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1948—），白俄罗斯女记者、作家。
获奖理由：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获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非虚构文学）。
瑞典文学院新科常务秘书萨拉·邓尼斯女士，于2015年10月8日下午1时宣布，白俄罗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第一百零八届诺贝尔文学奖，并宣读评委会的授奖词：“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在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萨拉·邓尼斯评价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她一直在描绘苏联时期与苏联解体之后的普通人。她所写的不是单纯的历史，也不是仅仅叙述事件，而是写下了一部部情感史，为我们描绘了人们的情感世界……她采访了成百上千的儿童、男人与女人，在她的著作发表之前，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至少很少有这种系统的书写。在记录这些事件的同时，她也写下了一段段情感的历史，如果你愿意，也不妨称之为‘灵魂的历史’。”
在邓尼斯女士看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她所叙述的事件，只是为挖掘苏联人民内心借用的一种方式，表达其情感世界而已。
当瑞典文学院通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消息时，这位衣着朴实，有着一双灰色眼睛的女作家，正在明斯克极简陋的公寓里，像一般家庭主妇那样，熟练而认真地熨衣裙。听罢，自是不胜欣喜，正如后来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所说：“我马上就想到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比如伊凡·蒲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能和这些人物比肩，自然高兴。在被问到那笔可观的奖金做什么时，她马上答道：“我只会做一件事：给我买个自由。”过去生活艰苦，她从事记者职业四处奔波，又因《锌皮娃娃兵》得罪当局，2000年被迫离开白俄罗斯，漂泊到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瑞典十二年，经济拮据，可想而知。现在有了钱，可以自由地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岂有不喜之理。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此届诺贝尔文学奖，似早有征兆，早在此奖公布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一直稳居英国立博彩公司的赔率榜首，高于同样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因此，她金榜题名后，世界文学界并无太大争议。但以非虚构文学获奖，出乎世人预料，距诺贝尔文学奖于1953年颁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纪实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已过去整整一个甲子零两年。非虚构文学获诺奖的意义，在于很直接地、犀利地、具有真实感地、亲历现场地，报道重大事件的文学，已被纳入纯文学范畴，体现了文学人的担当，给文学注入了更多的人文精神，预示着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于1948年5月31日生于苏联乌克兰的斯坦尼斯拉夫（自1962年属弗兰科夫）。父亲为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母皆是乡村教师，后举家迁居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中学毕业后，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期满毕业，曾到当地几家报社任记者，后又到杂志社工作。1975年，她创作的《我离开了农村》，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作品记录了一些离开乡土者的独白，其纪实风格已见端倪。
1984年，三十九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苏联大型文学期刊《十月》上，发表了以女性的视角审视苏联伟大而艰苦的卫国战争的非虚构文学《战争中没有女人》（后更名为《我是女兵，我是女人》），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经过战争洗礼的著名作家康德拉耶夫高度称赞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作品：用女性独特的心灵，以谈心式的陈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开掘出战争本质的“深深的岩层”。同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这位刚刚闯入文坛的女作家颁发了荣誉勋章。
《战争中没有女人》很快被译成三十五种语言，在十九个国家出版，仅俄文版销量就超过两百万册。
关于《战争中没有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989年初随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曾讲述了写这篇作品的经过。据她说，整整四年间，她跑遍了两百多座城市和乡镇，采访过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翔实地笔录了她们是怎样如男兵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冲锋陷阵，在冰天雪地背着伤员去疗救。战争胜利了，而这些如花似玉、温柔多情的女性，已被血腥的战争，异化成冷酷寡情的女人。有一次，阿列克谢耶维奇偶遇被她写进《战争中没有女人》的一个女人。女人说，战争结束后，她不敢看肉，肉使她想起枪林弹雨中横飞的人肉。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非虚构文学的生命就是真实。而为了超越时间，超越人的立场和阶级属性的“真实”，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尤其是对一个女人。
199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俄国《民族友谊》杂志上，又推出了她的新作《锌皮娃娃兵》。作为她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目的不只在揭露阿富汗战争时，苏联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她在该书中写道，她更在意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
