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去杭州别墅休养。11月13日，由杭返沪，坐的是自备保险汽车。此消息为戴笠获悉，便立即进行劫车杀史的罪恶布置。参加这一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负责指挥的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6人，汽车司机张秉午。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使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蓬车。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所用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前，先由赵理君察看和选择了动手的地点。
史量才乘坐的汽车内包括司机共6人：史及其夫人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泳赓及其同学邓祖询。是日，下午3时许，汽车行抵海宁与杭县交界的翁家埠大闸口时，即见前方有一京字72号别克汽车横于路上，迫使史的汽车停了下来。车一停，就有六七个穿黑色短装持手枪的大汉从斜刺里出来，即向史的汽车开枪射击。司机急俯身避弹。在慌乱中史量才及其子忙从车内跳出，分头逃跑。史泳赓向返杭方向跑去。3个特务追赶，连发数枪，均未打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走。史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却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向史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时年56岁。凶手们见目的已达到，立即爬上汽车飞奔而去。司机黄锦才及与其并坐的邓祖询，亦当场遇害。沈秋水未受伤，沈丽娟受轻伤。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愤，责难纷起。蒋介石还猫哭老鼠般地做作一番。一面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悬赏一万元奖金；一面电唁史的家属，表示"慰问"。与此同时，特务们又从蒋的手中领到了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
史量才的被害，也使报界极为震惊。它驱散了一部分人走中间道路、办中间报刊的幻想。虽然一时造成几乎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国民党把所谓"舆论"一手包办起来。但从血的教训中，却唤起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投入抗日反蒋阵线中来。
伪满推行"集团部落"
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大规模地推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建立"集团部落"。其目的是以此防止东北人民的反抗，对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其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在伪满洲国建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和武装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与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同时并举，作为其"治本"的内容。
12月，伪满政府公布了《暂行保甲法》。12月3日，发布了关于建立"集团部落"的969号训令。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是日伪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的过程。他们将分散居住或在较小村庄居住的居民，被强制地迁移到指定的集中的所谓"部落"。1t去，而对原来的村和在村庄不肯离去的居民，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
伪对"集团部落"的规模和布局，有具体要求。"集团部落"四周是9尺高、6尺宽、长达2500米的围墙，墙上每隔百米建一座炮楼。墙外挖有1.5米深、3米宽的水沟，沟外还设有5尺高的铁丝网。此外，还筑有大小炮台9个，分布在"部落"4门、围墙4角和"部落"中心。各地区的"集团部落"，大多以方形为原则，必备炮楼，减少道路，尽量设在平原地区。"部落"问的距离，以两小时能到达为标准，呈三角形分布。
"集团部落"实质上就是日本侵略者囚禁殖民地群众的集中营，故人称其为"人圈"。每个"部落"约关闭着100至150户左右的居民。日伪统治当局为对"部落"居民进行军事统治，和把"部落"变成"讨伐"的据点，对"部落"居民实行军警统治，在"部落"中驻扎军警，设立警察派出所、分驻所或警防所。"部落"内彻底实行保甲连坐。自卫团与适龄壮丁被强迫站岗放哨。为防止抗日军民混入"部落"，居民出入要挂号。耕种田地也只能在"部落"附近进行，以致造成远处耕地荒芜，粮食严重缺乏，居民住房简陋不堪，只能以窝棚、马架子和地窖子等来栖身，饥寒交迫，度日维艰，大批百姓冻死、饿死和病死。"集团部落"内的政治控制也十分严酷，群众的一言一行都要被监视，还要受到警察和官吏的勒索和刁难。
到1939年，东北境内共建"集团部落"1.34万个，殃及100万户约500万人，占当时东北沦陷区总人口的1／10。
伪统治者不遗余力推行这一措施，目的在于切断抗日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妄图使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无水之鱼，枯竭而死；使数百万群众忍痛抛弃多年辛苦耕种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建立起来的家园，遭受巨大的苦难和涂炭。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至1935年春，由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北部和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陕北两区，亦称陕北革命根据地。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南）华（县）起义，以及旬邑、礼泉、淳化、三原等地的多次起义之后，几经周折、逐步建立起来的。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陕甘两省建立了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1927年春成立了陕西区委，统一领导两省党的工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7年7月，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1927年9月下旬，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批评了省委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罢动"。于是，党组织就逐渐把主要力量放在准备和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方面上来。
10月12日，在唐澍、谢子长、白乐亭等人领导下，于清涧发动起义，遭到失败。其后，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省委于1928年1月上旬召开会议，为从组织上清除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耿炳光的省委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书记。积极筹备渭（南）华（县）起义。
渭、华两县拥有数十万工农群众，有党团员1000余人，革命力量比较雄厚，省委为了开展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先后派人加强对渭、华两县委的领导。1928年3月，省委成立了以刘继增为书记的中共陕东特委，负责具体领导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举行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和中共渭南、华县两县委的组织领导，以及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举行起义。6月，起义军因遭到优势敌人的进攻而失败，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清涧、渭华起义的失败，使中共陕西省委和谢子长、刘志丹等深刻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并为以后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委员。
