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连科夫的小店开在加盖出来的矮小平房里，连接着一个货币兑换商人的房子。这个商人是一个阉割派教徒。店里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大房间，这里采光不好，只有一个朝向院子的窗户。这个房间后面是一个窄小的厨房，绕过厨房，在商人的住宅和平房之间有一个光线昏暗的穿堂，贮藏室就隐蔽在这里的拐角上，里面就是那个藏而不露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有一部分书籍是用蘸水笔抄写在厚厚的练习本上的，譬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文章，以及《沙皇即饥饿》和《狡诈的计谋》。这些手抄本全都被读得破损了，揉皱了。
我第一次来到店里时，杰连科夫正在忙着招呼顾客，他用头指了一下通往大房间的门，示意我先进去，于是我就进去了，结果看见一个小老头跪在昏暗的角落里，正在虔诚地做祈祷，他看上去跟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肖像十分相像。望着眼前这个小老头，我有一种不舒服的、相抵触的感觉。
有人给我说过杰连科夫，说他是“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中，民粹主义者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个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
做完祈祷，他一丝不苟地把花白的头发和胡子捋顺，然后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您是哪一位？就是您啊？我还以为您是装扮成的大学生呢。”
“为什么要装扮成大学生呢？”我问道。
“噢，说的是呀，”小老头轻声应了一句，“但不管如何装扮，上帝都会认出来！”
他到厨房去了，而我坐在窗前，深深思索起来。突然，我听见有人喊：
“哦，他就这样啊！”
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站在厨房门框旁边，她留着浅色短发，面孔苍白膀肿，两只蓝眼睛炯炯有神，笑盈盈的。她很像廉价石印画中的天使。
“你干吗这么害怕呀？我有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颤抖的声音说，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我一步步挪近，仿佛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空中晃晃悠悠地走钢丝。她这副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都在颤抖，仿佛她脚上扎进许多针，墙壁灼痛了她那小孩似的胖乎乎的手，但她的手指很奇怪，一动不动。
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有一种奇怪的心慌意乱和深深同情的感觉。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非同寻常！
姑娘十分小心地在椅子上坐下，好像担心椅子会从她身下边飞走似的。没有人会像她这么率直地告诉我说，她开始下地走动才刚刚四五天，这之前差不多有三个月，她一直在卧床，因为她的四肢瘫痪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希望听到对她的病能有另外的解释。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间里，对于这样一个姑娘来说，被诊断为神经麻痹症，这太容易了。房间里一切东西都是紧靠着墙摆放的，屋角圣像前点着一盏亮晃晃的长明灯，长明灯铜链的暗影在大餐桌的白桌布上无谓地摇曳。
“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所以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儿。”她用孩童般尖细的声音说道。
这个姑娘仔细打量着我，她的目光真叫人受不了，我从她那蓝莹莹的眸子里看到一种能洞察一切的眼神。对这样一位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话了。于是我一声不吭地望着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的肖像。
这时，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突然从店里跑进来。他的头发是浅色的，眼睛很放肆。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责备了一句：
“玛丽亚，你怎么走出来了？”
说完，他马上又钻进厨房里去了。
“这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在产科进修班学习，偏偏这时候生病了。您为什么不说话？您是怕生吗？”
这时，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那只肌肉萎缩的手插进怀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摸着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头发给弄乱了，然后问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过了一会，又进来一位姑娘，她有一头棕红色的鬈发，身材苗条均匀，眼睛是淡绿色的。她很厉害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挽起白衣姑娘的手臂，说：
“够了，玛丽亚！”说完，便把她带走了。
