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重新组成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为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代表从1937年2月至6月分别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行了多轮谈判。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红军改编，但由于在指挥权、军队数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而红军改编暂时搁浅。随着平津沦陷和上海局势的日趋紧张，蒋介石急欲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因而在红军改编谈判中设置的许多障碍，渐为合作的愿望所取代。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借出席国防会议之机，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并于8月18日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在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内称，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由原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及第七十四师合编而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子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10月改称政治委员），萧华任副主任。下辖两个旅：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萧华兼，参谋长孙毅（后陈士榘）；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该师还备有师独立团、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及教导大队（后改为随营学校）各一个。全师兵力1.5万余人。
第一二。师由原红第二方面军，西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及赤水警卫营和红军总部特务团之一部合编而成，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下辖两个旅：第三五八旅，张宗逊任旅长，李井泉任副旅长，姚喆任参谋长；第三五九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副旅长，唐子奇任参谋长。该师还配有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通讯营等。全师兵力1.4万余人。
第一二九师由原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西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等部合编而成，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辖两个旅：第三八五旅，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耿飚任参谋长；第三八六旅，陈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李聚奎任参谋长。该师还备有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骑兵营等。全师兵力共1.3万余人。
改编后的八路军除3个正规师外，另设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加强对各师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另在各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当局洽领军饷，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接待八路军来往人员等。命令要求各师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25日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内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笃愿竭至诚，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促进国共进一步合作，开展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共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成为两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第一一五师挺进至晋东北地区，第一二。师挺进至榆次地区，第一二九师主力开赴正太路南侧地区。八路军在沉重打击日军的同时，创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沿海工厂内迁
抗战爆发前，中国的工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内地和边疆省份很少，个别省区甚至没有一家工厂。据统计，抗战爆发前，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的工厂共2435家，其中沿海各省（包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等省市）就有2241家，占总数的92％，而东三省尚不包括在内，仅上海一地就有工厂1186家，占全国总数的48.7％。与此相适应，战前上海的技术人员占全国的41％。这种畸形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工业随时面临着侵略者的致命打击。为使沿海工业免遭日军的致命打击，国民政府和许多民族资本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沿海工厂内迁的壮举。
在沿海工厂内迁过程中，上海工厂内迁则是重头戏。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又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金融中心，一旦失守，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以毁灭性打击，并切断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有鉴于此，日军在华北挑起战事后，迅即将战火烧向上海。面对这一严重局面，不少民族资本家纷纷向国民政府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1937年7月28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也建议迅速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军工急需。当天，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庄前鼎、张季熙3人至上海与厂家洽商，约请厂家代表至南京共商迁厂办法。上海工业界对此积极响应。新民机器厂胡厥文、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王佐才等当即表示愿将自办工厂迁往内地。30日，胡厥文、颜耀秋随林继庸至南京协商迁厂办法。8月6日，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原则通过将机器厂及中国工业炼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等迁移内地。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拆迁上海工厂计划，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林继庸出任主任委员，驻沪主持迁厂事宜。迁移工厂分面粉厂、沙厂、火柴厂、制酸厂、制碱厂等。调拨资金56万元，作为工厂西迁的初期经费。
