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发现他很喜欢棕红色头发的娜斯佳，尽量不看她那激情洋溢的眼睛，有人在场的时候，他对她说话很冷淡，那口气就像是主人在发号施令，但他目送她离去的背影时，眼神里却流露出离愁别绪的惆怅，而他们俩单独说话时，他总是不停地揪着胡子，胆怯地微笑着，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他的妹妹也从角落里关注着大家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由于听得极其投入，她那稚气的脸庞可笑地绷紧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当听到特别尖锐的言辞时，她就大声地喘气，仿佛她被浇了一身冷冰冰的水。一个浅棕红色头发的医学院大学生，像只好斗的公鸡，神气地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神神秘秘地小声跟她说话，煞有介事地皱着眉头。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可是，秋天来了，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的生活难以为继。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了我，我出去打工越来越少，光靠吃别人的面包毕竟不是回事儿，不好下咽啊。所以我必须谋个“职业”，度过冬天才行。于是我进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房。
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在我写的几个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有描述，这是一段痛苦煎熬的时光！不过也是一段颇有裨益的时光。
身体上的煎熬自不待言，更令人煎熬的是精神上的。
以前天天跟那些人见面，听他们谈论，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自打我进了地下室面包房，我和这些人之间便竖起一道“忘却之墙”。他们谁也不来这里看我，而我一天要干十四个小时，平时根本无法抽身去杰连科夫那里。节假日，我要么睡觉，要么和工友们在一起。我刚进面包房没几天，有些工友就把我看成逗乐的滑稽小丑，还有一些工友就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热爱一个会讲有趣童话故事的人那样对待我。天知道我对这些人讲了些什么，不过，所讲的故事当然都是能够唤起他们的希望，使他们有可能过上另一种较为轻松和有意义的生活。有时我讲的故事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我看见他们那浮肿的脸上露出人道的悲伤，眼睛里闪着屈辱和愤怒的目光。于是我感到像过节似地高兴，心里很自豪地想：“我在人民中间工作”，“我在开导他们”。
当然，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知识贫乏，甚至对日常生活中极简单的问题都解答不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被抛入一个黑洞洞的深坑里，这里的人们像盲目的蛆虫那样蠕动爬行，只求把现实生活忘却，常常泡在酒馆里和投进妓女们毫无激情的怀抱里，寻求醉生梦死的忘却。
妓院是他们每个月领到工钱那天必去的地方。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之前一个礼拜，他们就心痒难耐，谈论做梦都想的那种快乐。嫖宿回来后，他们没完没了地交流享受到的快感，毫无廉耻地吹嘘自己的性能力，狠毒地挖苦那些妓女，一面说一面嫌恶地啐唾沫。
说来真怪！透过他们所谈所做的这一切，我感受到的都是悲哀和无耻。我看到，他们花一个卢布便可以在青楼买欢，眠花卧柳，整夜作乐。我的工友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堪，感到内疚，我认为这是自然的。但他们当中有些人过分放纵自己，恣意胡为，无所忌惮。我觉得他们这是故作姿态，不是真的。两性关系使我感到很可怕，所以我对这种事情的观察特别敏锐。我还没有跟女人温存过，这使我处于一个很不愉快的境地，因为那些烟花女和我的工友们都对我恶意地大肆讥讽嘲弄。后来他们就不再邀我去那种柳陌花巷的地方了，并直截了当地说：
“老弟，你就别跟我们去了。”
“为什么？”
“没什么！对你不好。”
我敏锐地抓住这句话，觉得其中有某种对于我很重要的弦外之音，但没有给我进一步解释清楚。
“你呀，真是的！不是对你说了嘛，你别去啦！带你去不好玩儿……”
只有阿尔乔姆冷笑着对我说：
“跟你在一起就像是身边有个牧师，或者神甫。”
起初，那些烟花女嘲笑我太拘谨，后来就抱屈地问我：
“你是嫌弃我们吧？”
捷列扎·博鲁塔是个四十岁的“姑娘”，波兰人，长得胖胖的，脸蛋很漂亮，她是老鸨，有一双良种母狗似的聪明的眼睛。她看着我说：
“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小伙儿一准是成天跟未婚妻黏在一起，没的说，肯定是！”