1979年12月，为了控制阿富汗，苏联出兵入侵了这个国家，将刚刚当选的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总统阿明逮捕，当夜便处决。阿富汗各派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苏联入侵军。1989年，在世界正义的舆论压力下，苏联政府在日内瓦签署有关协议后，被迫全部撤出阿富汗。十年的入侵，动用了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伤亡五万余人，耗资近五百亿卢布的苏联人，极不光彩地结束了这场没有宣战的不义战争。
《锌皮娃娃兵》就是以此为背景，描写参战的二十岁左右的苏联娃娃兵在阿富汗的经历，以及等待他们回国的父母和妻子的血泪回忆。该作品没有描述，而是从女性的角度，挖掘其心理活动，让读者看到人的灵魂的真景象，从而揭示出造成这场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作者的战争观，一目了然：战争就是杀人，反对一切战争。
《锌皮娃娃兵》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相悖的两极对立的赞誉和诋毁，在世间热闹而激烈地对峙着。
1997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又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是悼念一场生态灾难殉难者的挽歌。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人类有史以来由高科技失控引发的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八吨多放射性物质外泄，使欧洲地区遭受核污染的区域达二十万平方公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遭核污染土地约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受灾人数为六百五十万人，核辐射直接导致二十七万人罹患癌症，其中九万三千人很快死亡。参加救灾的六十万人中，有七万人在五年内死亡。
三十二年过去，为该核电站建立的庞大的普里皮亚季早已成为一座毫无人烟的“鬼城”。虽然如今鸟儿飞来了，但基因已改变。燕子身上有白化的羽毛，它们也正常迁徙，但来年春天，它们却没能飞回来。美国作家艾伦·韦斯曼的《没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人类消失，地球将会怎样？》一书，对这场核泄漏灾难有翔实的描述。
切尔诺贝利这一惊天大灾难发生后，苏联当局对内外封锁消息，掩盖事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同父母都生活在被污染区，母亲突然双目失明，邻居的孩子中，有二百五十多人罹患甲状腺癌。见此情景，因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和作家的良知道义，她不能对此沉默。她中断一切，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深入灾区，采访幸存者：当地核电厂的工作人员，赶来救援者的妻子，被迫离乡背井的妻子和母亲……从他们的嘴里听到愤怒的声讨、恐惧的叙述，见到坚忍的面容，感到同情和挚爱的情感。
她常常站在第聂伯河上游，望着那座已空无人烟的令人恐怖的“死城”普里皮亚季城，想起果戈里《狄康卡近乡的夜话》一书中对第聂伯河的描写：“风和日丽中的第聂伯河多么奇妙，它那充沛的江水舒展地、平稳地流过森林，流过山峦，没有声息，没有喧嚣……”
但如今，一片死亡的寂寥和恐怖笼罩着曾经美丽的河水和森林，她在自己的文中写道：“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到经历病痛与死亡挣扎，甚至被迫远离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那个巨大的、冰冷的核电站为何能如死神般掠走人命。而国家，为何一言不发？”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揭露这场惊天生态灾难，呈现这一人类悲剧，是警示世界，这类灾难不要再重演。其间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的主旋律，超越了灾难，是人性的赞歌。但苏联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将之骂成国家的“叛徒”，最后，像1974年驱逐索尔仁尼琴那样，将阿列克谢耶维奇驱逐出境。
迄今，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出版五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战争中没有女人》《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此外，她创作过三个剧本、二十多部纪实影片。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气势恢宏、厚重大气，又在表现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等重大题材时，深刻生动地呈现人性复杂的画景。她继承了俄国文学大师直面历史和用生命写作的良知和道义担当。
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等对于历史现实的追问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也对她深有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第十四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她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笔书写大事件历史，探索苏联和其后时代个体的命运，她更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人。她作品中的人，没有中心人物，皆是芸芸众生，正是这些个体的人，构成了她要书写的那代人的命运风景。不够宏大，没有哲理和寓意，完全是凭真实的讲述，她说：
我不只是记录事件和事实的枯燥历史，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相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不管怎样，在如此众多的真实细节中，这是不可能凭空想象或发明的……
那种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讲述，虽诚实、勇敢，但过于直白、单调、乏味的看法，是一种偏见。她作品的强大的感情力量，充盈着诗意且具审美价值。她说“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那“怎样相爱”，就是砥砺人心的强大的人性力量。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具有书写真实的“文献”价值，又是具有诗意和审美价值的一座刺眼刺心的苦难英勇的纪念碑，其意义远远超越文学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