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战争和外交仿佛一对孪生儿，两者相互对立，又结合紧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当政者要想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譬如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外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就几乎没有停止过。
毫无疑问，打仗最能花钱，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一笔；但要是打输了，战败方不但血本无归，反而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最后，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再打，“二战”爆发了。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镇南关大捷后没几天，正当前线老将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时，清廷却突然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清军将士接令后，捶胸顿足，“拔剑刺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摩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等清军将领也联合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时人写诗讽刺清廷：“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指的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就连清廷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当时也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最终还是被迫遵旨撤军，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议和。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而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也表示，“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对此点头称是，以胜求和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总管家，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列岛并对台湾形成了封锁态势，中法双方在陆海两个战场上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连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因为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却非短时间所能弥补。
譬如在海战方面，清朝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这从马尾海战及南洋舰队的两艘军舰在浙江石浦被击沉的惨痛失败可以看出。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北上进行骚扰并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廷在财力上难以支撑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据后来统计，清廷在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并为此欠债达2000万两白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而清廷此时的财政收入在7000万两左右，除去开支，每年只有数百万两的盈余。这样的战争，显然不是清廷所能长期承受的。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会危及它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此，英、美等国也一直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近邻——俄国和日本，此时也在虎视眈眈，观察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浑水摸鱼。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后，也不断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圻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清廷当时最担心的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趁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地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懒，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出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既然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在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中也就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干预下，清廷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得到清廷授权后，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后来，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在随后的1886—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廷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续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中法之战结束了。在这个战争中，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不如来看看条约原文。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如叛乱之类，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问题，由中国设法解决。总而言之，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这两款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力，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后面的规定，则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不用划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儿，也算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也可与法国商议，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两款，之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由此看来，之前的老调子倒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北洋水师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也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的。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
条约大概内容如此，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尚属正常。《中法新约》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地说，就是承认现状，正所谓：‘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不过笔者以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廷，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步来说，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之事。据说，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廷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在西方列强面前，当时的大清帝国远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在国力并不强大而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譬如越南乃至后来的朝鲜，早放弃，早受益，似无必要去背这样一个包袱。
从战略上来说，决策前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大清帝国的实力有限，去保护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决策最忌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能说是失败，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此条约，平心静气地说，后人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必因此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