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一些新感想。一群中学生常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我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他肤色黝黑，头发是青灰色的，像日本人，满脸细碎的雀斑，仿佛抹了一层火药似的。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玩击木游戏灵活敏捷，谈起话来妙趣横生，他身上蕴涵着多才多艺的萌芽。几乎跟所有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才华过日子，不想进一步去增强和发展这些才华。他有敏锐的听觉和极高的音乐鉴赏力，他酷爱音乐，能像演员那样很优美地弹奏古斯里琴、三弦琴和手风琴，但却不想去学更高级的和更难学的乐器。他很穷，穿得也很寒酸，破旧的衬衫皱巴巴的，裤子上满是补丁，靴子穿破了，踩偏了，这一切倒是与他那勇猛劲头、骨感身体的敏捷动作和大幅度的手势非常相配。
他像一个长期卧病刚刚初愈的人，或者像昨天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惬意，使他感到一种热热闹闹的快乐，他像烟火爆竹般地到处又蹦又跳。
他听说我生活困窘，处境危险，就建议我与他住在一起，做好准备去当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快乐的“马鲁索夫卡”贫民窟，熟悉这个贫民窟的喀山大学学生想必不止一代。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座半坍塌的大房子，里面住的都是吃不饱饭的大学生、妓女和幽灵般的衰迈无用的人，这座东倒西歪的大房子好像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业主那里抢夺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通往阁楼的走廊楼梯下边，他的床铺就摆在这里，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是他的全部东西。走廊通着三个房间，有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患肺痨病的数学教师，毕业于教会学校，他细高个子，十分瘦弱，硬撅撅的棕红色头发乱蓬蓬的，满脸胡子拉碴，样子有点吓人，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脏兮兮的。透过衣服的破洞，显露出他那可怕的发青的皮肤和一条条肋骨。
他好像靠吃自己的手指甲生活，把手指啃得都快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绘图，计算，不住地咳嗽，发出低沉的喀喀声。住在这里的妓女都怕他，以为他是疯子，但出于怜悯，她们经常把面包、茶叶和糖悄悄放在他门口，他把这些东西从地上捡起来，拿回屋里，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好像一匹累坏了的马。如果她们忘了或者因为某种缘故没能给他送来食物，他就打开门，用嘶哑的嗓音冲走廊里喊：
“给我点面包！”
他那陷进黑眼窝里的眸子里流露出自命不凡的狂热者的傲气。一个驼背的丑八怪有时来看他，这个人是阉割派教徒，小矮个儿，一只脚向外翻着，肿胀的鼻子上架一副高度数的近视眼镜，头发花白，蜡黄的脸上堆着狡黠的笑容。他们严严实实地关上门，在诡异的寂静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一次在夜深时分，数学教师嘶哑的狂怒叫嚷声把我吵醒了。
“我说，这就是监狱！几何学是笼子，是的！是捕鼠器，是的！是监狱！”
驼背的丑八怪尖声地嘿嘿笑着，反复说着一个怪异的词。这时数学教师突然雷霆大怒地咆哮起来：
“滚开，见鬼去吧！滚！”
他的客人悻悻地从屋里出来，在走廊上发狠地嘟哝着，时而尖叫几声，一面裹上宽大的披风。瘦高个儿的数学教师站在门口，手指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样子十分可怕。他嗓音嗄哑地叫喊道：
“欧几里得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可以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间里不知什么东西被震得哐啷掉了下来。
不久，我听说这个人想用数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做出论证，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里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一个夜班可以挣十一戈比。如果这一天我抽不出时间去挣钱，那么我们两人只能吃四俄磅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因为我要学习，没有富余时间去打工。掌握各门学科，对于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那些荒谬狭隘的、死板僵化的语法形式尤其令我挠头。俄语是一门生动灵活的、有难度的、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硬要被套上僵化的语法形式，我真的没有这本事。但我很快就高兴地弄清楚了，我学这些东西为时“过早”，即使通过乡村教师资格考试，由于我年龄小，也不会被录用。