她是个酒鬼，纵饮无度，往往喝得烂醉如泥，丑态毕露，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当她清醒时，她喜欢琢磨，对人们的看法很深刻，能够冷静地找出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这使我深感震惊。
“最不可思议的人肯定就是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她对我的工友们说，“他们净跟姑娘瞎闹，这种事也干得出来：在地板上涂上肥皂，叫一个姑娘一丝不挂地手脚分别撑在地板上的四只盘子里，然后他们照姑娘的屁股往前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行多远。一个完了，又换另一个。他们为什么干这种事呢？”
“你胡说！”我说道。
“哎哟，我才不胡说呢！”捷列扎平静地高声说，并没有生气。但这种平静令人感到压抑。
“这是你捏造的！”
“一个女子怎么能捏造出这种事呢？难道我是疯子吗？”她瞪着眼睛问道。
别人都全神贯注地听我们在争论，而捷列扎依然用冷静的声调不停地说着，只有爱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弄清楚为什么决不罢休的人才有这股劲头。
听的人厌恶地啐唾沫，痛骂那些大学生，而我发现捷列扎是存心煽起人们对我最喜爱的大学生们的仇视，我说，大学生热爱人民，希望为人民造福。
“不错，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亚街上那所普通大学的大学生，而我说的是神学院那些学生。他们都是孤儿，孤儿长大了一定是小偷，要么就是胡作非为的人，是坏人，反正是孤儿，无所眷恋！”
老鸨的平静讲述和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吏，总之，对那些“干净正派的人”的恶意抱怨，在我的工友们心中引起的不单是憎恶和仇视，几乎是喜悦，这从他们的话里表现了出来：
“可见，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咱们还坏！”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很难过，很痛苦。我目睹了那些下流之徒垃圾般从城里纷纷涌进这一个个像脏坑一样昏暗狭小的娼室，他们欲火汹涌，恣情发泄，然后满怀着仇视和愤恨重又回到城里。我观察发现，由于本能和苦闷的驱使，这些龌龊的犄角旮旯里挤满了人，他们用荒诞不经的话编成动人的歌曲，唱出爱情的烦恼与痛苦，杜撰出各种难以置信的荒唐事，抹黑“受过教育的人”，对不理解的事物抱着嘲笑和敌视的态度。我明白了，“柳陌花巷”也是一种大学，我的工友们从这里获得的是极其有害的知识。
我望着那些“卖欢的烟花女”怎样在肮脏的地板上来来去去，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发出沙沙的响声，怎样在手风琴讨厌难听的吱吱声或破钢琴发颤的嘶哑声中，令人恶心地扭动着肌肉松弛的身体。望着眼前的景象，我心中不禁产生出一些模糊不清的，令人忧虑的思想。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无聊，我想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但又力不从心，这种折磨令我痛苦不堪。
当我在面包房里讲起有些人正在大公无私地为人民寻求通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时，马上遭到反驳：
“那些青楼女子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
于是他们用下流狠毒的话毫不留情地对我进行冷嘲热讽，而我像一只好斗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大狗愚蠢，而是更有胆量，所以我也火了。我渐渐明白了，对生活的思索比生活本身更痛苦。有时，我心里会突然恨我那些默默忍受的工友们。老板喝醉以后常常耍酒疯，对他们粗暴地侮辱挖苦，他们却不可救药地逆来顺受，这让我感到特别愤慨。
就在这段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好像故意作对似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一种完全不熟悉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与我相敌对的，但仍然使我感到困惑不解。
一天夜里，大雪纷飞，狂风呼啸，那劲头仿佛要把灰色的天幕撕成碎片撒落下来，地上积起一个个雪堆，好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太阳已经沉落，永远不再升起。这是在谢肉节的一个夜晚，我从杰连科夫家出来回面包房，我闭上眼睛，顶着大风，冒着漫天乱舞的茫茫大雪，一步一挪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绊倒了，撞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身上。我们两人互相骂了一句，我说的是俄语，他说的是法语。
“噢，鬼东西……”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他扶起来，让他站稳。他是个矮个子，身体很轻。他一面推我，一面怒冲冲地叫嚷：
