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东满游击队也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1935年北满的珠河游击队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北满的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笺（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此间，由李延禄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曾采用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周保中领导的东北反日同盟军曾用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番号。1936年2月以后，根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东北地区的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二师，共约3000人，其他各军也陆续改编。抗日联军各军分别活动在辽东的长白山区，鸭绿江沿岸、问岛（延边）、松花江下游及兴安岭一带，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讨伐"，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干扰和威胁了敌人的后方，牵制了日军向关内进攻的力量。
到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为十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任总司令兼政委。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分别为周保中、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期发展到3万余人。
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
11日，钱塘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
钱塘江简称钱江，旧称浙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大桥，位于杭州市闸口钱塘江上，是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
茅以升，原名茅以舁，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1948年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
夏，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曾养甫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8月，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钱塘江桥工委员会，茅以升为主任委员，下设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罗英为总工程师，进行筹建，全面负责设计施工。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纪念日）在建桥旧址的闸口举行开工典礼。参加开工典礼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铁道部、浙江省政府、银行界及京（南京）沪杭各界代表5000余人，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华侨商人胡文虎等出席。1935年4月6日正式动工。中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克服重重困难，采用气压沉箱等建造桥墩的先进技术，水上水下同时施工，于1937年9月竣工，10月10日通车。
钱塘江大桥总长1453米，分为正桥和引桥两部分。正桥长度为1072米，分为16孔，每孔67米。北岸引桥288米，南岸引桥93米，全桥结构采用双层式，上承公路，下载铁路。铁道净空高6.71米，宽4.88米，载重古柏氏50级。公路桥面宽6.09米，载重H15级。桥面两边人行道宽1.52米。整个工程耗资为法币540万元，合当时美金160万元。（茅以舁：《钱塘江建桥回忆》。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2月23日杭州沦陷。为避免资敌，工程处奉令于沦陷当天将大桥炸毁，全体员工撤退至后方。1940年9月，日伪人员在已毁钢梁上架设木桥，通行汽车。1943年日军又修复桥墩及钢架，1944年10月临时通行火车，但两次被游击队爆破炸毁。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桥工处在杭州恢复。9月，又开始修建。1947年3月，大桥铁路、公路恢复全部临时通车。解放前修桥主持人为茅以升、汪菊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接收，继续修复。1952年4月，全部完工通车。
史量才事件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1月13日在浙江海宁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
史量才，江苏江宁人，原名家修，字量才，中年后以字行。1901年秋，入杭州蚕学馆读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校、南洋中学。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现江苏蚕业学校前身）。1905年，与黄炎培发起江苏学务总会，并为董事。1908年兼任《时报》主笔，积极参与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日益提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议会等重要政治活动。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等人合资购进《申报》，从此使《申报》从外国人手中开始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报纸。史任总经理。后张、应等人退股，《申报》随成为史量才独立经营的企业。1920年创办《常识》副刊。1921年参与创设中南银行，开办实业，复兴中华书局。获得经济后盾，于1927年收购了《时事新报》。1929年从美国人手中盘进《新闻报》大部分股权，仍任总经理。
史量才性"好直言，嫉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史量才认识到一些口喊革命的新旧官僚，实为争名逐利之徒，致使国事日非，民怨沸腾。于是他便退出宦途，怀抱新闻救国的理想，以《申报》为基地而奋斗终生。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是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申报》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虽不敢公开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一下。在他的经营方针指导下，《申报》的发行量从民国初年的7000份到1928年公开宣布发行达15万份，为全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史量才成为全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刁‘还自恃《申报》的机构设在上海租界里，南京政府不能直接去干预它，所以不大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话，甚至对它泼冷水。史量才对南京政府对新闻出版的种种限制，极表反对，并为争取《申报》的独立生存进行斗争。