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在一张床板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下了夜班，一早就回来了，由于夜间不能睡觉，他显得疲倦不堪，脸色变得更加灰暗，眼睛又红又肿。这时我赶紧到小饭馆去打开水，不用说，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喝茶，吃面包。他把报纸上的新闻讲给我听，朗读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这个小品文作家是个酒鬼，他对生活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让我大感惊讶，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像对那个肥胖的丑脸婆娘加尔金娜一样，这个婆娘是倒卖女人旧衣服的小贩，也是一个拉皮条的。
楼梯下边这个栖身的角落就是普列特尼奥夫从这个胖婆娘手中租来的。当他没钱付租金时，就给她讲笑话、拉手风琴和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歌时，眼睛里就流露出嘲弄的神情。加尔金娜年轻的时候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对唱歌是内行。她是个贪杯又贪吃的女人，常常被歌曲感动得流泪，泪水从她那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流到浮肿发青的面颊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眼泪抹去，然后用一条很脏的手绢仔细地把手指擦擦。
“哇，古里，”她赞叹道，“您简直就是一个演员！要是你再稍稍漂亮一点，我会给您安排个好命运。我让许多年轻小伙儿都找上了耐不住寂寞的独身女人！”
我们楼上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儿”，他是大学生，一个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量，宽胸窄胯，酷似一个锐角倒置的三角形，难看极了，只是这个锐角被折断了一点。他有一双像女人那样的小脚，他的头也很小，几乎缩进了肩胛里，棕红色的头发直撅撅的，没有血色的脸煞白，突出的绿眼睛瞪得圆圆的，眼神显得很忧郁。
他拂逆父亲的意旨，像一只丧家之犬，成天连饭都吃不饱，好不容易设法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大学。但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浑厚低沉、优美动听的男低音的好嗓子，于是他便想学唱歌。
加尔金娜抓住了他这一点，趁机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她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三年级，一个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她长得很单薄，胸脯瘪瘪的，身子直挺挺的，像个士兵，一副冷冰冰的脸，像一个禁欲的修女，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掩隐在黑黑的眼窝里。她穿着黑衣服，戴着旧式的丝绸头巾，耳朵上戴一副耳环，上面镶有对人体有害的绿宝石。
她有时在晚上或者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发现，这个女人的确是翻门进来的，毫不犹豫地往院子里走来。她的脸看上去很可怕，紧紧地抿着嘴，几乎看不见有嘴唇，眼睛瞪得很大，望着前面，目光里流露出注定苦闷的神情，她这副样子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但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很紧张，紧张得使她走形了，仿佛她的身体被拉长了，疼得使脸缩成一团。
“你看，”普列特尼奥夫说，“她真是一个疯婆子！”
那个大学生很厌恶她，老躲着她，可是她对大学生紧追不放，好像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债主或者暗探。
“我是个磨不开面子的人，”他喝了酒，后悔不迭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我这张难看的脸和身形，是不会让我登台的，绝不会！”
“跟那个无聊的女人一刀两断，别再瞎浪费时间了！”普列特尼奥夫劝道。
“你说得对。可是我可怜她！我真受不了她，但又可怜她！你们要是知道她是怎样……唉！”
我们当然知道，因为我们曾听见这个女人在一天夜里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嗓音低声哀求说：
“看在基督的分上……亲爱的，你就看在基督的分上吧！”
她是一个大工厂的老板娘，拥有不少房产和车马，为产科教学捐过巨资，而她现在竟像叫花子似的向男人乞求温存。
