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政策实施后，法币的价值基础已不再是银本位，其价值需外汇汇率来表示，故属外汇本位制。国民政府将法币首先以英镑的汇率表示法币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的1先令2便士半。这个汇价根据1930—1934年中国货币与英镑的平均汇价确定的，从而使中国的金融落入了英镑集团。对此，美国并不甘心，立即停止高价收购白银，致使银价下跌，这便对中国币制改革造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币制改革后，现银虽已明令停止流通，但仍占法币准备金的大部分，银价的下跌必然在无形中减少法币准备金的价值。另外，实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便必须将收缴来的白银在国际市场上抛售，扩充外汇和黄金的储备，以维持法币汇价的稳定，增强对国内金融的控制能力。而银价的骤然跌落，使中国的白银找不到出路，这便无异动摇了法币的基础。因此，国民党政府只好与美国交涉，于1936年5月双方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保持货币独立，不与世界上任何货币集团连锁；中国除外汇、黄金外，保持25％白银为发行货币之准备；美国承购中国白银7500万盎司，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万美元贷款之担保；该项白银自1936年6月起，至1937年1月止，8个月内分期运往美国；白银价格按墨西哥、加拿大方式分批决定，遇银行上涨时，中国得向市场公开出售。既然中国须向美国出售大量白银，法币便又与美元发生了密切联系，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这样，中国的法币便同时与英镑、美元发生了联系。
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日本深为不满。法币改革前，日本即希望通过借贷来控制中国货币，使之加入日元集团。法币改革后，中国的法币同时与英美两国货币挂钩，日本在巾国的货币金融上再无法作文章，遂恼羞成怒，采取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改革，基本上实现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是中国币制的一大进步。法币的实行统一了全国的通币，使法币基本上脱离了银价涨落的影响，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既缓和了金融危机，稳定了国民经济，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法币的实行，将全国发钞权集中于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手中，这便为四大家族实现其对金融的垄断和统治埋下了危险的伏线。国民党政府此后的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也与法币的不兑现形式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底，红军长征到达西北，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全国抗日要求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巾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
由于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日高，这次代表大会较之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说是一次统一的大会。冯玉祥、阎锡山参加了大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虽没有亲自出席，也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宋哲元、韩复榘与国民党中央虽有矛盾，但也于大会召开前后致电代表大会，表示"服从中央"。五全大会的代表出席情况，反映了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内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团结。
大会听取了孙科、蒋介石、何应钦所作的党务、政治、军事报告，通过了《宣言》、《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召开国民大会和宣布宪法等决议案12起。《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仍称"赤匪为民族复兴之大患"，"陕甘一带，余孽尚存，仍应迅予肃清"，但反共已不是大会的主要议题。对日外交和准备抗战已成为会议的中心。
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对外关系演讲报告。报告开始，蒋即指出，"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继续不断的上海事件、华北事件，接踵而来，全国上下均陷于极度烦闷苦痛之中"，故此，中国的民族运动为"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他在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是，"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蒋介石的讲演，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以及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政治改革方面，五全大会也有所建树。大会通过的《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规定，宪法草案由大会接受，但仍需日后修正，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由大会授权于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惟务须于1936年内实施之。《实施党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规定了实行党政的程序，并安排了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内虽仍实质为"训政"，但国民党五全大会接受宪法草案决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并预备实施宪政，这表明国民党开始准备多少给人民某些民主权利，以敷衍人民对开放政权的强烈要求。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120人，候补委员60人，中央监察委员50人，候补监委30人。总人数为历届最多者。委员中照顾了各派系、各方面代表，但汪系人数下降，军队方面代表增加，蒋系占了明显优势。大会发布《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10条措施，即崇道德以振人心；兴实学以奠国本；弘教育以增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慎考铨，严成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疆而成统一；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恪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条件下召开的，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
11月13日，在天津东南城角的居士林佛堂中，施剑翘连击三枪，杀死了杀父仇人孙传芳。在战乱年代中，刺杀案件层出不穷，也便不足为怪，但是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被刺者是大名鼎鼎、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阀孙传芳，行刺者是处心积虑、锲而不舍、追踪杀父仇人达10年之久的弱女子；另一方面，此案博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国内知名人士曾联名上书，为弱女子求情，最后竞得无罪释放。由于这个原因，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成了民国时期重大的社会新闻。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父施从滨，祖籍安徽桐城。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击败浙江卢永祥后，孙传芳收编了卢部5个师，实力大增。1925年10月，孙传芳向上海与江苏的奉军发动进攻，奉鲁联军急忙反攻。施从滨当时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兵败被孙传芳俘虏杀害。噩耗传来之后，才满20岁的施剑翘痛不欲生，誓死要为父报仇。
