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常被人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海归，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从美国取得大学文凭的第一人。
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南屏镇）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其家乡离澳门近在咫尺，接触洋人有地利之便。1835年，在哥哥就读传统私塾时，7岁的容闳却被父亲送入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校（由伦敦妇女会资助）。容父的做法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而外国教会学校可以免费就读并提供食宿。潜意识里，容父或许希望大儿子走读书做官之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之路，因当时一些乡人精通洋话而发了不小的“洋财”。
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容闳就读的是附设的“男塾”，这其实是筹建中的“马礼逊学校”的“男生预备班”。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同时他也是最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人。鉴于其贡献，英国宗教界后成立“马礼逊纪念协会”，协会每月拨出15英镑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先行招收部分男童就读。
1839年后，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交恶而爆发战争，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停办，容闳回到村里，后前往澳门某印刷所充当装订书籍的小工，每月挣3元钱。某日，家里转来一封信，信是一位澳门医生所写。原来，郭士立夫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他把容闳找到，送到新开办的“马礼逊学校”去上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闳其实就在距其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而那位医生却为此费尽了周折，最终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才将他找到。
1842年，“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原址在摩理臣山），当时的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勃朗牧师，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者。在这里，容闳读了6年书，直到1846年8月的一天，勃朗牧师告诉学生们，因个人健康的缘故他要返回美国，同时希望带几个同学跟他一块回美国继续学业。
在一片沉寂中，3名学生站了起来，他们分别是容闳、黄胜与黄宽。由于3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牧师除帮他们解决路费和学费外，还给他们的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4个月后，这3个勇敢的孩子——容闳、黄胜与黄宽跟随着勃朗牧师乘上“亨特利思”号运茶帆船，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首次惊涛之旅。
容闳此行仍是帆船时代的标准航线，他们所乘之船必须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贸易风”，先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后驶往美国东海岸。途经大西洋上幽禁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时，容闳在这位异国英豪的墓前折下一根柳枝——8年后，当他离开美国时，当年的细柳已是柳岸成荫。
经过98个日夜的惊险旅程，容闳等人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这也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一年后，同行者黄胜因病回国（其后在香港报馆供职并成为著名的华人领袖，1873年后曾随第二批幼童再度来美并入中国公使馆做译员），而另一位同学黄宽则被送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6年学成回国并被外国侨民称为“好望角以东最好的医生”，于1878年去世）。
按惯例，孟松学校可以资助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但条件是他们在毕业后必须以传教士为职业。在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面前，此时已入教的容闳还是坚决拒绝了。在个人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容闳特别提及此事，他不无激动地表示，“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人类应尽之天职，不能因贫穷而改变宗旨”。
百年前的话语，如今听来犹掷地有声。自由，造福中国，为国家谋福利，这是年轻的容闳的梦想，但它同时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慈善基金将停止对他的资助。把容闳带到美国的勃朗牧师对容闳的决定感到失望，但他并不愿意看到这位有志向的年轻人就此折翼。1850年夏天，当勃朗牧师前往美国南方看望亲友回来后，他给容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佐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愿意继续资助容闳，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容闳闯过了这一难关。也就在这一年，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了耶鲁大学。一年后，这两样都割弃了。经过4年的苦读，容闳与同级的98位同学一起毕业，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很多人赶来参观，而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看容闳——第一位获得美国大学而且是耶鲁大学文凭的出色中国人。
1855年，容闳拒绝了朋友劝其归化并在美谋职的忠告，随后沿着当年的路线回国。到香港时，容闳激动万分，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完全忘记了中文——某外籍领港员上船用中文问他前方有无暗礁沙滩，但容闳已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回国后，容闳花了3年时间去重新熟悉中文）。之后，容闳见到了阔别8年的家人，他们对他从耶鲁大学获得的羊皮纸（毕业证明）十分好奇，容闳无从解释，只好说它相当于“秀才”文凭，而母亲还似懂非懂地问这个东西可以领多少奖金。
耶鲁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的美国往往被视为社会的领袖人物，但容闳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却遭到了普遍的冷遇，当地官僚士绅根本不知道这种洋文凭、洋学问价值何在，他们只认进士、举人，哪怕是个秀才。回国不久，容闳先在美国传教士派克（当时兼为美国外交委员即代领事，也是容闳的校友）处担任书记一职，月薪15两银子。数月后，他又改任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月薪提高到75两。
时隔不久，容闳受人排挤而于1856年前往上海，并在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月薪同样是75两。直至有一天，容闳问税务司李泰国：“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李泰国大摇其头：“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听后，随即提交辞职书，李泰国还以为他是对薪水不满，当场表示月薪可增至200两，但容闳仍弃职而去。