这样称呼一个姑娘很不合适，听上去很刺耳。
我也离开了，心里有一种又奇怪又激动的感觉。第三天晚上我又来了，坐在这个房间里，试图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活很奇特。
那个热情温厚的老人斯捷潘·伊万诺维奇白得透明，他坐在角落里，笑吟吟地望着，暗紫的嘴唇微微地动弹，仿佛请求说：
“别碰我！”
他很胆小，老是有一种不幸的预感，心里惶惶不安。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安德烈·杰连科夫穿一件灰色上衣，胸前净是油渍和树皮似的面嘎巴。有点儿斜着身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负疚地微笑着，像个做了淘气的事而刚刚得到原谅的小孩。弟弟阿列克谢帮他照顾店里的生意，这个年轻人又懒又笨。他的二弟叫伊万，在师范学院读书，平时住校，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他个子不高，衣着整洁，头发梳得溜光，颇像一个年老的官吏。有病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只要她下楼来，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像是被无形的绳索捆绑了起来。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是由那个阉割派教徒房东的妻子来料理的。这个女人是瘦高个儿，脸长得像木偶，眼睛里透着凶巴巴的修女那样严峻的目光。她的女儿叫娜斯佳，有一头棕红色的秀发，她老在这里转来转去。当她用她那双绿眼睛望着男人的时候，她那尖鼻子的鼻孔便不停地颤动。
但是，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们。他们是一群活跃的人，充满激情，胸怀抱负，关心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的未来忧虑不安。他们总是为报纸上的文章、刚读过的书中的论断、城里和大学里发生的事件感到激奋，每到晚上就从城里各处跑来聚集在杰连科夫的小店里，展开激烈的争论，或三三两两地在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常常随身带来厚厚的书籍，用手指指着书页，互相大声叫喊，各持己见，对自己所喜欢的真理深信不疑。
自然，这些争论我是搞不懂的，对于我来说，真理在他们口若悬河的清谈中，就好比是穷人碗里的稀菜汤上面漂的小油星，渐渐消失不见了。我觉得有几个大学生与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饱读经卷的老者有相似之处。但是，依我的理解，眼前这些大学生本意是要把生活改变得好一些，虽然他们的真诚意愿在滔滔不绝的清谈中常常卡壳受挫，但并没有湮灭其中。他们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我很清楚，我自己也很关心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成功解决。我常常感觉到，大学生们的谈话中表达出我内心的思索，所以我对这些人非常热情，就像一个被允诺获释的囚徒那样高兴。
他们看我，就像是木匠在看一块可以制作出一件非同寻常的物品的木料。
“他是个天生有才气的人！”他们经常不无自豪地向对方这样介绍我，就像那些流浪儿在马路上捡到一枚五戈比的铜币，向外人显摆那样。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天生有才气的人”和“人民的儿子”，我感觉自己是生活中受冷落者，有时心里很沉重，深感自己智力水平很低。比方说，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标题为《格言与箴言》的书，我不知道格言和箴言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非常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就请求神学院一个大学生把这本书借给我看看。
“你可真行！”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惊叫道。他像个黑人，卷头发，厚嘴唇，牙齿又大又尖。“小老弟，你净胡闹！给你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好啦，不适合你读的，别瞎要！”
他那粗暴的口气深深刺痛了我。当然，这书我还是买了，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打工挣的，还有一部分钱是我向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至今我还保留着。
总之，人们对我是相当严苛的。有一次，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这本书，觉得作者过分夸大了牧人在建立文化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对那些精明强干的漫游者和猎人却多有贬损。我把我的疑惑告诉了一个语文系的学生。他听完后，竭力在他那娘儿们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表情，给我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关于“批评权”的问题。
“为了拥有批评权，必须信仰一种真理。您信仰的是什么呢？”他问我。
他连走路都手不释卷，在人行道上，他拿着书挡在面前，边走边看，不时碰到别人身上。他患了斑疹伤寒，在他那阁楼上卧床不起的时候，还在大声叫喊：
“道德应该与自由和强制的要素和谐地兼容并蓄，和谐地，和——和——谐……”
