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殷汝耕在通县专员公署召开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挂出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殷汝耕亲自担任委员长。12月25日，秉承日本长官的旨意，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辖通县、香河等冀东22县和唐山、秦皇岛两市。为虚张声势，"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设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包括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实业厅、外交厅、保安处、禁烟总局、货物检查所、冀东警团干部教练所、冀东保安干部训练所等处，并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办事处。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殷汝耕还组建了4个保安总队，分别驻扎在通县、顺义、迁安、唐山，此外，还在通县设有一个教导总队，共约万余人。为了牢牢控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在通县设立一个特务机关，各个厅、处、所、县、保安队各总队中都安插日本顾问与特务，在北宁路各站，重镇都驻有大量日军，在唐山、通县还设立了分领事馆。日本人在这个地区所有机构中，操揽了军、政、财、文大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政权。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中国政府手中，接收了北宁路、唐山统税局、秦皇岛海关以及通州、唐山各县市的行政机构。各县地主武装保卫团划归各地警察局统管，并进行了整训，还收缴民间枪支，清查户口，普遍地建立了保甲制。殷汝耕在成立伪政权之后，立即向日本表示亲善，当天即派人赴北平、天津分别向日本驻华领事馆和日本驻屯军司令表态献媚，并在这个地区替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除在秦皇岛和塘沽截留华北的关税和长芦盐税之外，同时还利用这些港口走私日货，使日本的各种商品潮水般涌进华北和全国。民族手工业在日本的竞争与排挤下纷纷破产倒闭，日本人便乘机廉价收买工厂，使这个地区的工业大部分落人日人手中。日本在通县还开设了冀东银行，禁止法币流通，自行印刷纸币，垄断了冀东的金融，拼命榨取冀东人民的血汗。在军事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后与日本、伪满洲国、伪内蒙古自治政府签订了军事性的攻守同盟，商定伪冀东政权的海防、陆防由四方共同负责，并特别强调了防共。
殷汝耕的汉奸、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各界人民纷纷致电中央政府，要求下令讨伐卖国贼。冀东各界人民也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为，非军事区各县旅居北平的各县同乡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冀东伪政权。被殷汝耕派往北平向日本领事馆联络的"外交处处长"霍实到北平后立即声明脱离伪政权，伪政权所辖的临榆、昌黎、乐亭、卢龙、迁安、昌平、玉田、香河、宁河、顺义、三河、平谷等12个县的县长也先后声明决不附逆。南京国民政府获知殷汝耕的叛逆行为之后，立即电令河北省政府通缉查办殷汝耕，在给冀、平、津军政当局的指示中强调，对冀东事件决不承认。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方交涉，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但始终未能成功。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不但不敢公然对冀东伪政权采取军事行动，还被迫承认华北的特殊性，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本做出了重大的妥协与让步。
冀东伪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内部也有许多将领不满意殷汝耕的卖国行为，伺机倒戈反正。张庆余、张砚田和沈维乾均属于学忠五十二军的旧部，《塘沽协定》后被委派来冀东维护治安，分别为保安第一、第二两个总队和教导总队的负责人。这3个人既是旧交，又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对于日寇和汉奸殷汝耕的暴行，早就恨之入骨，逐渐萌生杀敌起义的念头。他们从不压制士兵日益增长的抗日情绪和行为，并多次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抗日的烈火一触即发。
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驻守通县的日伪军忙于北平城郊的战争，通县城内军备空虚，张庆余、张砚田、沈维乾等人便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动起义。7月28日夜，张庆余等人做了起义部署：由第二纵队派兵把守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兵分三路突袭日本守备队、敌伪机关和日本在通的侨商；并规定29日拂晓以进攻日本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日军当时对保安队的反日情绪也早有觉察，不过他们认为，当时正值日本大举侵华、大显"神威"之时，保安队必不敢倒戈，即便倒戈也不过是逃跑，不会对日军采取过激行为，所以对此有些麻痹。因而，28日午夜的通州起义刚开始时较为顺利，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起义军退往平西，将殷汝耕逮捕并押送北平，拟交给中国军队。行至北平城外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截击，殷汝耕乘乱逃到北平，投靠日寇。起义部队辗转多次，方与宋哲元部会合。
军占领平津后，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构傀儡政权。到1938年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伪临时政府，殷汝耕也因而被冷落。
"一二·九"运动
继吞并中国东北之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随后又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本侵略者策划、指使下，10月22日河北省东部发生了香河事件。香河、昌平、三河等县的汉奸、地痞"暴动"，占领了香河县城，拼凑起"临时维持会"。随后，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11月25日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县与南京政府脱离，实行"自治"。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华北最前线的北平广大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11月1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同时，各校学生在中共北平市临委指导下，于11月13日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女一中郭明秋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11月下旬，北平学联负责人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通电，请求政府宣布对日外交政策，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恰在此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7日开会，决定于9日进行抗日救国请愿运动，并对此作了精密的安排与布置。
9日黎明，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满怀激情地按预定计划积极地行动起来。警察当局事先风闻此事，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街道要冲布置了岗哨，同时，还将北平各城门关闭，阻止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各校请愿队伍人城。
