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之所以会出现在埃及，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温暖气候，而且受到地理条件的严密保护。在尼罗河以西的整个撒哈拉沙漠地区，没有任何地方能够与埃及相比拟。
与埃及的情况一样，海洋也可以阻止敌人。那时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各自都有出海口，而且东南方的海洋比现在要大得多，也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这片土地就是巴比伦尼亚。
在原始时代，这样的地理保护足以阻止敌人的入侵，使发展得以顺利进行；这里的地理条件还倾向于把巴比伦尼亚划分成较小的部分。因此，尽管巴比伦尼亚像埃及一样很早就出现了程度很高的文明，甚至有可能比埃及出现得还要早，然而直到大约公元前3800年，当埃及已经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存在了上千年之后，最初的巴比伦帝国才在阿卡德的萨尔贡的统治下诞生。在那之前，巴比伦人一直分散在许多独立的小国中，过着平和安宁的农业生活。因为有天然的防御使他们免受野蛮之敌的侵袭，经过数千年的缓慢发展，逐渐演化出较高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制造砖，他们建造房屋和城镇，而且比埃及人更早开凿运河，但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统治者。即便在萨尔贡时代之后的1000年中，那里的倾向似乎仍然是将政体看成是由多个国家因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同盟，而不是在一个共同的政府治理下的单一的国家。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巴比伦人自然会与他们的邻居发生联系，原来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渐渐地也会让位给贸易占很大比重的文明。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巴比伦人在他们的防御体内解决内部的小争执时，其发展并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一旦扩张到了防御体之外，其地势弱点便暴露无遗。从公元前2500年起，两河流域所在的这片低地的历史，就是一部周围的民族竭力想要将其肥沃的心脏地带据为己有的历史。
在原始时代，沼泽足以将野蛮人拒之门外，那时几乎所有的保护都很完善，但它们并非不可逾越，尤其是当巴比伦人通过劳作使沼泽区域大大减少之后。自从与沼泽圈内有着更高生活理想的民族接触以后，居住在沼泽外面的其他民族已进化到半文明状态，他们无不以羡慕和妒忌的眼光注视着这片唾手可得的沃土。一个接一个的外来民族占据了巴比伦尼亚，统治着巴比伦人，而本地民族建立的王朝却既少又不重要。在东边与伊朗高原毗邻的山区中生活着埃兰人，再往北的山区里有加喜特人。他们分别统治了巴比伦尼亚长短不等的时间，来到低地的他们接受了当地的文明，与他们住在山里的同族渐行渐远，并逐渐被平原上的其他民族所同化。
后来，又有来自西北草原的亚述人。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他们的国家大概是由巴比伦人在扩张期间建立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巴比伦尼亚的附庸。但是，因为隔着部分为草原、部分为沙漠的辽阔原野，自主意识日渐增强的亚述对山下的富饶之地也有了觊觎之心。因此，当巴比伦尼亚开始受外来君主统治时，亚述已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势力。只要巴比伦尼亚仍是文明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大体上就能维持和平的状态。那里的居民以农业和经商为生，少有从事征伐的必要或诱惑。即使在来自东北山地的王朝统治巴比伦尼亚时，和平仍是那里的主基调，但是当亚述人占了上风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就防御而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从建都尼尼微开始，亚述就是个单一的君主国，通过对周围军事实力较落后的部落的征服，其实力得以不断增长。到了公元前1400年，它终于抛弃了向巴比伦臣服的伪装，甚至有能力转而入侵巴比伦尼亚。
亚述人是天生的战士。他们从地理条件的刺激中得来的教训是，既然没有足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可用能量，就必须从别人那里夺取。巴比伦尼亚、东部的山区地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都向他们纳贡称臣。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亚述都没有发展出一套善加利用被占领省份的政府体系。当这些省份发生叛乱时，所有邻近的国家都会遭到蹂躏；而当它们俯首纳贡时，或是在中央政府比较虚弱时，亚述就听任它们各自为政。当被征服民族出于共同的仇恨结成对亚述的包围圈后，亚述四面受敌并全面崩溃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巴比伦尼亚终于明白了团结一致的价值，在由一位前总督创立的王朝的统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亚述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帝国。但在米底高原上，一个新的威胁又出现了。得益于亚述的贸易蓝图，米底人与外部世界接触频繁，熟悉了大山外面的这片沃土，最终他们下山来到平原，将这一地区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