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起程去喀山大学读书了[2]，至少可以说是这样。
我是在一个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启发下产生了上大学的想法。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青年，长得很帅气，有一双女性般温柔的眼睛。当时我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住在阁楼上。他经常看见我拿着书看，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说服我，让我相信我有“超常的科学研究能力”。
“您天生就是献身科学的。”他说道，潇洒地甩着飘逸的浓密长发。
当时我还不懂，一只小家兔也可以起到为科学服务的作用。可是叶夫列伊诺夫言之凿凿地向我证明说，大学里需要的就是像我这样的青年。自然，也提到了故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3]。叶夫列伊诺夫说，我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那里，用一个秋季和冬季的时间，我就能学完中学的课程，然后通过随便几门课程的考试（他就是这样说的：“随便几门课程”），大学里就会发给我公费助学金，五年之后，我就成为一名“科学家”了。看来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叶夫列伊诺夫当时十九岁，他的心地又很善良。
中学毕业考试刚一结束，他就走了。他走后两个星期，我也动身了。
外婆送我的时候，劝我说：
“你别总是对人发脾气了，你老爱发脾气，变得那么暴躁，净自以为是！都是受你外公的影响，瞧你外公现在成什么样儿了？活着活着就成老糊涂了，苦命的老头子。你要记住一点：对人们做出审判的不是上帝，魔鬼才乐意干这种事呢！好了，再见吧……”
几滴可怜巴巴的眼泪垂落在她那褐色的松弛的面颊上，她一面擦拭，一面对我说：
“这一别，我们就再也见不着面了，你是个坐不住的孩子，你这一去那么老远，可是我活不了多久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不在可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跟她见面，此时此刻，我就要远行了，想到今后再也见不到与我亲密无间的、我最至亲至爱的亲人，我突然感到心好痛。
我站在轮船的船尾，望着她在码头上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拿旧披肩的一角擦她的脸和那双饱含着对人们无限仁爱光芒的黑眼睛。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陋巷尽头的土丘上，墙后面是一片失过火的空地，上面杂草丛生。在苦艾、牛蒡和团酸模丛中以及接骨木丛中，高高露出一片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很大一片地下室，于是一群流浪狗便在这里栖身，也在这里死去。这一大片地下室令我刻骨铭心，它是我所上的其中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家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子，仅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艰难度日。我初来的头几天，常常看见这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的寡妇一脸凄苦地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桌子上，愁思百结地琢磨如何破解这道难题：这么一小块次等的肉，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美味佳肴呢，即使不把她自己算在内？
她不爱说话，两只灰眼睛里透出呆滞无望的、温厚顽强的神情，像一只耗尽全力的马：这匹马拉着大车在爬坡，它明知道自己拉不动，但却依然在拉！
我来到她家大约第四天的早上，这时她的孩子们还在睡觉，我在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低声问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上大学读书。”
她的眉毛和她前额的黄皮肤一起慢慢地往上扬去，刀子把她的手指割破了，她连忙吸吮着流出的血，一下子坐到椅子上，但她马上腾地站起来，说：
“噢，真见鬼……”
她用手绢把割破的手指包起来，夸赞我说：
“你挺会削土豆的。”
那当然，能不会吗！于是我对她讲了我曾经在轮船上干过。她问我：
“您认为单凭这一点就能上大学吗？”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幽默。我对她的问话很认真，把我的行动规划如实告诉了她，说我读完大学，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吁了一口气，说：
“唉，尼古拉呀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正巧走进厨房来洗漱，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像平素一样乐呵呵的。
“妈妈，要是能包顿饺子吃就好啦！”
“好吧，那就包饺子。”母亲同意了。
我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厨艺知识，于是说，这肉不适合包饺子，并且也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一听就生气了，她针对我的话狠狠抢白了我几句，搞得我两耳通红。她把一小把胡萝卜往桌上一扔，离开了厨房。这时尼古拉向我使个眼色，对她这样的举动做出解释说：
“她心情不好……”
