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之一，伊里布也一直为世人所唾骂，但这位曾任两江总督的朝廷大员，其人品也未必太坏。
伊里布，字莘农，满洲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自幼勤敏好学，29岁中进士（嘉庆六年，1801年），这在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旗人中并不多见。科场之外，伊里布曾历任通判、知府、知州、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做到陕西、山东、云南三省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其仕途看似稳扎稳打，一步一个台阶，但在起步阶段，却险些栽了大跟头。
《啸亭续录》中说，伊里布做云南通判时（通判为知府佐官，正六品），当地苗民起义被镇压，武将们为贪功将一些无辜老百姓也抓了起来，总督伯麟命伊里布前去审讯。伊里布了解真相后，即将无辜之人全部释放。骄横的武将们得知后大为恼怒，遂跑到伯麟那里大告其状，伯麟听信一面之词，于是将伊里布召来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令总督大人没有想到的是，伊里布竟然当面顶撞：“下官职位虽低，但也深知为人做官的本分。那些无辜之人均有父母子女，岂能靠屠戮无辜来取媚朝廷？何况，下官所释均为无辜之人，如果那些人再有反叛，下官愿以项上人头作为担保，要杀要剐，唯命是从。若是以杀害无辜之人作为升官之途，就算提拔做督抚，也非下官所能为也。”伯麟听后颇为震动，待其走后连叹：“奇男子，真奇男子也！”
随着对史料的翻检，伊里布最让人感触的还不是以上“一正一反”的形象反差，而是伊里布在清人笔记《留仙外史》中与某客人谈起的一段往事。开篇，伊里布即感慨地说：“人生在世，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无法预料。想当年，我坐在云南抚军衙门外西偏房的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上苦等接见，只能默数屋中的椽木方砖作为排遣——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客问其故。伊里布说：“我当时做云南通判，因被弹劾而去官，穷得没办法，想去求抚军批准拨点盘缠，外面站岗的人见我没钱通融，又是新被废的官员，不肯前去通报。我恳求再三，他们才答应，让我到西偏房等候。
“我在西偏房里，看见大小官吏们排好队，随后又听站岗的人分别传令谁谁谁进去。当时看到司道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府厅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州县官员也进去了，又出来了；武将们也进去了，出来了。眼见等待接见的人越来越少，我想应该到我了，不想这时突然听见站岗的人大声道：‘抚军大人有令，今日接见诸人办理公事，时间已到，大人非常疲惫，没接见的人今天且退下，明日再来！’
“我一听傻了眼，只好自己走回去。第二天，我又眼巴巴地赶来求见。然而，我往返三日，都没见上抚军大人，每次都是如此。
“在这几天里，我在抚军衙门外的西偏房里，坐在一张胡床上屏息枯坐，一无所事。穷极无聊之下，我仰头默数这屋里从东到西有几根椽木，数完了椽木后又数椽上的方砖有几块，反反复复，最后数得是一清二楚，到现在都还记得。最后，我还是没见着抚军大人。云南距京师万里之遥，我当时又没有足够的盘缠，无奈之下，只好让我的妻子儿女暂留云南，我孤身一人先回京城，到时向亲友们借点钱，再想其他办法。
“没想到我回到京城，亲友们听说我已被罢官，路上见了我一个个都远远地绕着道走，生怕被我看见，当时也没有一个人来问我的状况如何。所幸当时朝廷规定，旗人因公去官的，可以请求觐见皇上。一个原来的下属跟我说：‘你现在都困窘成这样子了，不如送点钱给那些值守的人，看他们会不会帮你安排觐见，指不定皇上还真就见你了，到时你的事情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当时心想，反正已是山穷水尽，干脆就孤注一掷吧。于是我狠狠心，把我当时剩余的一点钱全拿出来送给值守的人，这才得以具文上奏。也算我的运气好，当时皇上正好挂念云南之事，见我从云南归来，便特意召见了我，询问那边的情况。
“我得此机会，把云南的情况还有我自己的情况都如实汇报，皇上听后，觉得我说得不错，便命我官复原职，仍回云南办事。亲友们听说我复官了，陆续有人向我庆贺。正要出京赴任时，皇上又越级提拔我为知府。消息一出，向我庆贺的人多得不得了，有建言献策的，有馈赠物品的，还有送钱的，一个个还生怕我不收。
“出了京城后，朝廷又下令让我先做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比按察使低一级），仍旧在省城办公。我回到云南与妻子儿女重逢后，感觉恍如梦中，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到家第二天，我前去谒见抚军大人，站岗的还是那几位，但这次却大不相同，这些人见我后赶紧起身，一个个脸上堆着笑前来招呼我。进去一通报，抚军便传命：‘请！’
“我进去后，抚军大人和颜悦色，极力庆贺，他见我还穿着监司的衣服，便惊讶地问：‘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皇上有令，特命你做云南按察使，你怎能还穿监司的衣服呢？’说罢，抚军大人掉头呵斥左右：‘还愣着干吗，赶紧去把大人的衣服拿来！’于是我就在抚军衙门把按察使的衣服换上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可谓春风得意，一路高升，不到两年，我便由按察使转为布政使，随后又升为云南巡抚。我受命巡抚的地方，正好在抚军衙门的那间西偏房，当时屋里焚香设案，正当我九拜谢恩时，忽然抬头看见西偏房屋顶的椽木方砖，历历在目，我立刻想起了当年曾在这里苦等3天、想见抚军大人一面而不可得的情景，心里不胜唏嘘。
“随后我升堂办事，手下人通报说，云南大小官吏都来向我祝贺，现在屋外等待接见。于是我按次序一一接见，就跟当年我看到的一样，司道也进，司道也出；府厅也进，府厅也出；州县也进，州县也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抚今追昔，真是感到人生如梦，令人感慨万千！
“接见完后，我把门外负责通报的属下们都叫进来，告诫说：‘你们都好好听着，从今以后，只要有人求见，都必须通报。接待那些求见的人，要好好对待，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让西偏房里再有人默坐胡床，求见不得，徒劳无助地仰头默数木椽几根、方砖几块！’”
官场炎凉，人情淡薄，伊里布的感悟故事虽说只是野史，但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无独有偶的是，清末《清代名人逸事》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乾隆朝、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刚到成都府做通判时，因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趋炎附势的同僚们也都对他爱搭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无人理睬，因而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因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此人正是10年前的故交，勒保因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勒保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他，他有点失望。到了成都城外，勒保去拜见，又被挡了驾。到了总督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唯独没有接见他。由于名帖已递去，勒保不敢径自离去，天气又热，直等得汗流浃背，心中愤恨欲死。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