喝过早茶之后，普列特尼奥夫就睡觉了，而我出去找活儿干，晚上很晚才回来，这时他又该去印刷厂上夜班了。如果我带回来面包、香肠或者煮的下水，我们就分成两份，他把自己的一份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座贫民窟的各个走廊和角落里转悠，仔细观察那些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这里住满了人，简直拥挤不堪，像一窝蚂蚁，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馊味，角落里净是黑糊糊的暗影。从一清早直到深夜，这里老是闹腾腾的，从来没有消停过。那些女裁缝忙着做衣服，缝纫机轧轧地响个不停。轻歌剧女合唱演员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用低沉的嗓音柔美地哼唱着音阶，一个变成酒鬼的、疯疯癫癫的男演员高声朗诵台词，醉醺醺的妓女们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看着眼前这一切，我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有一个棕红头发的秃顶的人，高颧骨，大肚子，细长腿，大嘴巴，长了一口马牙似的大板牙，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棕红马”。他经常无所事事地混在那些吃不饱饭的青年人当中胡乱瞎扯。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一个商人在打官司，已经打了有两年多了。他逢人就说：
“我豁出命也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让他们沦为叫花子沿街乞讨，过上三年叫花子的日子。之后，我会把依法院判决所得到的财产全部还给他们，再问他们一句：‘怎么样，鬼东西？尝到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吗，棕红马？”大家问他。
“我认准了，一门心思去干这件事，其他任何事都不干了！”
他成天不是泡在地区法院，就是泡在高等法院和他聘请的律师那里，经常直到晚上才带着许多大包小包吃的东西和酒，乘马车回来，在他那天花板摇摇欲坠、地板凹陷脏乱的房间里举行一个热闹的盛宴，邀请来的有大学生和女裁缝，凡是想要饱吃一顿和喝点儿酒的人，他都邀请来了。他自己只喝烈性罗姆酒，这种酒一旦洒在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去的深红色污渍。他喝醉了，撒酒疯地大喊道：
“你们这些可爱的家伙！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诚实的人！而我却是个下流的恶棍，是残忍无情的人，我想要把我的亲戚置于死地，我非得把他们置于死地不可！真的！我豁出去了……”
棕红马委屈地眨巴着眼睛，他那张丑陋的高颧骨的脸上淌着泪水，一副醉态。他用手掌擦掉脸上的泪，胡乱地抹到膝盖上。他那肥大的裤子上从来都是油渍麻花的。
“你们过得怎么样？”他大声喊道，“饥寒交迫，衣不蔽体，这难道就是国法吗？过这样的穷日子，能学会什么呀？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各种颜色的纸币，愿意提供给大家，说：
“有谁需要钱吗？兄弟们，拿去吧！”
女合唱演员和女裁缝贪婪地从他毛烘烘的手中把钱夺过来，他却哈哈大笑，说：
“这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那些大学生的。”
但是大学生们没有去拿那些钱。
“叫你的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大声说。
有一次，他自己也喝醉了，给普列特尼奥夫带回来一沓揉成硬纸团的十卢布的纸币，往桌子上一扔，说道：
“这钱你要不要？我不要了……”
他在我们床铺上躺下来，大哭大叫起来，为了让他醒酒，我们只好又给他喂水喝，又得用水泼他。他睡着后，普列特尼奥夫试图把钱一张张展平，但无法办到，因为揉巴得太瓷实了，必须先用水润湿后才能分开。
他那狭小憋闷的房间窗户对着隔壁邻居的石墙，屋里烟雾腾腾，脏污不堪，成天乱哄哄的，令人讨厌。他最能嚷嚷，嗓门比谁都大。我问他：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不住在旅馆呢？”
“亲爱的，我就是图个心里畅快！跟你们在一起心里感到温暖……”
普列特尼奥夫证实说：
“说得对，棕红马！我跟你一样，也是图个心里畅快。我要是住在别的地方，早完蛋了……”
棕红马请求普列特尼奥夫说：
“弹一曲吧！唱支歌……”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把古斯里琴放在自己腿上，唱道：
红太阳啊，升起来吧，快快升起来……
他那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柔美甜润，扣人心弦。
房间里渐渐安静下来，大家沉思地听着如泣如诉的哀婉歌声和铮铮琴声。
“真好听，棒极了！”那个给商人太太开心解闷的倒霉蛋大学生咕哝了一句。
居住在这座破旧房子里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当中，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最有智慧，善于营造欢乐的氛围，起着神话故事中善神的作用。他是个阳光青年，心灵美好，青春飞扬，他讲的笑话引人入胜，他唱的歌曲优美动听，他对人们的不良风俗习惯予以尖锐的嘲讽，对生活中不能容忍的假象敢于大胆揭露，这犹如焰火照亮了生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刚满二十岁，外表看上去还像个半大孩子，但是住在这里的人全都把他当做一个有能力排忧解难和提供帮助的人，一遇到困难就来找他，他总能拿出高明的主意。好人都喜欢他，坏人则害怕他，甚至那个上年纪的岗警尼基福雷奇也常常满脸堆出狡猾的微笑向他打招呼。
马鲁索夫卡贫民窟的院子是上山的“通道”，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尼基福雷奇的岗亭就在离我们住所大门不远的老戈尔舍奇纳街拐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