响起了嚓嚓的脚步声。母亲打了个激灵，紧张地扬了扬眉毛，站起身来。
门开了。一只戴着毛茸茸的大皮帽子的脑袋先伸进来，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钻了进来。来人个子很高，他是弯着腰进来的。这时，他直起腰，不慌不忙地举起右手，大声吁了一口气，用浑厚洪亮的嗓音说：
“晚上好！”
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帕维尔不在家吗？”
来人慢吞吞地脱下裘皮外衣，抬起一只脚，用帽子把靴子上的雪掸掉，接着又掸另一只，然后把帽子往墙角一扔，迈开两条长腿，一摇一晃地走进屋里。他走到椅子跟前，仔细看了看，好像要确认一下这把椅子是否稳当。最后，他坐了下来，用手掩住嘴，打了一个哈欠。他的脑袋的的确确很圆，头发理得平平整整，脸刮得很干净，髭胡很长，胡梢向下耷拉着。他用自己那双又大又鼓的灰眼睛，把房间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跷起腿，晃悠着问道：
“这房子是您自己的，还是租的？”
母亲坐在他对面，回答说：
“租的。”
“这房子可不怎么样！”他说。
“帕沙快回来了，您等一会儿吧！”母亲小声恳求道。
“我就是在等他呢！”细高个子的人平静地说。
看到他表现沉稳，说话和气，一脸质朴的样子，母亲很受鼓舞。来人真诚地、善意地望着她，清澈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的腿很长，动作笨拙，有点儿驼背，从他的整个形体看，有一种滑稽有趣的东西，使人对他产生好感。他穿着蓝衬衫，肥大的黑裤子，裤脚塞在靴子里。母亲正想要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是不是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这时他突然全身摇晃了一下，反倒先问起她来：
“谁把您的脑门打成这样啊，大妈？”他亲切问道，眼睛里含着明快的微笑。但这是一个令女人感到恼恨的问题。她紧闭着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冷淡而礼貌地问：
“这跟您有什么相干吗，我的老爷？”
他把身子晃悠了一下，靠近她说：
“您别生气呀，干吗生气呢！我刚才那么问您，是因为我养母的头也被打伤过，脑门上那块疤痕跟您的一模一样。您要知道，她是被跟她同居的鞋匠用楦头打的。她是洗衣工，他是鞋匠。她是在收养我做儿子之后，不知在什么地方碰见这么个酒鬼，她真是太倒霉了。我敢说，他老揍她！每次我都吓得心惊胆战……”
母亲觉得，他的坦诚让她消气了。于是她不由得想到，帕维尔大概会因为她对这个怪人冷漠的回答而生她的气。她负疚地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气，不过您问得……太冒失了。这是我死去的丈夫叫我受的罪。愿他升天！您不是鞑靼人吧？”
他抖动了一下腿，把嘴咧得很大，笑了笑，直笑得耳朵都快移到了后脑勺。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还不是。”
“你说话不像是俄罗斯口音！”母亲听出他说的是玩笑话，微笑着解释说。
“我的口音比俄罗斯口音好听！”客人开心地点点头，说，“我是个霍霍尔[7]，出生在卡涅夫城[8]。”
“您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在城里住了大约一年，一个月前来到你们这里，现在工厂里打工。我在这里遇到很多好人——您的儿子，还有其他人。我要在这里住下去啦！”他说，一边捻着小胡子。
母亲对他产生了好感。她想酬报他对她儿子的夸赞，于是说道：
“您要不要喝杯茶？”
“我怎么能一个人喝您请的茶呢？”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等大家伙儿都来了，您再招待吧……”
他这句话勾起了她的恐惧。
“但愿来的人都跟他一样！”她热切地期望着。
穿堂里又响起了脚步声，门很快打开了——母亲站起身来。然而，令她吃惊的是，走进厨房的是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有一张像乡村女孩子那样朴实的脸庞，留着浅色的粗辫子。她轻声问道：
“我是不是来晚了？”
“没有，来得不晚！”霍霍尔答道，一边从房间里朝外望着，“走来的吗？”
“当然！您就是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吧？您好！我叫娜塔莎……”
“父名叫什么？”母亲问道。
“瓦西里耶夫娜。您怎么称呼？”
“我叫佩拉格娅·尼洛夫娜。”
“好啦，我们就算认识啦……”
“是啊！”母亲说，轻松地吁了口气，面带笑容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姑娘。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衣，问：
“冷吗？”
“野外冷极了！风好大啊……”
她的声音圆浑爽朗，一张小嘴丰润饱满，甚至她整个人都圆乎乎的，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她脱下外衣，用冻红的小手使劲搓了搓红扑扑的面颊，疾步走进房间，鞋后跟踏着地板发出嗒嗒的响声。
“她没有穿套鞋！”母亲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哎哟，”姑娘拖长声音说，身上打着冷战，“冻死我了……好冷啊！”
“我这就去给你们烧茶饮！”母亲急急忙忙地说，一边向厨房走去。“马上就好……”
她仿佛觉得，她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并对她怀有一种母亲般的爱怜。母亲面带微笑，留心听着房间里的谈话。
“您怎么闷闷不乐呢，纳霍德卡[9]？”姑娘问道。
“啊，没什么，”霍霍尔低声回答说，“这位寡居的母亲眼睛真好看，所以我在想我的母亲兴许也有这样一双漂亮的眼睛吧？您要知道，我常常思念我的母亲，我总觉得她还活着。”
“您不是说她死了吗？”
“那是我的养母。我现在说的是我的生母。我觉得她就在基辅什么地方乞讨。她还喝酒。喝醉了，警察就把她当酒鬼打她耳光。”
“唉，你这可怜见的！”母亲心里思忖道，并叹了口气。
娜塔莎低声说了起来，说得又快又激昂。这时，又传来了霍霍尔洪亮有力的声音。
“咳，您还年轻，同志，您吃的葱还少[10]！生儿育女不易，教人学好更难……”
“你真行！”母亲心里激动地赞叹道，她真想对霍霍尔说句什么温馨的话。但这时门慢慢开了，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走了进来，他是老贼达尼拉的儿子，是整个工人村出了名的不合群的人。他老是阴沉着脸，见人就躲开，因此大家都嘲弄他。母亲吃惊地问他：
“你来干什么，尼古拉？”
他用宽大的手掌擦了擦高颧骨的麻脸，也不打声招呼，瓮声瓮气地问：
“帕维尔在家吗？”
“不在。”
他朝房间里望了一眼，便走过去，说：
“你们好，同志们……”
“这个人也是？”母亲心里思忖道，对他没有一点儿好感。当她看见娜塔莎亲切而高兴地向他伸出手时，她感到非常惊讶。
接着又来了两个小青年，差不多还是毛孩子呢，其中一个母亲认识——他是老工人西佐夫的侄子，叫费奥多尔，尖下巴，高额头，留一头鬈发。另一个很朴实，头发梳得溜光，母亲不认识，但看上去也并不令人担心。帕维尔终于回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人，她都认识——他们俩都是工厂里的工人。儿子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茶炊烧好了？那就谢谢啦！”
“要不要买些酒来？”她提议说，她不知道该怎样向儿子表达感激，也弄不清楚感激他什么。
“不，这不需要！”帕维尔对她友好地微笑着回答说。
她突然不由得想道，儿子为了打趣她，故意夸大了集会的危险性。
“这些就是被查禁的人吗？”她悄声问道。
“就是他们！”帕维尔回答说，一边走进房间。
“唉，你呀！……”母亲冲着他的背影，心疼地发出一声感叹。但是她暗自宽容地想：“毕竟还是个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