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朱翊钧在慈宁宫慈圣太后灵前召见诸大臣。明神宗穿白袍白冠，西向而坐；皇太子朱常洛穿青袍，侍立于明神宗右侧；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排列于左边阶下。明神宗拉着皇太子朱常洛的手说：“你每（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护，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说着让太监们将皇孙、皇孙女引上石级，让大臣们仔细瞧瞧，且说：“朕诸孙都已长成，还有什么说的！”回头对皇太子朱常洛说：“你有什么话，跟大臣们都说出来，别顾忌。”朱常洛道：“似此（张差）疯颠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这样，皇帝朱翊钧与受害人皇太子朱常洛，都为梃击一案定了调子，也就是将张差以疯颠处理，不必株连太多。诸臣追查此案，原是为太子的安危考虑，既然太子这样说，事情也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接着，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庞保、刘成。此时张差已死，死无对证，庞、刘二人遂抵死不愿承认。审讯时，皇太子朱常洛再下谕旨：“庞保、刘成身系内官，虽欲加害本宫，于保、成何益？料保、成素必凌虐于（张）差，今差放肆行报复之谋，诬保、成以主使之条。”竟为庞保、刘成二人开脱。六月一日，明神宗朱翊钧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梃击一案的最后线索被掐断，也就再无从查起。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病逝。八月初一，明光宗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千秋功过
撤回矿监、税监，发放内帑赏军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封建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以上二职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封建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宦官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坻（天津）的鱼税、苇草税，等等不一而足。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万历年间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陈奉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陈奉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
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武昌就因税吏强奸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奉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
万历年间的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
明神宗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明神宗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截至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死在明神宗朱诩钧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后人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明神宗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明神宗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明神宗朱翊钧，自己难逃一死。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明神宗朱翊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明神宗朱翊钧对深夜被召入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明神宗朱翊钧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明神宗朱翊钧却竟然痊愈。明神宗朱翊钧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然而，司礼监田义向明神宗朱翊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明神宗朱翊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而明光宗朱常洛在他的执政生涯中，所办的第一件好事是罢矿税使。明光宗朱常洛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三宫’无钱修建，才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立即全部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这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书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明光宗朱常洛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5000两白银，沿途支用。明光宗朱常洛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明光宗朱常洛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之，明光宗朱常洛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朱国祚等四个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明光宗朱常洛又根据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奏疏，同意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完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升为太仆寺少卿，那时每个寺里配备的寺卿达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明光宗朱常洛矫枉过正，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皇室谜团
朱常洛暴亡之谜
明光宗朱常洛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四位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被正式立为太子。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明神宗朱翊钧死后，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次年改元泰昌，故又称泰昌帝。明光宗朱常洛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时间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同时他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一生尝尽了人世的荣辱悲欢。
明光宗朱常洛继位后，宫中的郑贵妃似乎仍是明光宗朱常洛无法摆脱的阴影。明光宗朱常洛非但没有胆量去追查当年郑贵妃对自己的迫害，反而处处以先皇为借口，优待郑贵妃。明神宗弥留之时，曾遗言于朱常洛，要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后。明神宗离世的次日，明光宗朱常洛传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此时，明神宗原来的王皇后以及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王氏都已经去世，郑贵妃一旦变成皇后，在接下来的泰昌朝中，她就可能变成皇太后。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疏给明光宗朱常洛说：“臣详考历朝典故，并无此例。”既然明光宗朱常洛另有生母，郑贵妃怎么能封为皇后呢？朱常洛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将奏疏留中不发。后来，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日，明光宗朱常洛收回了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成命。
但由于明光宗朱常洛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有时一夜竟临幸几个女子，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就早已空虚不堪。所以，明光宗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只能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同年八月初十，明光宗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一病不起。第二天，是明光宗朱常洛39岁生日，也只好传免一切活动。
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担心他会因前嫌报复自己，就向他进献美女，以取悦于他。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明光宗朱常洛照单全收。根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在此情形下，喜爱美色的明光宗朱常洛自然是夜夜纵乐。
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公元1620年）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明光宗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明光宗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人顿时觉得萎靡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内阁首辅方从哲被急召入宫。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明光宗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所以，才会出现上文所说的情况，接下来的一昼夜，明光宗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认为，明光宗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明光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明光宗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明光宗朱常洛。明光宗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明光宗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明光宗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明光宗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明光宗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明光宗朱常洛便死去。
由于明光宗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病情才急剧恶化死去的，所以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朱常洛的性命。于是人们演绎起来，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种什么药呢·那时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说是金丹药，也有人说是补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明光宗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明世祖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系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明光宗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因而有人说崔、李两人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要查明谁是幕后人。
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问里，由于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的最后一桩“移宫案”，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红丸案”才不了了之，成为又一个历史之谜。
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一月而逝，此时他的父亲明神宗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因此，正如明光宗朱常洛自己曾经担心的一样，他的陵墓营建得怎么样呢？营建皇陵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在仓促之间，如何安葬两位皇帝呢？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是自己给自己早就修好了陵墓的。但是，明光宗朱常洛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大臣们将他安葬在当初明代宗朱祁钰为自己修的陵墓里。明代宗朱祁钰自己建好陵墓，却被重新夺回皇位的明英宗朱祁镇下令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因此，天寿山的明陵中就有一个现成的陵址。经过短暂的修缮后，“景泰洼”在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初一日迎来了即位仅一月的明光宗朱常洛，改名庆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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