“我的帽子呢，您这该死的！快给我帽子！我要冻死了！”
我从雪地里找到一顶帽子，抖了抖上面的雪，戴到他那头发蓬起的头上。他把帽子从头上拽下来，挥舞着，用两种语言叫骂着，赶我走：
“滚开！”
他突然急速向前跑去，消失在狂风暴雪之中。我走着走着又看见了他——他站在那里，两手抱住木灯柱，上面的灯已经熄灭了。他坚决地说：
“列娜，我要死啦……噢，列娜……”
看来，他喝醉了，如果我把他丢在街上不管，他大概会冻死的。于是我问他住在哪里。
“这是哪条街呀？”他带着哭腔叫喊道。“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搂住他的腰，领他往前走，一面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在布拉克街，”他模糊不清地嘟哝说，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在布拉克街，那里有浴池，有一座房子……”
他脚步不稳，踉踉跄跄，影响得我也走不成。我听见他的牙齿直打战：
“如果你知道。”他一边推我，一边喃喃地说。
“您说什么？”
他站住了，举起一只手，说得很清晰，我感觉他的口气里不无骄傲：
“如果你知道我带你去哪里……”
说完，他把手指塞进嘴里，摇摇晃晃的，几乎跌倒。我蹲下身子，把他背起来继续往前走，他把下巴颏顶住我的头顶，含糊不清地说：
“如果你知道……我快要冻死了，噢上帝……”
到了布拉克街，我费了很大劲才向他弄清楚他住在哪一座房子里。我们终于钻进一间小厢房的穿堂。这间厢房隐蔽在院子深处，大雪仍在这里飞舞。他摸索着找到了房门，小心地敲了敲，嘘声说：
“嘘！轻一点……”
一个穿红色宽松长服的女人把门打开了，手里举着蜡烛。她给我们让出道来，默默退到一旁。不知她从哪里掏出一副单目眼镜，开始仔细地打量我。
我对她说，这个人的手好像冻僵了，必须给他脱下衣服，让他躺到床上去。
“真的吗？”她问道，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富有青春活力。
“应该把他的手先放进凉水里……”
她没有说话，用单目眼镜指了指角落，那里的画架上有一幅画，画面上是一条河，还有几棵树。我吃惊地望了望那女人的脸，她的脸呆板无神，有点怪怪的。她朝屋角那张桌子走去，桌子上亮着一盏有粉红色灯罩的灯。她在桌旁坐下来，从桌上拿起一张红桃J，仔细端详起来。
“您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道。她在桌子上摆纸牌，没有回答。我送回来的那个人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冻红的双手垂在身躯两侧。我把他抱到长沙发上，给他解开衣服，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在做梦似的。我对面长沙发后面的墙上挂满了相片，其中有一个带白丝带花结的失去光泽的金色花环，丝带下端端正正印着一行金字：
献给无与伦比的吉尔达[11]
“见鬼去吧，轻点儿！”我开始按摩他的手时，他哼哼唧唧地说。
那女人还在默默地摆纸牌，一副忧虑重重的样子。她有一张鸟一样的小尖脸，鼻子也是尖尖的，眼睛很大，目光呆滞。这时她用她少女般的手把花白的头发拍得蓬松起来，像是一顶假发，然后嗓音轻柔而清脆地问道：
“乔治，你看见米沙了吗？”
乔治把我推开，迅速地坐起来，急忙说：
“他去基辅了……”
“对，他去基辅了。”那女人重复了一句，视线始终没有离开纸牌。我发现她的声音很单调，没有表现力。
“他很快就回来……”
“真的吗？”
“噢，真的！很快。”
“真的吗？”那女人又问了一遍。
几乎没有穿衣服的乔治从长沙发上跃身跳下来，两步跳到那女人脚边跪下来，用法语说了些什么。
“我问心无愧。”她用俄语回答说。
“你知道吗，我迷路了。暴风雪铺天盖地，风大得不得了，我以为我会冻死的。”乔治急匆匆地说，一边抚摸着那女人放在膝上的手。他四十来岁，红红的厚嘴唇，留着黑髭胡，脸上显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他使劲揉搓着圆脑壳上硬撅撅的花白头发，说话也渐渐清晰了。
“我们明天去基辅。”那女人说。听她那口气，既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肯定。
“好，明天就去！你现在该休息了。你为什么还没睡？天已经很晚了……”
“米沙今天会来吗？”
“噢，不会的！暴风雪这么大……走吧，该睡了……”
乔治端起桌子上的灯，领着她进了书柜后面那个小门。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听着他那有点儿嗄哑的低语声。暴风雪像毛烘烘的爪子拍打着窗玻璃，发出沙沙的响声。蜡烛的火苗畏怯地投射在地板上融化了的一汪雪水里。房间里摆满了东西，散发着一股暖洋洋的奇妙气味，令人昏昏欲睡。
这时，乔治趔趔趄趄地走出来，手里端着灯，灯罩轻轻地晃荡着。
“她睡下了。”
他把灯放在桌子上，沉思地在房间中央站下来，眼睛没有望着我，开口说道：
“你看，怎么说呢？要是没有你出手相助，我也许已经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的？”
他侧耳倾听着隔壁房间里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响声，浑身直打战。
“她是你妻子吗？”我小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