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这声称呼让勒保恍如羁囚忽闻恩赦，他立即理好衣冠，疾趋而入，却见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他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勒保下跪行礼，总督拉起他：“不要你磕狗头。”还叫随从帮他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越骂，勒保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表明总督不将他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他简直有点飘然欲仙了。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他与总督这般亲密，都颇感震惊。勒保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他，一回来，他们便拉着勒保的手问长问短，问总督有何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他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他套近乎。而勒保还是当初的勒保，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清末外务部任职时，品级高的官员乘车到部，门吏须高声通报，而他乘的是微末之员才坐的人力车，最初门吏颇为藐视，并不通报。后来那些人知道了他的官职是参议，而且对他乘坐人力车习以为常，这才开始通报。等到他买了一辆马车，这些傲慢的门吏们立刻变得毕恭毕敬起来，每次到部，即高声通报。
颜惠庆是喝过洋墨水的人，精通洋务，本篇的主角伊里布就不同了，他在两江总督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事。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侵占定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革职，伊里布被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筹办进剿，在见识了这支明显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舰队后，伊里布不无直接地向道光皇帝奏报：“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破此尤非易事，非厚集兵力，亦恐难以制胜。”但道光皇帝却以为他畏葸怯战，长了洋人的志气，灭了天朝的威风，非要他率领中世纪的水师前去与装备了大量舰炮的英国舰队开战，这种以卵击石的自取灭亡之举，着实是难为他。
在与英方的交涉中，伊里布属“主和派”无疑，当时乡民抓获了20多名英军士兵，伊里布加以善待并向道光皇帝提出以“释放俘虏作为交还定海”的建议。在谈判中，伊里布派家丁张喜以六品顶戴携带大量鸡鸭牛羊前往定海犒赏英军，英军则以洋布等物作为回赠。但双方的礼尚往来并没有达成一个满意的谈判结果，英方提出要“另行酌给一处”方肯退还定海，这让道光皇帝大为愤怒，随即他便命令伊里布“痛加攻剿，无稍示弱”；数日后，未见回报的道光帝又谕令伊里布“痛加剿洗”。
伊里布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委婉地奏称：“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道光得报后很不满意，随即下了一个有威胁的命令：“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之。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唯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
伊里布心里清楚，收复定海势必渡海作战，而“江浙两省之兵，柔脆者多，劲勇者少，潜师进剿，非实在精锐之兵不能集事”，即使被道光帝斥责降罪，也比白白送死的好。道光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回两江总督本任，改由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
两个月后，伊里布被后任裕谦弹劾“遣家丁赴敌船事”而遭褫职，随后押赴京城讯审。回京后不久，这位已近70的老大员被发配军台，以示惩戒。
经两年的战争后，清朝的海防被证明不堪一击，道光皇帝的态度也就不再那般的强硬。1842年初，在清廷微露议和之意时，英方称谈判须请伊里布筹办，浙江巡抚刘韵珂得知后，即以伊里布为“夷所感戴”，奏请发往浙江军营效力。道光皇帝考虑再三，只好将当时罪戍边疆的伊里布召回并赏给七品顶戴，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差遣。
但是，英军此时的主攻方向已不再限于沿海而是逆长江而上。8月初，英国公使璞鼎查率领一支由80多艘战舰及4500余名士兵组成的庞大舰队连克吴淞、镇江，之后进逼两江总督的治所——江宁（即南京）。昔日平静安宁的江面，如今耸立的却是侵略者的炮口，英国舰队就停泊在仪凤门外的草鞋峡，等待着清廷谈判代表的到来。
8月中旬，耆英、伊里布来到南京并会同两江总督牛鉴与英军展开和谈，那位“六品家丁”张喜再次发挥大作用，一些谈判的细节竟然由其完成，譬如赔款数量由3000万银圆减为2100万银圆等。直到8月20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才登上英国舰队的旗舰“康华丽”号与璞鼎查直接会谈。8月29日，《南京条约》在“康华丽”号上举行签字仪式，条约共4份，其中两份由耆英、伊里布、牛鉴及璞鼎查4人分别盖印签字，另两份则交由道光皇帝及英国女王“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各执一册，以昭信义”。
为庆祝胜利，“康华丽”号这一天布置得富丽堂皇，英国水兵也统一着军礼服。签字仪式结束后，英军鸣放了21响礼炮。礼炮本无恶意，但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仍为之胆战心惊，在轰隆隆的炮声中，这些大员落荒而走，毫不体面地结束了这场屈辱（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感觉到）的议和，而英军则在9月下旬收到了第一批赔款（600万银圆）后离开南京。
战争结束了，伊里布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在鸦片战争结束的次年，伊里布在广东任所于困病中弃世，终年古稀增一年。事后，清廷追赠伊里布太子太保，谥“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