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的户部尚书、理财专家阎敬铭，人称“救时宰相”，其为官清廉耿介，口碑极佳。阎敬铭，字丹初，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陕西朝邑人（今大荔县），年少好读，后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年仅18岁。在之后的会试中，阎敬铭屡试不中，无奈之下，他只好参加了吏部举行的“大挑”，以图进入仕途。
“大挑”是清朝特有的科举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只有在会试中连续3次以上不中（含3次）的举人才可以参加。清廷的用意，原本是因进士录取名额太少，而参加会试的举人人数众多（每次数千人），为防止人才浪费特别是士子怨愤，清廷准吏部对连连落选的举人进行考试，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意在让这些落第的举子能有较宽的出路。
“大挑”与考举人的乡试、考进士的会试还不一样，它并不重视文章辞赋而主要根据应考者的形貌、应对与时事进行考察，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亲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据说，被挑中的主要与其相貌有关，这下阎敬铭可就吃大亏了。《春冰室野乘》中说，阎敬铭长得身材短小，脸形像个枣核，二目一高一低，尚有大小之分，模样十分古怪。在“大挑”中，接受挑选的举人们按每班20人进入，众人站定后，某亲王立刻被阎敬铭的怪模样吸引住了，他瞧了瞧，觉得此人长相实在有损大清形象，于是高声道：“阎敬铭先起去！”
尚未等到自报履历便第一个出局，阎敬铭被气得半死，又无可奈何，他只能更加发愤读书，以待下一次的会试。好在老天有眼，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中，阎敬铭考中进士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翰林院，散馆后被授为户部主事。在此期间，阎敬铭多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并小有名气。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因战事紧张，湖北巡抚胡林翼请调阎敬铭担任前军粮台之职。由此，阎敬铭大展身手，他不仅将军需粮台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对军务时有建言，由此得到了胡林翼与湖广总督官文的极大赞赏。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阎敬铭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仕途青云直上。
鉴于其突出的才干，阎敬铭不久调任山东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开府大员。总的说来，阎敬铭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不是为官一方而是为国理财。光绪八年（1882年），阎敬铭奉命入京，出任户部尚书。巧合的是，此时正值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两位大员仪从煊赫，气势逼人，而阎敬铭却布衣敝车，行李萧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进城赶考的寒门老儒。
阎敬铭上任后，发现户部官员素质低下，账目混乱，一些贪官往往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危害很大。之后，阎敬铭决心革除积弊，力行改革。他上任第一天就亲自看账，并找来各管事的官员问账，结果发现无论是领办、会办还是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几何、出纳几何和盈亏怎样，有的人甚至连基本的算账、看账都不会。
查完账目后，阎敬铭再查三库。所谓“三库”，系指户部所管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阎敬铭进去看后，发现后库中物品堆积如山，毫无章法，加上日积月累，鼠咬虫蛀，很多存品（很多还是贡品）都已霉烂而无人管理。银库问题更大，那些司官差役，无不从中上下其手，就连搬运银锭的库兵，也都抓住一切机会从中窃取，有的甚至把银子塞在肛门里偷带出库。