回国前，容闳直抒胸臆：“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怀……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可是，当他回国后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清廷官吏腐败无能，社会民众愚昧无知，底层百姓被肆意欺压乃至被妄加杀戮，如叶名琛镇压“洪兵”，杀人无数，一般人却对此视若无睹。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蔑视有加，自从外人开辟租界以来，不但侵夺中国的治外法权，而且“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之凌侮，时有所闻”。有一次，一个体格高大的洋人将一团棉花球粘在容闳的辫子上加以嘲弄，容闳要求他立即拿掉，竟然被此人打了一个耳光，容闳大怒之下，趁其不备将其一拳击倒，一时哄传。
辞职后的容闳改为从事丝茶生意，他曾为上海宝顺洋行前往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采办茶叶，但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尚在进行当中，各地局势不安，容闳在一次与土匪的遭遇中，“神经受到震动”，为此而患病数月。经此刺激后，容闳突然醒悟，自己近年的所作所为已越来越背离了自己回国的初衷：“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1860年11月，在两位传教士的邀请下，容闳决定随他们前往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即南京）。据其自述，“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满洲朝廷”。一行人乘坐一艘被称作“无锡快”的快艇从上海出发，但所过之地令容闳触目惊心，在连年的战乱和相互杀戮之下，常州至无锡一带，这样的富庶之区竟然少无人烟。
容闳与当时主持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在香港既已相识，他们此行也得到了太平天国方面的热烈欢迎。数日后，洪仁玕派人送来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太平军中的第四等爵）和一幅写在黄缎上的委任状，容闳对此大失所望。经过几天的观察，容闳认为太平天国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那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至于“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这群乌合之众，不但没有增强实力，反而成了拖累，明显地削弱了战斗力。这帮人既不懂纪律，又没有宗教信仰以遏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烧杀抢掠”。
容闳认为，洪秀全很可能是因考试失败而得了神经病，靠基督教救赎，结果却发展出一套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些人在攻取了历来以财富和美女著称的苏杭、扬州等地后，给他们“带来了说不尽的财富和享乐，促使他们更快走向覆灭”。容闳的结论是，“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之后，容闳退还官印和委任状，立即离开了“天国”。
在朋友的推介下，容闳于1863年见到了湘军主帅曾国藩，据其所说，喜欢给人看相的曾国藩见到他后，上上下下地足足打量了他好几分钟，之后认为他“威棱有胆识”，是做军官的好材料，并提出让他带兵。但是，容闳自认为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太平天国战争即将结束，他更愿意参与洋务方面的工作。曾国藩随后委派其前往美国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容闳欣然从命，之后携带6.8万两白银再度赴美。在美期间，也正好赶上他在耶鲁大学毕业10周年的聚会。
1865年，容闳为节省时间从巴拿马地峡经旧金山横渡太平洋回国，由此圆满完成任务。他采购回来的机器，使得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善的机器工厂，不但可以修理制造枪炮，而且还可以造船。
在这些洋务活动中，最让容闳感到骄傲的是“留美幼童”计划，而这一计划的背后推动者不仅包括了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包括了朝廷重臣恭亲王奕?等。在反复的努力之下，第一批幼童终于在1872年赴美留学，而作为副监督的容闳就此长期驻美（兼任驻美副使），实际成为这一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可惜的是，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达到圆满的结果。问题主要出在留学正监督的身上，特别是以陈兰彬与吴子登为甚。陈、吴二人都是翰林出身，虽然对洋务还算了解，但思想不甚开通，他们对幼童们剪辫子、穿西服、打棒球等“西化”行为大为不满，而一些幼童入教更是给他们提供了借口（违反了当时的禁令）。之后，吴子登指责幼童们“离经叛道”，容闳有意纵容、管教失职，留学外洋“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此奏入京，朝野大哗。
对幼童们来美后的变化，容闳本以为正常，无须大惊小怪，但吴子登之举非同小可，容闳随后四处奔走，尽其可能地拜访联络美国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挽回事态。在容闳的努力下，美国总统格兰特、大作家马克·吐温、耶鲁大学校长等人纷纷呼吁或致信总理衙门，但是所有的努力均告无效。1881年6月，清廷的答复和当年批准留美计划一样，仍是那四个字：“依议，钦此！”
10年前，容闳的“强国梦”从这四个字开始；10年后，容闳一生中最大的努力同样被这四个字断送。失望之余，加上妻子患病（据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忆，朝廷重臣沈桂芬即对容闳娶外籍女子为妻颇有微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朝中保守派对容闳的看法），容闳于1882—1894年侨居美国，一时淡出了中国的政界。
中日甲午战争后，容闳重返国内并积极参与了之后的变法运动，他当时有两个重要的议案：一是建立国家银行，以鼓铸银币、发行国债和纸币，惜为盛宣怀所坏；二是提议建造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即后的津浦铁路），再为德国人所阻。戊戌变法前后，容闳与翁同龢、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其金顶庙住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变法失败后，容闳避至上海租界，并对清廷彻底死心。1900年，容闳更出一惊人之举，即与唐才常等激进的“自立会”人士在张园集会（与会人还有严复、章太炎、马相伯、叶瀚等名流），7月26日更是宣布成立“中国议会”，容闳被选为议长。
一个月后，唐才常的“自立会”举事失败。当年9月，在清廷的通缉下，容闳在堂弟容星桥的协助下离开上海。巧合的是，孙中山也在这艘驶往日本的“神户”号上。在容星桥的介绍下，孙中山与容闳首度相识，之后大赞其为“中国政治改革派中众望所归的领袖”。而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的成员，容星桥在回国后任职于海军，后弃职经商，曾任香港太古洋行、俄国顺昌茶行买办，他早在1895年即加入革命党，也是留美幼童中唯一的革命党人。
1901年，容闳避至台湾，后至香港而返美国。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逝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容闳去世第二天，当地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11点30分，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过去的一年里，他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进步变动，这是他毕生努力的目标。星期六（4月20日），他刚收到孙逸仙博士的一张签名照片，可惜为时已晚，因容闳博士早已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