施剑翘自己乃一弱女子，自知难胜此任，便将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早年丧父，由施从滨抚养成人，当时在张宗昌部下任烟台警备司令。但施中诚见难而退，一再推拖，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希望也便因此落了空。正当施剑翘悲痛欲绝之时，施中诚保定军校时的同学、时在山西阎锡山处任中校参谋的施靖公路过天津，表示愿为施从滨报仇，其条件是施剑翘以身相许。施剑翘婚后随夫移住太原，但施靖公随着官运的亨通，却无意履行诺言。结婚5年之后，施剑翘失望之余，毅然携子离开丈夫，回到天津母亲家中，寻找为父报仇的机会。
为了报仇，施剑翘矫正了自己的那一双小脚，又设法买到了一支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后四处寻找孙传芳的行踪。她只听说孙传芳早就携全家住到天津，但不知居于何处。正当她无计可施的时候，转眼之间已到了父亲遇难10年的忌辰。这天，施剑翘到观音庵为亡父烧纸念经，无意间却得知了孙传芳近年来常到草场庵清修禅院念佛诵经的消息。第二天，施剑翘便前往居士林，化名"董慧"，经一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她通过各种途径，侦察出孙传芳的身貌、口音、汽车号码和活动规律。随后，她开始作刺杀孙传芳的具体安排，先让弟弟将母亲接到南方，接着撰写了《告国人书》和几份遗嘱，又买来一架小油印机，把写好的两首诗和四条声明印在60多张卡片上。这两首诗是：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那四条声明则为：
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施剑翘预定于1935年11月13日下手，因为这一天是居士林讲经的日子，孙传芳按理应到居士林听经。不巧这天阴雨绵绵，天气寒冷，施剑翘预感到孙传芳可能因雨不来听经，便空身前往居士林观察。到那里一看，孙果然没来，当她正与旁人言谈之时，孙传芳却披着袈裟入堂落座。施剑翘不动声色地立即退出，迅速回家取了手枪、印刷品等物，重新回到居士林人座。杀父的仇人就在眼前，施剑翘恨从心起，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右耳后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在孙的后脑、后背各开一枪，孙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随后，施剑翘拿出印好的传单，哗啦一下撒向半空，并对惊吓得四处逃奔的人群大声说："大家不要怕，我是为父报仇，只杀一人，不伤旁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自首。"但大家哪里肯听，不一会儿就逃之一空。施剑翘走进电话室想给警察局打电话自首，正在这时，两名警察闻声而来，施剑翘从容地把枪交给警察自首。
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了孙传芳被刺的重大新闻，轰动了全国。报上还登载了施剑翘事先拟好的《告国人书》与传单文字。人们知道施剑翘是为父报仇之后，对施寄予了广泛的同情。但孙传芳家人上下打点，不惜花费巨额金钱聘请律师，企图使法院严惩施剑翘。1935年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判。孙传芳的长子到法庭跪哭，请求严予制裁，孙家请的律师也严词责询。法庭之上，施剑翘义正词严，对答如流。人们深受感动，全国各地声援施剑翘的电报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地方法院与河北高等法院前后共开庭7次，三审结案，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年。
孙传芳虽然表面上弃政信佛，暗地里却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所勾结。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不但是为父报仇，也为国除了奸。因此，社会舆论对施剑翘深表同情，纷纷吁请国民党予以赦免。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联络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钧等20多名党政要员也上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要求赦免施剑翘。国民党迫于强大舆论的压力，1936年10月16日下令特赦施剑翘。施剑翘出狱后，先是投入了抗日革命运动，随后兴办从云小学，收养贫苦孤儿和工人子女。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迁居北京，1957年被补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
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前的冀东，实际上已经置于日寇的监视与控制之下。继侵占东北之后，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又举兵侵占热河、察北，不久又攻下了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通州等滦东各县。在国土沦丧、平津危机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与热河的合法化，而且把冀东22县也划为非武装区，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分裂。冀东非武装区分两个行政区，一个为设在通州的蓟密区，一个为设在唐山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分别为殷汝耕与陶尚铭。陶尚铭上任不久，即因不能取悦于日本而被解职，改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就独揽了冀东22个县的大权。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20年代初曾两次留学日本，并娶了日本妻子。归国后，他活动于政界，以亲日著称，1927年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驻日代表。1932年上海事变时，以上海市政府参事身份，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凇沪停战协定》。1933年，他又协助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与日军谈判，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自己兼任蓟密、滦榆两区的行政公署专员，成为冀东非武装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此，殷汝耕进一步加紧与日方的勾结，实际上就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军政大权交给了日本。
继一系列侵略事件之后，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建立起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国"。在拉拢控制平、津、冀、察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宣布自治的阴谋受阻后，日本决定由殷汝耕先行"自治"，以压迫宋哲元就范。11月23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参与下，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召集冀东非武装区各保安队长以上的官员开会，鼓动"自治"。第二天，殷汝耕回通县召集各县县长开会，会议发表了脱离国民政府的宣言。宣言声称：冀东各县"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自治）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