由于经常挨饿，营养不良，他老是病恹恹的，身体十分虚弱，并且他很执著，一心寻求永久的真理，使有病的身体雪上加霜，疲惫不堪。除了读书，他没有别的任何乐趣，当他觉得他已经把两个强大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一致时，他那双好看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似的绽放出幸福的微笑。我离开喀山大约十年之后，在哈尔科夫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五年流放刑期，重新回到大学读书了。我印象中，他像蚂蚁一样，在一大堆矛盾的思想中顽强地孜孜以求。他饱受肺结核病折磨得快要死的时候，依然竭力调和尼采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他咯着血，用他那凉冰冰黏糊糊的手指抓住我的手，嗓音嘶哑地说：
“解决不了矛盾的统一，简直活不下去！”
他在一次去学校上课的路上，死在电车里了。
我见过不少这样为理性而忍受苦难的人。缅怀他们，对于我是珍贵的。
大概有二十个这样的人常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其中有一个日本人，是神学院的学生佐藤·潘捷雷蒙。一个身材魁梧、胸脯很宽的人有时也来，他蓄着宽而密的大胡子，剃着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紧身的、后身打褶的灰色短外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颏，看起来像是被缝进衣服里似的。他通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面吸着短烟斗，一面用他那双会判读的灰眼睛不露声色地望着大家。他的目光常常凝视着我的脸，我感觉到，这个不苟言笑的人在心里对我做着衡量，于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怕他。他一言不发，这让我感到奇怪。大家都在高声侃侃而谈，言辞果敢犀利，当然，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喜欢。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琢磨出来，这些夸夸其谈的激烈言辞中往往隐藏着可鄙的虚伪的思想。可是这位大胡子壮士为什么沉默不语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9]，好像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我听说这个人刚从雅库特省流放地回来，他在那里过了十年流放生活。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但我还没有勇气去跟他认识，虽然我不怕生，也不畏怯，相反，我有极强的好奇心，对一切事物都渴求尽快了解清楚，不然心里老是放不下，弄得坐立不安。这个坏毛病终生影响我沉下心来认真干一件事情。
当谈到人民这个话题时，我感到很惊讶，也不自信，因为我所想的跟他们这些人所想的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心灵美和善良的完美体现，是近乎上帝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切美好、正义和宏伟事物之源的容器。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所见到的都是木匠、装卸工、泥瓦匠，我熟悉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10]，而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是整体的人民，他们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下，一切服从人民的意志。所以我觉得，正是这些人身上体现出心灵美和思想的力量，集中体现出对生活的博爱情怀和渴望依照仁爱精神的新准则去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以前，在我生活过的那些人中间，我从未在他们身上看到过有博爱。而在这里，人们说的每一句话里都表现出博爱，每一个眼神里都闪耀着博爱。
这些热爱人民的人所讲的话，犹如清新的雨露洒在我的心田，那些真实反映农村暗无天日的生活、反映忍受苦难的农民的文学作品也对我有很大帮助。我认识到，唯有对人抱有炽烈的爱，才能从中汲取为探求和理解生活之意义所必需的力量。我不再只为自己着想，开始更多地去关注他人。
安德烈·杰连科夫信任地告诉我，他开小店所赚的一点微薄收益，全部用来帮助这些有坚定信念的人，因为他们相信“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他像是一个在大主教主持礼拜时忙前忙后的虔诚的助祭，在他们这群爱读书的人中间忙来忙去，乐见他们那种生龙活虎和真知灼见。他把那只肌肉萎缩的手揣在怀里，另一只手来回揪弄着柔软的胡子，幸福地微笑着问我：
“你看这样好吗？当然不错啦！”
可是当兽医拉夫罗夫——他的声音很怪，说起话来像鹅嘎嘎地叫唤——与这些民粹派大学生的见解相左时，杰连科夫吃惊地闭上眼睛，小声说：
“真是个扰乱分子！”
他对待这些民粹派大学生的态度跟我的态度相类似，不过我觉得这些大学生对杰连科夫就像地主老爷对雇工，对饭馆侍者那样粗暴无礼。但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常常送走客人以后，让我留下来过夜。我们把屋子清扫干净，然后躺在铺着毡子的地板上，在长明灯微弱的昏暗光线下友好地窃窃长谈。他怀着信徒那样安详的喜悦对我说：
“将来会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优秀人物聚集起来，担当起俄国的一切要职，一下就把整个生活来个地覆天翻的大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