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由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叶友才、严裕棠、余名钰、吕时新、王佐才、赵孝林、项康元、钱祥标11人组成，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上海工厂迁移地点以武昌徐家棚附近为集中地，然后再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南下岳阳、长沙；同时，由资源委员会派委员王宠佑在武汉主持划地及与银行接洽事宜，由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支秉渊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进行。另派员在苏州、镇江设立分站，协助沿途运行。起运地点：一部分工厂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靠近租界的工厂，先行拆运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迁运路线：用木船沿苏州河将机件运至松江，抵苏州后雇小火轮拖运至镇江，再由民生公司江轮转运至汉口。至此，上海工厂内迁工作全面开始。8月22日，上海第一艘内迁工厂民船驶出上海，取道苏州河转运镇江、武汉。27日，上海民族工业厂家开始内迁。日军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后，由于松江河道告警，上海工厂内迁线路被迫改变，先由怡和轮船运南通，再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工厂内迁宣告结束。这次工厂内迁，除去公营、国营工厂外，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
迁厂之初，国民政府仅补助少数机器厂迁移，且迁移经费56万元又少之又少，不敷需要，无法满足大批工厂内迁。10月26日，上海国货联合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联名致函工矿调整委员会，要求政府对各业工厂的迁移统盘筹划。由于当时上海战事吃紧，此事暂时搁置下来。11月14日，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代表组成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以孙拯为主任委员，林继庸为执行组长，全面接管厂矿内迁事宜。15日，林继庸、顾毓琼前往苏州、无锡、常州，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往浙江，陈世桢、欧阳仑往山东，联系厂矿迁移。16日，军事委员会核准颁布了工矿调整委员会修订的《工厂迁移协助办法》，确定迁移厂矿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两种，对军需厂矿给予迁移费、运费、建厂费补助及免税、政府担保、低息贷款等优惠；对普通厂矿也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这样，全国性工厂内迁运动开始，所迁厂矿主要为：（1）兵工所需机械、化学、冶炼工厂；（2）动力厂矿；（3）交通器材厂；（5）粮食加工及被服厂；（5）医药品工厂；（6）其他军需品工厂。
继上海之后，苏、浙、鲁、豫等省民营厂矿也陆续内迁。江苏方面，由于上海很快失守，苏、锡、常三地仅迁出庆丰纱厂、苏纶纱厂、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大成纱厂等，南京仅迁出永利公司机器厂和京华印书馆。浙江方面，拆迁武林、大来、协昌、湖金兴、应镇昌等机器厂，只装运部分设备至浙东，未及西运。中元造纸厂部分设备运抵广西转四川，嘉兴民丰纸厂也抢运部分机件至昆明。山东方面，青岛抢运出冀鲁制针厂、新华纱厂，济南迁出大陆铁工厂等。河南方面，豫丰纱厂和河南农工器械厂得以转迁。山西方面，西北制造总厂所属机器、冶炼等厂，分迁陕西与四川。安徽方面，大中华火柴厂、芜湖中国植物油料厂迁四川。江西方面，九江裕生纱厂、光大瓷业公司等迁往四川。除此之外，军政部所属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电信机修厂、交通机械厂、株洲炮技处等先后迁往内地，资源委员会统筹的中兴、淮南、大通、中福、萍乡等煤矿及大冶、汉阳、扬子铁厂及湖南铝锌厂、中央机器厂等西迁。
内迁工厂开始集中在武汉，到1938年2月底止，内迁武汉的厂矿为137家，机料25728.2吨，技工2375人。这些工厂一部继续西迁四川，一部复工生产。随着武汉战事吃紧，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武汉各业工厂一律内迁。迁汉工厂及武汉原有工厂分三路西迁：一路向南，迁湘西、湘南、桂林；一路向北，迁陕西宝鸡地区；大部西迁四川。各厂矿员工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内迁任务。此次由武汉迁出的厂矿共304家，物资51182.5吨，技术人员万余人。与此同时，广州部分工厂也得以西迁。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大规模内迁运动告一段落，以后仅是战局变化中的局部零星迁移。截至1940年底，内迁厂矿共448家，物资70991.2吨，技工12164人。内迁工厂中，机械工业占40.4％，纺织工业占21.7％，化学工业占12.5％，教育事业占8.2％，电器制造占6.5％，食品工业占4.9％，矿业占1.8％，钢铁工业占0.2％，其他工业占3.8％。地域分布以四川最多，共184家，湖南86家，广西14家，陕西17家，其他省区7家。许多内迁工厂，为供应军需民用，迅速复工。
沿海工厂内迁，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壮举。大批近代化厂矿迁入后方，对于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局面，供应军需民用，开发、扶持后方经济，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南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地区惨遭日军战火袭扰，大中学校被迫停课，大部分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声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行动，谴责日军的侵略暴行。平津失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落人日军之手，遭到侵略者的摧残蹂躏。大部分师生先后离开学校，走向抗日的前线或后方。他们有的就近转入游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的投向延安或奔赴其他地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则辗转南下，另谋在非战区复校。随着战争的发展，其他地区高校也纷纷南迁或西迁。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到1939年止，在战前108所高校中，有52所迁往内地。
为发展战时教育事业，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选择若干地点，让内迁大学重新开学。1937年8月3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沪各学校分别集中在西安、长沙各办一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决定迁校长沙。9月8日，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为基干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派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为基干，设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派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辛树职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英庚款会也应教育部之请，拨款50万元作为两临时大学开办费。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28日，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10月5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由汉口到长沙，筹商临时大学开学上课事宜。10月18日，学生开始报到。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