一番查验后，阎敬铭当场斥逐一批书吏差役，并奏参了当时号称户部“四大金刚”的司官姚觐元、董俊汉、杨洪典及旗人启某，此4人后被清廷“革职回籍”。据说有一次，阎敬铭见掌管银库天平的属官史松泉锦衣华服，随后命当堂检验砝码，果然查出此人轻出重进，侵吞库银。
早年在湖北掌办军需时，阎敬铭即实行“一体办公”的制度，也就是说，主官与同僚们在一个大屋里办事，以防止有人从中买通牟利，行贪贿苟且之事。到户部后，阎敬铭将所有办事章程都公开张贴在墙上，以杜绝书吏差役们“搞猫儿腻”“讲惯例”。这种“政务公开”的方式，实际上也堵住了这些人搞权力寻租的可能。
在整顿户部积弊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云南军费报销案”。军费报销一向猫儿腻甚多，当时各省报销者往往将并非军事用途的款项纳入军费报销中，经办的户部官员也借机纳贿舞弊，各方心照不宣，大量的公家钱款就此流入了私人的腰包。早在阎敬铭上任前，云南方面即来京打点，正当他们与户部官员讨价还价时，阎敬铭被调任户部尚书的消息传来，于是双方赶紧谈妥了8万两好处费，之后从速了结了本次报销。
这等事在此之前可以说是习以为常，由于其中往往牵涉朝中与地方大员，一般人即便深知内情也不敢揭发，由此积弊日深。阎敬铭上任后，正好遇上御史陈启泰揭参此案，由于涉及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原户部尚书），清廷并不打算大动干戈，但在阎敬铭的坚持与言官邓承修、张佩纶、盛昱等人的推动下，“云南军费报销案”最终顺藤摸瓜，一批参与分利或有瓜葛的大小官员均被惩处，如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太常寺卿周瑞卿等均被革职赔赃流放，而王文韶、景廉也因失察而受到降级处分，前者还被逐出了军机处。
户部掌管朝廷财政命脉，但因管理无方，竟成为官员贪污的利薮。对实际情况了然于胸后，阎敬铭开出药方，户部中的“满员多不懂筹算，事权多半由胥吏掌握，这些胥吏平日弄虚作假，贪得无厌，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度支账目，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库款缺乏，慈禧太后驳回满洲大臣的反对意见而同意了阎敬铭的整顿要求。在阎敬铭的主持下，户部采用了新的度支记账制度，随后又裁退了部分蛀虫官员及胥吏，并重新选用了一些有才干的汉人官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廷的财政困窘状况。
经数年的整理后，清廷国库开始逐步丰盈，以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例，清廷岁入白银8076万两，岁出白银7308万两，当年盈余白银768万两，这已是太平军兴后的最好成绩。更令人敬服的是，阎敬铭经手的国库银子数额巨大，数不胜数，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出奇的俭朴之官。正所谓“人以群分”，阎敬铭最信任的两个司官，一名李用清，一名李嘉乐，作风即与之极其相似。
李用清回原籍山西守制3年期满后，返京时居然自己背着一个小铺盖卷儿，徒步3000多里进京；李嘉乐则每次都是让夫人帮他剃头，目的就是省钱。阎敬铭对这两个人非常欣赏，他以为做官必须从“俭”做起，唯此才能“无欲无贪”。
1877年，山西遭遇灾荒，大量饥民流离失所，清廷虽屡派官员前去赈济，但饥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后即调阎敬铭去视察赈务。受命后，阎敬铭一路上敝车荆服，到山西后更是穿一身粗糙的“褡裢布”官服上任，属下有穿着绸缎的，定要被他责骂，甚至要罚捐饷济灾。事后，阎敬铭查办了在赈济中贪污舞弊的知州段鼎耀等人，并严厉弹劾了礼部尚书恩承等官员对地方的滋扰，在其苦心经营下，山西灾情才有所缓解。
时人笔记《药裹慵谈》中说，阎敬铭做山东巡抚时，从来都是穿着布袍布靴，丝毫没有地方大员的样子。州县或者候补官员穿的衣服稍微鲜亮了一点，往往会遭到阎敬铭的呵斥。时间长了，其下属也投其所好，一个个假装很穷的样子，都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办公，知道的人晓得这是督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丐帮在开会。但阎敬铭就吃这套，那些故作简朴的人往往能够得到他的青睐。
