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开始"围剿"革命根据地
11月，蒋介石在结束了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后，立即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1月5日，蒋介石拼凑的杂牌军8个师大约10万人，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以驻防在江西的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共领导的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敌人西自吉安东至建宁布下一个半圆形包围圈，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人"的办法，由北向南分路挺进。当时红军主力为一、三军团，加总部直属队共3.3万余人，连同二十二军缩编的六十四师，共约4万人左右。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特点，在毛泽东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新淦、吉水、永丰、乐安等地作好了迎战的准备。双方交战后，红军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主力则于11月26日全部退至东固、直垄、龙冈地区。12月初又秘密转移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待机歼敌。12月9日，蒋介石亲赴南昌，召集各路将领商讨"围剿"事宜，限一个月收复失地，2个月肃清红军，并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在蒋介石一手策划下，12月16日，国民党各路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先后攻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29日，得悉张辉瓒率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岗地区，红军立即埋伏在龙岗附近山中。30日，红军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国民党军"四面被围，地势险峻，粮弹罄尽，既难突围而出，复无坚守之资"。张辉瓒师部和两个旅被全歼，毙伤俘敌9000余人，活捉张辉瓒。随后，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红军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计毙伤俘敌约1.5万余人，缴获武器1.2万余件。这时，其余各路敌军纷纷退去。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以失败告终。
居延汉简的发现
居延汉简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额济纳河（弱水）流域的汉代居延烽（对火）遗址中发现的。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绵延300公里，遍地沙碛，气候干燥。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遮挡，使额河两岸成为我国西部的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在汉代，这里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据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在这里曾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戍，频繁活动长达两个世纪。居延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大量城鄣烽塞等遗迹。
此次发现汉简10000余枚。汉简出土的地点，自毛目（鼎新）以北的双城子，沿额济纳河而北，至宗间阿玛之间的汉代烽（对火）遗址中均有发现。各地点所出的汉简，多者数千，少者数枚。其中以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现最多。大湾遗址发现木简1500余枚。其中500余枚是在古堡外面一个后代庙宇基址下的汉代垃圾层中发现的，保存特别完好，都是长23厘米的木简。另外的1000余枚，发现在古堡外围东南角的嘹望台附近。随木简出土的文物有：铜印、铜镞、铁器、陶器、竹木器、皮块和芦苇等编织物。此处大约是汉代肩水都尉的所在地。地湾遗址发现木简2000余枚，估计此处遗址是汉代肩水候官所在地。破城子遗址发现的文物最多，其中木简有5216枚，都是公元前81年~公元前25年间的遗物。
居延汉简中年代最早的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据《汉书》（卷六，武帝纪："（太初三年）强弩都尉路博得筑居延。"《汉书》（卷六十一，李广利传）："（太初二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简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而大部分的居延简是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至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之间的。年代最晚的，是东汉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的。居延简的质料一般是就地取材，并无固定的材料。主要有：青杆（杆儿松）、毛白杨、水柳（垂柳）、柽柳（红柳）、竹、类似枣木的硬木等。
简的名称有简、册、牍、函、符、笺、觚等。居延出土的普通简，一般都长约23厘米、宽0.8～1.5厘米、厚0.3～0.4厘米。这种简连缀起来就成为册。牍的一般宽度为3.5～7厘米左右，长短不一。牍上有封检的称为函。旁边有刻文的称为符，大都长13～14厘米、宽1～1.5厘米。笺是圆顶的，长约3～4厘米。觚是比较厚的三棱的或方的简，每面皆可写字，宽约1.5～2厘米，有的长达30～40厘米。废简削下文字可以重写，削下来的薄片称为削衣，大都很零碎。还有上画人面形下部削尖的木橛，一般长约20厘米、宽5～6厘米，可能是迷信压胜避邪之物，不应属于简类。另外，还有无字的素材。
居延汉简运抵北平，释文工作迟至1934年才开始，由马衡、贺昌群、余逊、劳榦等人进行考释。由于是数人合释，没有形成一份完整的稿子。抗日战争爆发后，释文工作尚未完成。原简经徐森玉和沈仲章设法运出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并经沈仲章在香港摄制照片，交由商务印书馆制珂罗版影印。在制版中，香港为日寇攻陷，书版全毁。原简被美国窃走，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劳榦在四川依据反体照片，重写释文，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商务印书馆重新铅印。释文分为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簿册（烽（对火）、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信札、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和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五项。其中，错释、缺字、错号、错排的很多。
建国后，居延考古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仅汉简就出土近2万枚，其内容不仅包括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还保存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献资料，涉及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以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是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理论界的一次重要论战。此次论战与大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因为"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六大"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因此，"六大"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揭示中国社会本质的正确分析触怒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一时间，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群起鼓噪，主要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鼓吹"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不是封建社会，不存在封建阶级，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明确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等人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很早就有商业资本，它已破坏了封建剥削制度及其残余关系；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去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由此引发，并直接影响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由于这场论战的最初的两个阵地是《新思潮》和《动力》两个刊物，人们通常称这场论战为"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论战。
3月，李立三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一文，从"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中国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等方面论证了"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对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定的政治路线，对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年4月，《新思潮》杂志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批判与驳斥。与此同时，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刘仁静竭力反扑，1931年初，任曙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绪论》，6月，严灵峰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后又出版了《追击与反攻》一书。193t年8月和1932年3月，刘仁静分别发表了《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和《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两篇文章，大肆宣扬托派观点。1930年7月，《新思潮》被查禁后，党的刊物《布尔塞维克》又发表了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沈泽民的《第三期的中国经济》、张闻天的《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瞿秋白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等文章，进一步分析批判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同时，张闻天、刘苏华、王学文等同志还在公开出版的《读书杂志》、《读者》等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论战中，胡适、陶希圣等人，也趁机发表他们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不同意托陈取消派观点的文章，使这场论战显得"颇为热闹"，十分激烈。论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严灵峰认为"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绝对地要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中国整个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任曙也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为理由，片面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促进"的作用。动力派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向中国大量输入商品，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中国原来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完全崩溃下去。他们还片面引用列宁在某些地方说过的帝国主义侵略对封建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的沦述，攻击"新思潮派"，说什么"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针对"动力派"的观点，"新思潮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指出：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不单表现于商品的输出与原料的输入，而尤其表现于它的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表现于为财政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的统治，表现于势力范围的夺取，表现于利用并经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事实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却更为重要，即"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因此，"中国经济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失业，工人市民的生活困难，强盗的频繁增加，土匪的到处蜂起，饥寒交迫的游民贫民数百万数千万的存在，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封建的剥削所致。"帝国主义还把中国的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致使中国经济日益遭到破坏。"新思潮派"还认为，资本主义固然是商品经济，但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业资本存在，但是"商业资本本身既不能代表一定生产方式，则它的作用便是随着生产方法而转移，因此它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商业资本无论如何发展，无论如何长期，假使在封建关系下面的生产力不发生改变，则这个生产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外国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大量发展起来，但这决不等于帝国主义真要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总是想方设法地阻碍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难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为达到这一目的，帝国主义不惜把封建势力作为同盟者，扶植和维持封建主义的力量，使中国不能完全进人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