下半年，刘志丹等在陕甘边合水、保安（今志丹县）、安塞一带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通过斗争实践和受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启发，刘志丹、谢子长等进一步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10月，阎红彦、杨仲远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北，改为红军陕北支队，与刘志丹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1931年1月，两支队伍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谓}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扩编为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随后，开辟了以旬邑、正宁、宁县、合水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底，陕甘游击队在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奉省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兼军、团两级政委。随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杜衡（后叛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为"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强令部队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结果被敌人冲散。刘志丹转回照金，经过艰苦斗争，恢复了红二十六军。
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秘密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原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崔运）、鲁笨等外，各县参加会议的还有：崔文宪（崔田夫）、崔逢吉（崔田民）、高明朗（代表游击队）、张达志、高长久、张岗、赵福祥、高禄孝、贾怀智、王国昌、魏刚等约20人。中心议题是讨论开展游击战争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分析了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为陕北已具备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在安定扩大与巩固陕北游击队一支队；在绥（德）清（涧）建立二支队；在神（木）府（谷）建立三支队。在安定、绥清、神府3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根据地。会议补选了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崔逢吉4人为特委委员，崔文宪为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8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11月7日，撤销了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所属部队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全师共500余人。1934年1月10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主席。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纵横各150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从1933年5月至1934年4月，陕北游击战争迅速发展，成立了陕北游击队，下辖6个支队，在延川、神府（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绥德等地区，建立了一些小块根据地。
4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联席会议，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各个游击区发展成为连成一片的革命根据地。7月8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二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陕北各游击支队开展斗争。7月17日，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攻占了安定县城，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群众。随着斗争的发展，先后又成立了第四、五、六、七、八、九支队。到1934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发展到26个支队，建立了神（木）府（谷）、佳（县）榆（林）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边，绥（德）、清（涧）、延（川）边，安定一带等4块革命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1934年5月，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和游击队总部的指示，谢子长、郭洪涛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南下陕甘边，7月23日，在南梁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会师。两军密切配合，于7至8月间经过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9月，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主力团。
1月25日，陕北苏维埃政府在安定县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统一两个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工作方针。决定成立以惠子俊为书记（未到职，由崔田夫代理）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以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陕北两个地区的革命武装。这时，两个地区的红军有4000人，游击队3000人。谢子长因伤势恶化于2月21日逝世，时年39岁。此后，由刘志丹负起指挥全军的重担。
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白庙岔会师。之后，中共西北工委正式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连续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寨、靖边、吴堡等6座县城，并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使陕北、陕甘边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长征转战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翌日，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十五军团于9月18日正式组成，下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分别由原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编成。全军团共7000余人。马明方、习仲勋仍分任陕北省和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有20个县，90余万人。其后，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从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