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铺今天很安静，没有人来喝酒。老板就很殷勤，一会儿过来说几句加菜加酒的客气话。
徐福晃着身子，撵老板走，说：“你今天要往酒里兑水，我就把这铺子砸了。”
老板知道他喝醉了，笑着退走了。
徐福红眼看着邵士喜，说：“你咋不喝？是不是花你的钱心疼。今天这酒钱我掏，让他们再上两碗。”邵士喜赶忙说：“福子哥，你不能再喝了。”
徐福挡开他的手，说：“喝，告诉你，我是一斤的酒量。今天咱们喝个痛快，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明日喝凉水。”
老板又端上两碗酒。
徐福端起一碗，“咕嘟咕嘟”又灌下半碗。邵士喜苦笑一声，说：“福子哥，你不能再喝了，你都快坐不住了。”
徐福立即挺腰凸肚坐得笔直，他拍拍胸脯，说：“谁说我坐不住，我这不坐得好好的吗。”他很快又软了下去，他趴在桌上挥过头来说：“士喜子，我有句话要告你说。你知道牛厂长今天给我说什么了，他问我入不入闫长官的会，我说，给钱就入。牛厂长就给了我五块钱。士喜子，你入不入，你要想入，我给你找牛厂长说去。”
邵士喜忙摆摆手说：“不入，我不入那个什么会。”
徐福细眯了眼看着他，说：“不入？不入白不入，一入就给五块钱哪。”
邵士喜笑了，说：“我也想要那五块钱，可我爹给我说过，咱啥党也不参加。”
徐福说：“你爹知道啥，闫长官是正统。”
邵士喜低声说：“听说闫锡山的部队快完了。”
徐福说：“瞎说哩，闫长官几十万人马呢，那能说完就完了呢。”他又趴在邵士喜耳边对他说。“牛厂长要抓白永祥呢。牛厂长问我白永祥是不是八路，我说，他那个样子还能是八路。可是牛厂长和李监工还是要抓他。”
邵士喜吓了一跳。
晚上，邵士喜摸进白永祥的窑里，急慌慌地说：“你快跑吧，李监工说，要抓你哩。”
白永祥从烂被絮里伸出头来，说：“老子光棍一条，还怕球他抓。”
邵士喜把他的被絮一扯，说：“你还是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快走吧。”
白永祥就坐了起来，他光着身子去拉邵士喜的手，说：“士喜，你这人不赖，徐福是个屁货。”
邵士喜忙说：“徐福不是屁货，他就是想挣钱娶婆姨哩。”
白永祥说：“士喜，我不会忘记你的。”
邵士喜催他快走，说：“你将来在八路里当了官，可别不认咱兄弟们。”
白永祥连夜跑了。
手记之二
难道我真的患了神经分裂症？没有。我只是突然感到厌倦，感到烦躁，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一股漫无边际的使人晕眩的潮水向我涌来，慢慢地把我淹没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他们说什么，姑且就算什么吧。我懒得和他们争，也懒得去辩解了。我看见爹讨好地附在“南霸天”身边，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我没有兴趣听，就把眼睛转向了窗外。我发现，这神经病院的环境还真是不错。花园式的，有假山、有花圃、有绿树，还有飞鸟。这些在我生活的那个小镇是看不到的。我们小镇有山，却是光秃秃的，而且山势奇兀，给人险恶之感，汾河从小镇穿过，但汾河里流的是工业污水。别说鱼虾，连青蛙、蝌蚪也存活不住。到了夏天，河里便生出一股呛鼻的恶臭。小镇空气也没有这里清爽。小镇的周围有三座洗煤厂、十二个焦化厂，还有一个发电厂。天空成年弥漫着浓浓的灰雾，这里很好，能在这里住几天也不为坏事。
我又看见刘宪扬谄媚地附在“南霸天”身边，嘴巴快速地翕动着，他大概在为医疗费和“南霸天”讨价还价。我们镇政府财政拮据，干部的工资也越来越难保障，支付医疗费就更困难了。前年我们的一个副书记得了癌症，眼看就不行了，却怎么也从肿瘤医院出不了院，医院不见医疗费，就扣住病人不放。气得这个副书记临死前嗥啕大哭。想回去死都不能。我虽然在镇政府大院里是不受欢迎的人，但出大价钱让我呆在这里，他们大概还不太情愿。看来是谈妥了，刘宪扬回过头来，向我灿烂地笑了一下。我没理他，到是向窗外的司机招了招手。司机也向我招了招手，但很快就钻进车里去了。
刘宪扬安慰我说，你就暂时在这里治几天吧，十天半月，我们就来接你。我没理他，我讨厌他的虚伪，我预感到我将被囚禁在这里。爹又坐回我的身边，充满悲悯地望着我，他希望我安心治疗。家里的事你就别惦挂了，爹说，我看着他很可怜，就说，我什么也不惦挂了。你们不是说我有病，我还惦挂什么。爹就哭了，眼泪“啪啪”地朝下落，我说，你别哭了。回去替我看看阳阳，我为什么砸电视，因为我要的是阳阳，不是彩电，爹抽泣得更厉害了，爹说，我咋不想阳阳呢，可法院非要判给他妈么。刘宪扬看不下去，就蹭在他耳旁说了句什么，爹马上就不哭了。
“南霸天”目光冷峻地看着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摇摇头说，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我神经分裂，还是你们神经分裂。“南霸天”立刻又变得和颜悦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们这里条件很好，治愈率也很高，外省也往我们这里送病人，辽宁的、河北的、还有……
爹摸出几十块钱要给我做零花钱，“南霸天”不允，我就对爹说，钱不用留了，我从包里掏出我的笔记本和园珠笔。“南霸天”马上说，这个也不能留，病人需要绝对休息，我把笔记本果断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大声说，如果不允许留下，我马上就走。“南霸天”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你想留下就留下吧。不过，我告你，这是破例的。