他在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更容易冲动，这是女人的天性。一个很有声望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对这一点做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4]关于这一点也有过论述。
尼古拉非常乐意教导我，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给我的头脑里灌输一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我每每都如饥似渴地认真倾听，后来我竟把富克、拉罗什富克和拉罗什雅克林[5]混成了一个人，我也想不起来到底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6]砍了迪穆里埃[7]的头，还是相反呢？这个可爱的青年真诚地希望“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很有把握地向我许诺要这样做。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条件来认真关照我。他身上那种青年人的利己主义和轻浮率性使他看不见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费尽心力地操持家务。他的弟弟是个头脑迟钝、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辛苦更是无知无觉。厨房里那一套经济学和化学的复杂变戏法，我早就弄清楚了。她不得不每天变着法地把两个孩子的肚子填饱，另外还要给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鲁的外来者饭吃，她灵活机巧的应对我都一一看在眼里。当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犹如石头般压在我的心上。于是我开始找活儿干。为了避开在家吃午饭，我一大早就出门了。遇上坏天气，我便躲在那片废墟下边的地下室里，听着哗哗的雨声和呼呼的风声，闻着死猫死狗腐烂的刺鼻气味，我很快意识到，上大学只是一个幻想而已，如果当初去了波斯，也许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师，找到了一种方法，能让谷粒长成苹果那么大，让土豆长到一普特那么重。总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这不光是我一个人身处绝境，走投无路的大地，臆想出许多有益的事。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各种非同寻常的冒险和伟大的英勇行为。这对我度过困难的日子十分有帮助，因为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多，所以我愈发长于做各种幻想。我从不期待他人对我施以援手，也不指望幸运的机遇，但我顽强的毅力渐渐强大起来，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觉得自己就越是坚强，甚至更有智慧。我很小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不断反抗中磨炼出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在那里，挣十五至二十戈比是很容易的。混在这些装卸工、流浪汉和小偷当中，我觉得自己像一块铁被投进了烧得红红的炭火中，每天都有许多令人受刺激的强烈印象留在我的脑海中。在那里，那些赤裸裸地贪婪的人，天性粗野的人，在我面前旋风似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抱持的那种嘲弄的敌视态度，而对自己却并不在意。我过去的亲身经历使我很想去接近这些人，希望加入到他们那个敢怒敢言，讥讽时弊的圈子里去。我读过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这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经是师范学院的学生，现在十分落魄，还得了肺病。他能说会道地开导我说：
“你干吗像个女孩子似的，老是畏首畏尾，难道害怕失掉贞洁吗？贞洁对于女孩子来说是她的全部财产，而对于你只不过是一个枷锁而已。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有一头棕红色头发，脸刮得很干净，像个演员，他身材瘦小，动作敏捷轻柔，像只小猫。他对我俨然一副教师和保护人的姿态，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真意地希望我能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
“这本书中既有目的，也有真情。”他说道。
他喜欢女人，一谈论起女人来，他就非常兴奋，很享受地出声地隔空亲吻，虚弱不堪的身体一阵阵地痉挛。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感到厌恶，但我还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感受着他那话语中传递出的优美。
“女人啊，女人！”他动情地说，蜡黄的脸上泛起红晕，黑眼睛里闪着赞美的喜悦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肯干。对于女人，就像对于魔鬼一样，不存在罪孽！活在世上，再也没有比跟女人谈情说爱更开心的事了！”
他是一个天才的讲故事高手，轻而易举地就把妓女们不幸的爱情故事编写成凄美动人的歌曲，这些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各个城市。顺带说一句，下面这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我容颜不美，一贫如洗，
穿戴寒酸，遭人嫌弃，
我这样的姑娘，
无人迎娶……
有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人，叫特鲁索夫，他温文尔雅，衣着考究，有音乐家那样纤细的手指，对我也很好。他在兵船修造厂区经营一个小店，挂的招牌是“钟表匠”，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