史量才为实现其救国之志，使《申报》尽其"保国卫民"的天职，从1931年1月开始，着手打破保守谨慎的常规，积极进行《中报》改革工作。在总经理下设总管理处，指挥协调《申报》的全部工作，聘请陶行知（当时尚被南京政府通缉中）为顾问，以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总经理史量才和经理马荫良兼总务部正副主任，使《申报》面貌为之一新。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这一时期，为《申报》历史上最光辉的年代，也是史量才一生政治主张最鲜明、办报方针最坚定的年代。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坚决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在此期间，《申报》的"自由谈"先后登载鲁迅、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的文章。例如，从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鲁迅以多种笔名写了140多篇战斗性杂文，成一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申报月刊》创刊号刊载了胡愈之（《动荡中之世界政治》）、巴金（《沙丁》）、茅盾（《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作品。
在此时期，"九一八"事变后，《申报》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予以抨击。"九一八"事变后次日，《申报》刊登85条电讯，其中47条为申报采写的，详细报道了事变真相，向读者点明了日军的侵略性质。1931年9月23日发表时评，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抨击不抵-抗政策，要求南京政府，即"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12月17日发生了南京珍珠桥惨案，《申报》报道了惨案真相，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评议》，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为会长。他在会上号召"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他说："我年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听众深为感动。他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建难民收容所。《申报》时评《敬告国民》指出，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认定十九路军是国民的军队，对它负起责任来，供给它军械、药品、粮食及一切物质上之需要"。发动各界各阶层支援十九路军，捐款总数达93万多元，大部分用于为十九路军购买米粮及慰劳将士。他对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和《淞沪协定》的签订，非常悲愤。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其时曾想方设法拉拢史量才，并给以许多荣誉职衔：如国难会议员、中国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务，希望他能转变《申报》的立场，但他不仅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为抗日民主而斗争，绝不屈服于权势。1932年3月，南京政府为应付舆论，企图以国难会议为名，压制抗日力量，史亦被聘为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史量才为表示不同国民党合作，他不仅同马相伯等60多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拒绝参加会议，而且《申报》还发表时评，指出"国难会议"不过是"敷衍人民之一种手段"。
6月，蒋介石以60万兵力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史量才同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分别商谈后，一致认为，《申报》应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内战的立场。为此，《申报》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连续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3篇时评，深刻揭露了南京政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专以枪口对内，连续进行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战争的本质及其必然后果。这几篇时评着重指出：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一部分"剿匪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实则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尤甚于’匪"‘。"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而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竞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故今日’剿匪‘如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对于这些评论，南京政府深为恐惧和忌恨。于是由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长）、潘公展（上海市教育局长、CC首要分子）两人出面，给蒋介石打报告，并附上有关剪报，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称：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朱、潘还把《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鲁迅、陶行知等人的文章，以及聘用黄炎培为《申报》的设计部长等，都作为不利于"党国"的事例。于是蒋介石看了"报告"，勃然大怒，红笔亲批"申报禁止邮递"6个大字。
这样，从1932年7月16日起，除沪、宁、杭外，其他各地所订之《申报》，完全被扣于上海邮政总局。
史量才对此极为愤慨。他在同宋庆龄、陶行知、黄炎培等商量后，又几经周旋与妥协，《申报》于8月21日恢复邮递，遭禁长达一个多月。此后，史量才抗日、爱国、民主的政治主张，却更加鲜明坚定。
12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成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也以记者身份参加。他在发言中坚决拥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南京政府侵犯言论、出版自由，非法逮捕、迫害进步人士，镇压人民爱国行动等暴行。他不顾南京政府的禁令，《申报》对中国人民保障同盟的宣言、电函及活动情况均予以如实报道。1933年3月，共产党人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3人在上海租借被捕后，《申报》对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廖承志等人的过程及时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律师为3人所作的辩护声明。由此，一方面扩大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提高了史量才和《申报》在各界群众中的声誉。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及其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支持拥护，日益为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所不容。蒋继于1933年暗杀杨杏佛后，史与杨关系密切，蒋即着手置史量才于死地。
夏秋之际，蒋介石就命令戴笠动手。戴怕事机泄露，迟迟未敢在上海行动。当戴侦悉史量才常去杭州休养后，便决定在沪杭途中将其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