我对刘宪扬说，你回去转告郭宏达，让他尽快筹备一部分资金，给石膏厂的工人开资，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了。刘宪扬嘻皮笑脸地说，邵镇长，你咋还操这份闲心。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石膏厂的蹲点干部，我不能看着那儿的职工饿肚子。刘宪扬这才点了点头说，我回去就向郭书记汇报，你好好养病吧。过一段我来接你。
几分钟后，我被带到门诊楼后边的住院部，我被送进铁大门之后，爹抹着眼泪蹒蹒跚跚地走了。透过监狱似的铁栅栏，我看见爹驼着背一步一回头远走了。我再也忍不住，眼睛湿了。我冲爹的背影喊了一声，爹没听见，爹耳聋了。我挣脱开他们的手，仍默默地注视着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愧疚，我对不起爹，我是他仅存的两个儿子之一。那个儿子一年四季不着家，几乎断绝了父子关系，而我又来到了这里，我曾是他生活中的太阳，可这颗太阳也陨落在了精神病院。
我被虎背熊腰的男护士带进102室。刚进门，一个眉清目秀的人便跳下床，向我扑了过来，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欲行不轨，不料他却急切地抓住我的手，大声问我说，今天是熊市，还是牛市？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茫茫然，男护士用力推了他一把，说，牛市。这人便眉开眼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摇了摇，说，太好了，又是牛市，祝贺你，当然，也祝贺我，说完就又跳回床上，盘腿坐在那里，如老禅入定一样。男护士说，他叫侯亮，过去玩股票的。我对股票没有兴趣，所以也就没有答话。男护士说，你们这间病房还有一个人。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可能去其它病房了。他名叫余志高，你们要团结，要和睦相处，不许吵嘴打架，否则严惩不贷。我没理他，从现在开始，我不想说话了，因为我是冤枉的，我是无辜的，我无法申诉，也无处申诉，所以我什么也不说了。
这病室还算干净，起码比我去过的省级医院干净。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洁静，我就上床躺下了。候亮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身边，问我，贵姓？我本不想理他，可看他一脸真诚的样子，便报了自己的姓名，他似乎很高兴，伸过手来要同我握手，我说，不握了吧。他点点头，说我尊重你的意见，握手其实是细菌感染的一个渠道。我说，你回你的床上去吧，我想睡一会。他又木然地点点头，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今天是牛市，还是熊市？我说，可能是熊市吧。我就看见他的脸如丧考妣，灰塌塌地回他的床上去了。我想他一定是炒股炒赔了，可能还是大赔，不然，也不会来到这里，他大概还算幸运者，还有炒股炒得跳楼自杀了的。
我躺在病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想到自己突然成了精神病患者，不由地生出一种无奈的悲哀。难道我的神经真的错乱了么。没有，我始终觉得我的理智很健全。是的，我经常有些恍惚，而且经常失眠，无端地发火，想捣毁什么，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承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郭宏达说我是“告状专业户”，是“神经病”，是因为我查出了他的经济问题，向上级举报了九次，可是上级调查了九次都不了了之，虽然他的经济问题是举镇皆知的事实。有人在庇护郭宏达和那个石膏厂的厂长，郭宏达有恃无恐。他到处散布我神经有问题，每逢地区和县里派人调查，他就说，你们怎么能相信一个神经病的举报呢，他把自己的电视冰箱都砸了。地区和县里的人居然就相信了他。在他的恐吓下，政府院里的人几乎不敢和我说话，办公室的一个秘书悄悄给我送了一份报纸，他竞然第二天就撤了秘书的职务，把秘书打发到了一家开不了工资的镇办企业。
在他的支持下，镇妇联主任在政府院里公开和我吵架，郭宏达是在有意败坏我的声誉。他知道抓不住我的毛病，就用这种泼妇骂大街的方式降低我的威信。这个妇联主任两年前还是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就因为做了他的姘妇，两年之内便办完了招工、入党、转干、提拨的所有手续。这个妇联主任过去一看见我就鬼子似的跑开了，因为我那天看见她钻进了郭宏达的屋子，她们的灯飞快地灭了。我只是在院子轻咳了一声，就听见她在屋里地震了一样发出一声恐惧的惊叫。
她说我有“神经病”也很正常，因为她需要用我的“神经分裂”来掩盖她卖淫的勾当。可是，那天，她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我想勾引她。甚至编造出我想用五百块钱收买她。让她和我睡觉，我气得几乎晕厥过去。我用玻璃板砸了她。
后来，郭宏达便用我拿玻璃板砸一个女同志作为我有“神经病”的证据，向地区和县纪委汇报了。他竞然让县委书记也相信了他的伎俩。他给县委书记说，你们怎能相信一个神经病的揭发呢。县委书记来镇上检查工作时，就对他说，开会时就不用通知邵合作了。
我在镇上很孤独，村干部们虽然同情我的境遇，但都不敢找我汇报工作。我要下乡，也没人敢陪同我去。郭宏达想用这种办法把我从镇上挤出去。我没有让他的阴谋得逞，我没有向县组织部申请调动。我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我还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