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1946—），奥地利女小说家、戏剧家。
获奖理由：因为她的小说和戏剧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
获奖作品：《钢琴教师》（小说）。
瑞典文学院总是声称：他们只是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并不把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作为评奖的标准。马悦然教授一言以蔽之：“我们只评判作品。”但，何其难也，这届获奖的耶利内克再次将政治与文学的吊诡游戏，摆在了他们面前，世界舆论大哗，沸反盈天，令其苦不堪言。
在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右派看来，耶利内克曾是奥地利共产党党员，不仅锋芒毕露，针砭时弊，还挑战主流文化，被称为“红色女巫”。其作品更是以极露骨的自然主义色情，让读者感到羞愧。
耶利内克在20世纪60年代，还以激进“左派”的政治身份参加奥地利举行的大选，结果这位被右翼政府宣布为“国家公敌”的年轻的耶利内克落选了，令她十分沮丧和悲哀，她以拒绝自己的戏剧在奥地利公演，不接见任何媒体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我们必须弄清，耶利内克当时所处的，是奥地利带有纳粹倾向的极右翼政党非常嚣张的时代。右翼政治有过纳粹的罪恶历史，曾参与过纳粹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杀戮。同时，奥地利与德国不一样，不仅没有对二战的纳粹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反而文过饰非，为纳粹招魂。比如，在耶利内克竞选时，他们打出的标语是“你要文化，还是要耶利内克”，露骨地打出祭奠纳粹文化之旗。
一个柔弱的女作家，敢于站出来，挑战这个有纳粹灵魂的右翼政权，需要怎样的胆魄和勇气。至于耶利内克的文学作品之优劣高下，不能由文学之外的东西来做结论，以是否写性来判断文学作品更是荒诞不经。《金瓶梅》《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都被无端咒骂过，但历史证明它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耶利内克描写过什么，只要她能揭示人性的真相，揭示社会生活本相，并不妨碍她成为优秀的文学家。
当然，瑞典文学院面对奥地利右翼政府的盘诘“你要文化，还是要耶利内克”，最后选择了耶利内克，当然是因她的文学，这需要正义和睿智。
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耶利内克，自然令奥地利右翼政府大失颜面。在他们看来，此届诺贝尔文学奖，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只能以沉默掩盖难堪。
耶利内克得知获诺奖消息，出了一口恶气，她表示：此次诺奖不是捧给奥地利的花束，而是向右翼政客扇去的一记响亮耳光。
耶利内克没有出席瑞典文学院为她准备的盛大颁奖会，也没有在金色大厅发表她感慨良多的获奖感言。她只将事先录制好的录像带交到颁奖大会，那里有她题为“边线旁注”的演讲，是一篇讨论写作与人生关系的富有哲理的文笔优雅的散文。
播放她演讲的同时，世界各地媒体关于耶利内克作品对政治偏激和对性爱热衷毫无美感的批评，正传得沸沸扬扬……
是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耶利内克，是否实至名归，迄今一直众说纷纭。
重读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文学。
已经四十岁的女钢琴教师埃里卡·科胡特，像“母亲羊水里的一条鱼”，“琥珀中的一只小昆虫”，从小到大一直被母亲形影不离地看管，心理年龄仍是个孩子。母亲在结婚二十年后才生下了埃里卡，为将女儿培育成钢琴家，她承担了一切家务，对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每晚为她准备凉开水和水果，而且一直与女儿同床而卧。
像婴儿一样被严格看管的埃里卡像个傀儡，一直被母亲操控，很少接触社会生活，从小到大，没有朋友，既未受到别人的爱，又没爱过别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欲望被长期压抑，她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波涛汹涌，于是以自残自虐的变态方式释放压抑的欲望。
后来，一个年轻英俊的学生瓦尔特闯进了她的生活，一切有了转机，两人彼此吸引、相爱，但又被各自的性格牵绊。埃里卡把瓦尔特视为拯救自己的希望，不仅以书信向他坦露自己变态肮脏的内心世界，还让他观看自己收藏的性施虐刑具。她这样做，原本是向瓦尔特发出求救信号，是爱的表露，但还是吓坏了瓦尔特，他只能退缩了。
在埃里卡主动承认自己的过失后，情况又发生转机，瓦尔特重燃爱情之火。埃里卡对瓦尔特的爱不能不打上变态的解脱心灵压抑的深深烙印。瓦尔特认为埃里卡在愚弄他的年幼无知，心灵深受打击。于是他来到埃里卡家中，为了满足她变态的性欲，鞭笞了埃里卡，甚至强奸了她。
受到非人折磨之后，埃里卡从厨房拿了把锋利的刀，藏在身上，走出家门。在人群中，她发现了与一位女郎勾肩搭背、笑逐颜开的瓦尔特。她平静地走过去，站在瓦尔特面前，取出尖刀，同样平静地刺向自己的肩膀，鲜血如注地流出来，她平静地目送瓦尔特的身影消失。
埃里卡是一个人格分裂者，是甘愿受性奴役和性虐待的变态者，难道仅仅是由于母亲赋予她的那种严苛的爱吗？
因《钢琴教师》毫发毕现地呈现血腥的、暴力的、残忍的、露骨的性爱描写，即视其为变态女性心理小说，似过于简单。耶利内克《钢琴教师》的成就，在于她笔下的性爱，力求直抵人性本身，揭示人性真相，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
在耶利内克笔下，没有一个女性在性过程中是被动的角色或是男性的肉欲和压迫的对象，这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家庭权力结构，男权女权相对平等的社会权力的缩影。17世纪初，中国明代后期万历年间的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有大量的性描写，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每叙床笫之事”。殊不知，《金瓶梅》写“床笫之事”，表现出当时中国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所谓“大量的淫秽描写，既使其丧失美学价值，并为后起的淫秽小说开了不良的先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史》）之谬论，可以休矣。与世界文学相比，我们应多些见识和自信。
1946年10月20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降生于奥地利米尔茨楚施拉格市一个有捷克与犹太血统的家庭里。家境殷实，父亲是化学家，母亲出身维也纳名门望族。耶利内克从小受音乐熏陶，自幼学习钢琴，后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专修作曲。其丰厚的音乐素养，赋予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风格。后来她又到维也纳大学学习戏剧和艺术史。在校期间，她热衷学生运动，对政治颇有兴趣。
1967年，耶利内克发表《利莎的影子》，三年后又推出讽刺小说《我们都是骗子，宝贝！》。这时的作品，既对社会不公提出批评，也挑战主流文化，充满叛逆精神。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耶利内克出版了《作为情人的女人》《美妙的年代》和《钢琴教师》等三部长篇小说，让她登上欧洲文坛，征服德语系读者。影响最大的《钢琴教师》被麦克尔·汉内克拍成电影，轰动一时。
20世纪90年代，耶利内克已闻名天下，1998年获德语文学最高奖希纳文学奖，四年后又获海涅奖、柏林戏剧奖。
备受争议的耶利内克于200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又在争议中站到了世界文学之巅。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宣布不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她对此的解释，一是身体健康原因，二是心理原因，“不是高兴，而是绝望”。她的如下声明，让我们看到这位在文学中毫不畏惧强权、抗拒大众的极富个性的女作家内心的谦卑和温暖，她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该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