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校务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会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由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为管理各项具体事务，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课程委员会，负责各学系的设立；图书馆设备设计委员会，筹划各学系所需图书费用；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筹划理工两院所需教学设备费用；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介绍学生参加国防服务工作；交通委员会，处理迁校有关事宜；防空委员会，负责防空工作；贷金委员会，负责贫困学生的救济；军训队和战时后方服务队，负责学生军事训练；教授会主席，主持各系系务。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学校各项事务的开展，是非常必要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是卓有成效的。例如，为救济贫困学生，学校在学校经费中节约出5000元作为贷金，贷给学生；学校还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书籍管理部门合作，订立图书借用办法，以补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之不足；又在邻近的孤儿院和德涵女学的空地上，建起实验室和物理机械室，以满足理学院、工学院学生的需要。
长沙临时大学校北设在长沙原圣经书院、德涵女学旧址及四十九标营房。文学院院址在南岳，又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三校合并成立临时大学后，对原来三校院系作了适当的调整、归并，合为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4个学院17个学系。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理学院，下设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工学院，下设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法商学院，下设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商学系。学校开学时，4个学院共有学生1250人，另有他校转来借读生220名。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只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随着武汉战事日渐吃紧，该校被迫继续南迁昆明，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组建的，广大师生员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许多教师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校南迁，并在薪水不能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坚持教学；许多贫困学生在衣食不足的条件下，勤奋求学，谱写了一曲艰难求学的悲歌。长沙临时大学的设立，尝试了战时办学的新模式，三校合并，可以取长补短，促进学科和人才的交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南迁及长沙临时大学的设立，有利于后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和民主风气的培养。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1937年7月13日至庐山，同国民党谈判。苏区改制问题，是双方谈判的一个重点内容。经过多轮谈判，7月17日，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允许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与委任官吏。随后，国共双方代表又在南京进行了谈判。8月18日，双方就苏区改制等问题达成协议。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撤销，西北办事处改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11月，在完成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为边区议会。边区政府是边区议会闭会期间的最高行政机关，在国民政府领导与边区议会监督下，综理边区政务。边区采取边区政府、县（市）政府、乡政府三级建制，并得划定所属两个以上的县份为一行政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督察及指导该分区各县行政事宜。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副主席为张国焘、高自立。边区政府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农工厅、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审计处及其他直属机关。秘书处处长伍修权，民政厅长邓振询，财政厅长曹菊如，教育厅长徐特立，建设厅长刘景范，农工厅长邓振询兼，保安司令部司令高岗兼，保安处长周兴兼，审计处审计长曹力如兼，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边区最高司法机关为边区高等法院，受边区议会监督、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和边区政府领导，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高等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产生。边区直属机关包括新中华报社、边区银行、边区合作总社、边区贸易局、边区军事工业局、边区法制委员会、边区通讯站、边区粮食局。
陕甘宁边区被确认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管辖地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3县，即：延安、甘泉、谍、鄜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枸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后又调整为：延安、甘泉、郎县、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定边、保安、安塞、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盐池、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23县范围多有变更。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边区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是国共合作抗日的直接体现，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领导抗战，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守卫着几百里黄河河防，保卫边区。1938年粉碎了日军的两次进攻，并消灭了48股土匪，使边区日臻巩固。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1940年起边区政府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开展武装斗争，打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克服了各种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残酷的现实，要求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作出抉择，尽速实现两党合作，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从1937年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张冲、贺衷寒、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为早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严正指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之奋斗的总目标：（1）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2）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3）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实现这三项总的目标，促成国共合作早日实现，中共中央郑重向全国宣言：（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至庐山，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谈判中，周恩来等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敦促尽快正式发表。但蒋介石表示待中日全面开战后再发表。谈判陷于僵局。日本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后，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受到直接威胁，蒋介石再也不敢阻挠国共合作的步伐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进行刁难。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再次来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从8月9日至18日，双方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三项奋斗总目标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遭到周恩来等人的拒绝。双方代表还议定，发表中共宣言的同时，蒋介石须发表谈话。经过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9月22日，中央通讯社以"肤施22日电"电头通稿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内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是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蒋介石宣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成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即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蒋介石最后表示："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动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国家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这样，蒋介石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庐山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实现民族的解放产生了决定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国共合作不仅推动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推进了国民党本身的团结与进步。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1月以前，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时期；1939年1月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在曲折中发展，由于民族矛盾并未解决的事实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顾全大局，国共两党克服重重困难，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永载史册。
平型关大捷
军攻陷平津后，即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分路南进、西进。西进日军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沿平绥路西进，进攻晋察冀地区。1937年9月中下旬，日军由察哈尔向山西一线推进，准备参加保定会战。9月20日前后，日军进入涞源、灵丘、浑源、怀仁、左云一线，向平型关地区包围攻击：9月13日，第九旅团占领涞源；22日，第二十一旅团占灵丘；21日，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配属该旅团的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追击国民党军队，21日进至平型关与东跑池一带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22日，占领浑源之日军一部也进入平型关地区。平型关地区局势危急，国民党军队有可能遭到重大损失。
面对日军的进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确保晋北要地，打破日军攻占平型关进而向山西腹地进攻的企图，将军队布置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沿内长城布防，并计划在繁峙至沙河间与日军决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与阎锡山接触，商谈两方合作抗日，帮助阎锡山解决目前危局。1937年9月初，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赴代县与阎锡山会商，随后至大同面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双方商定：（1）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2）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下，成立中共与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游击战争；（3）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预县政；（4）八路军军需补给品，由第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双方还商定，第二战区王靖国、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以另一部守雁门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出灵台、灵丘、蔚县地区，待日军进攻平型关时，从敌后夹击；八路军第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驰援雁门关，侧击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