根据规定，东北大学应首先与从西直门进城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队伍会合，然后直奔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得知清华、燕京的队伍被阻于城外后，东北大学的请愿队伍只好单独行动。他们从学校所在地出发，机警地绕开军警在新街口一带设置的封锁线，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与堵住去路的二三百名武装警察展开英勇的搏斗，最后冲破防线，从府右街跑步奔至新华门。沿途，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与东北中山中学的一些学生也先后冲破军警的包围，加入到东北大学这支队伍来。
城内其他各校学生也纷纷活动，有的不顾军警阻拦威胁，冲出校门，有的避开军警越墙而出，在街头贴标语、散传单，等候大队一到立即加入。学生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在与军警搏斗中，时聚时散，终于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新华门前广场汇合。
到上午10点多钟，新华门前已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市立女子一中、艺文中学等10多个学校的学生约一两千人。在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的同时，学生们临时推选出前往居仁堂请愿的代表12人，并草拟了六项请愿要求：
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停止内战，立即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在学生们的坚持斗争下，直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才被迫出来"抚慰"学生。学生代表提出爱国学生的六项要求之后，侯成以何应钦不在，他愿代为"转达"相推诿。学生们要求他下令开放西直门，让城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进城。侯成又以不是其"职权以内"的事而拒绝。
群情激愤之下，学生们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游行路线是：队伍先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京的队伍入城，然后由西单到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学生宋黎担任示威游行队伍总指挥。
行进中，宣传队不停地向沿街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多人争相抢阅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队伍先后冲过了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两道封锁线，得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宪兵之后，代表们决议扩大宣传，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沿途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陆续加入，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三千。就在距离东交民巷几十米远的王府井附近，一场恶斗开始了。武装军警手持皮鞭、大刀、木棍、水龙等凶器，排列在王府井南口及两侧人行道上，准备阻止示威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代表与军警交涉无效，便无所畏惧地继续前进。武装军警突然先以水龙向示威队伍冲射，继而以木棍、皮鞭、大刀砍打手无寸铁的男女学生。学生们与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当场学生中有百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为减少损失，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总指挥宋黎发出撤退命令，并决定从10日起全市总罢课。
与此同时，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校的爱国学生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一面向城上的军警晓以大义，一面向不得入城的群众和附近居民宣传祖国危亡的形势，揭露南京国民政府镇压学生抗日救国的罪行。时近傍晚，他们才在悲壮的口号声中各自返校。
10日，北平全市学生总罢课，学联发布《宣传大纲》，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还通过北平学联整顿和加强了各校学生组织，同时各校党组织的力量也得到相应的加强。
1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学联知晓后立即决定在16日这一天再发动一次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经过精密策划后，12月16日，各校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对学校的包围和监视，投人了新的斗争。示威游行队伍分为4个大队，约好先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之后，由天桥出发，进正阳门，经天安门、东单，到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地址——外交部街，抗议示威。
克服重重困难，冲过了数次堵截，至上午11时左右，除第四大队以外其余都到了。汇集在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由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举行示威游行。
当队伍行至珠市口时，清华、燕京等校组成的第四大队正好赶到，于是，整齐的大队浩浩荡荡地在前门大街上游行，高呼口号。队伍此时已达两万人左右。
示威队伍行抵前门时，突遭大批军警拦截，并呜枪多次以阻止队伍人城。指挥部当即将队伍退至前门西车站广场，召开第二次市民大会，并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反对内战，请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宣战，打倒汉奸，北平各大学组织南下团请愿等一系列决议。会后，总指挥与军警谈判，要求进城。几经交涉，方准分批人城。多数学生被阻于宣武门外，少数被允许由前门人城的示威队伍，在军警阻拦袭击下，亦未能实现预定示威游行路线。在这一整天的斗争中，全市学生受伤者近400人，被捕者二三十人。
北平广大学生举行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爱国请愿示威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扩大了抗日救亡宣传，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请愿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的广泛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西安、济南、青岛、长沙、南宁、安庆、厦门、南昌等地的爱国学生，为响应声援北平学生，先后都举行了请愿、示威游行、罢课、发表通电、宣言等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革命运动洪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青年学生发动的"一二·九"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动员运动。它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和要求，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蓬勃兴起。
瓦窑堡会议
本帝国主义1935年将侵略的爪牙伸至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这种险恶局势迫切要求中国社会各阶级必须把抗日问题作为目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中共不断调整其政策，以使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抗日，继"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之后，中共又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