“彼什科夫，你可别去偷窃，那是下三烂的事！”他对我说，一边风度翩然地捋着花白的大胡子，微微眯缝起透出狡诈而胆大神色的眼睛。“我感觉你走的是另一条道，是个注重精神层面的人。”
“注重精神层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样的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他对我的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我对很多人和很多事都十分羡慕。顺便提一句，巴什金说话的语调很独特，像朗诵诗歌那样抑扬顿挫，所用的比喻和表述方法往往出人意料，我就很羡慕他有这样的能力。我想起他讲过一个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开头是这样的：
“一个昏暗的夜晚，我像一只栖在树洞里的鸮，待在穷困僻陋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旅店里，正值金秋十月，霏霏细雨下个不停，风刮得飒飒作响，仿佛一个受了欺负的鞑靼人拖着长腔如泣如诉地唱歌，唱个没完没了：噢—噢—噢—呜—呜—呜……
“……她终于来了，她是那么轻柔，那么娇娆，宛若日出时的一朵云霞，但她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心灵纯洁却是骗人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假话，但却宁愿相信是真话！从理智上讲，我明明知道她在撒谎，但感情上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他一面讲，一面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微微闭上眼睛，不时用手轻轻摸摸自己的心窝。
他的嗓音低沉委靡，但他的话句句真切，像夜莺呖呖鸣叫般娓娓动听。
我很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关于西伯利亚、希瓦和布哈拉，他讲得非常引人入胜，对那些大主教的生活加以辛辣嘲讽和猛烈抨击。有一次，他神秘地讲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对自己国家的统治是一把高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反面人物”，小说结尾往往出乎读者意料，“反面人物”变成了慷慨豁达的英雄人物。
有时候，在闷热难耐的夜晚，他们这些人便渡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和灌木丛，在那里边吃边聊，交谈各自的心事，谈的多半是关于生活的错综纷繁，关于奇怪的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关于女人的话题，谈得尤其多。谈起女人，他们一向是满腹怨恨和忧伤，有时谈得也令人动容，几乎总是怀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他们仿佛在向黑暗中窥探，而这黑暗中充满各种惊悚可怕的意外情形。在星光朦胧的昏暗天幕下，在长满柳丛的闷热洼地里，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夜晚。这里距离伏尔加河很近，夜里湿气浓重，轮船上的桅灯好像金黄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游动。而在高而峻峭的黑魆魆的河岸上，灯火闪烁，或是一片一片，或是长长一溜儿，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镇的酒馆和住户房屋窗户里发出的光亮。轮船的轮叶噗噗地拍打着河水，有一队驳船，水手们狼嗥似的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打着铁板，传来凄凉的歌声，不知是谁借以稍稍排遣心灵的郁闷，歌声听上去极为悲怆，使人们心头蒙上一层哀愁。
更令人难过的是，静静地听他们这些人说一些难以捉摸的话，他们对生活做着思考，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一套，几乎谁也不听谁在说什么。他们在灌木丛下面或坐或躺，吸着烟卷，有节制地偶尔喝一杯伏特加酒或啤酒，然后回忆着一桩桩往事。
“听我说，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漆黑的夜里，趴在地上的一个人说道。
听完他的故事，大家赞同地说：
“这是常有的事，什么事都有……”
“这事有过”，“这是常有的事”，“这事有过不少”，听着这些话，我好像觉得他们这些人今天夜里已经走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因为一切都经历过了，再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了！
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不过我依然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来推理，假如我走上他们那样的路，也是完全自然的。我想上进和读书的希望受到挫折，这也是促使我跟他们接近的原因。在忍饥挨饿、满腔愤恨和烦恼郁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干出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对抗“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理想主义阻止我偏离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和一些低级庸俗小说，我已经读了不少正经的书籍，这些书激励我去追求一种还不明确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都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