有一次，齐河县令穿着狐袍来见他，阎敬铭见后大怒：“你身上的狐袍，想必是百姓的脂膏吧！你难道不知道本官发给各州县官员要求勤俭的训令吗？何以如此大胆！”该县令故作惊恐：“属下知罪，但大人有所不知，卑职此袍的价格现在比羊皮褂还要便宜。省中承大人指示，大家都争着购买羊皮褂，现在狐皮的价格骤落，因此我才买了一件。何况，现在省中的官员，上班时穿羊皮褂，回去后还是穿狐貂，不过为取悦大人罢了。对此，卑职不敢附和。”
阎敬铭听后愣了半晌，想想有些道理。不久，此人便由县令提拔为知府。此事传闻颇广，《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即以此为样本，其间更是绘声绘色，做足了添油加醋的功夫（不过未直接点出阎敬铭之名）。
在地方上任职时，阎敬铭往往将自家的纺布机安放在衙署大堂后面。当他升堂办公时，属员们经常听到后面的机声轧轧。原来，其夫人就在大堂之后纺绩，而他家的冬衣絮袍，也大都出自其夫人之手。曾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暗中讥讽，但阎敬铭不为所动，他常指着身上的棉袍向僚属们自夸：“内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阎敬铭在山东搞得太清廉了，久而久之，手下官员们实在受不了，他们纠集起来找阎敬铭诉苦：“大人为官至清，但这样下去，我们快吃不上饭了！”阎敬铭听后大为诧异，随即从衣袖里掏出半块锅盔递给众人：“你们没饭吃，吃我的。”满堂官员哑然失笑，但他们也知道阎敬铭是在故意装糊涂，堵他们的嘴罢了。
阎敬铭的清廉俭朴还真不是装出来的。《清稗类钞》中说，阎敬铭身为山东巡抚，但家中吃饭却是极为粗陋。有一次，他请新上任的学政来家中吃饭，桌上所放不过几盘白盐青菜，中间一碟是干烧饼，一点肉食也没有，阎敬铭却吃得津津有味。学政见后目瞪口呆，根本无法下筷，阎敬铭却一边嚼着烧饼，一边还不断劝学政多吃。盛情之下，学政窘得没办法，只得勉强吃了半碗糙米饭，随后赶紧告退。回去后，学政不无揶揄地对人说：“阎大人哪里是在请客，简直就是祭鬼啊！”
不过，这样俭朴的督抚大员，在当时还真不止阎敬铭一个。“云南报销案”中被牵连去职的前军机大臣王文韶在回到老家杭州后，曾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除夕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偶至账房见潘厨子，言近在抚署司庖，内外上下共32人，每月伙食94元，柴米油盐及厨子辛工一应在内，到此半年，从无只鸡特豚之添菜，每日早点烧饼、麻花各一件，静澜之俭德向固闻之，初不料其刻厉至此也”。
王文韶日记中说的“静澜”，指的是当时的浙江巡抚卫荣光（字静澜）。与阎敬铭的白盐青菜相比，卫巡抚每天早上吃点烧饼、麻花，整个抚署半年都不曾吃过一次猪肉、鸡肉，这也可以说是俭朴到家了。
身为大清财相，阎敬铭反对一切无谓的开支。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想重修颐和园，以便在撤帘归政后有一个颐养天年之所，由于工程浩大，费用极高，遭到了朝中大臣们的反对，其中又以阎敬铭的反对声最为激烈。后来大臣们的谏阻虽然成功，但这大大得罪了慈禧太后。不久，慈禧太后便找碴儿将阎敬铭革职留任，以示警告。
受此打击，阎敬铭不久即以年老为由请求告老还乡，但当时朝中还离不开他，于是慈禧太后又加以慰留，直到两年后，阎敬铭才得以退归乡里。尽管不在朝堂之上，但是阎敬铭仍不忘国事，继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有一次去看望他，据其日记中所说，阎敬铭自称有“三大愿不遂，激昂殊甚。三大愿者：内库积银千万，京师尽换制钱，天下钱粮征足”。
回乡后，阎敬铭仍热心地方公益，他不仅捐款修建义学，还在朝邑县城西侧（今大荔县城东）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丰图义仓”，慈禧太后特为之题写了仓名：“天下第一仓。”10余年后，这个义仓在庚子年的灾荒中赈济了众多饥民，救人无数。家乡父老为纪念他，后在仓西面修建了一座“阎公祠”，如今丰图义仓犹在，稳固如初。
1892年，阎敬铭病逝于山西寄寓，据说慈禧太后怒气未休，打算不给阎敬铭谥号，但查本朝恤典中没有不给大学士谥号的惯例，最后由内阁拟了“文介”二字。慈禧太后私下里还愤愤不平，对人说：“可恨阎敬铭骗去一好谥法。”
自古难当官，清官更难当。阎敬铭为官40余年，一生经手钱物何止千万，但从不妄取一分一毫。终其一生，阎敬铭不讲排场，不蓄家财，虽身居高位而“望之若老儒”，其俭朴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老百姓来说，却也不失为一好官；而其淡泊名利、两袖清风的作风，更是为晚清官场之少有，为天下士人所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