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移民，即百万户移民计划，1936年制定。该计划规定，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为10万户，以后逐年递增，至第四期计划为40万户。为准备百万移民，需准备1.6万亩土地。百万移民计划主要在以下地区进行：（1）伪三江省划定移民地4800亩；（2）小兴安岭南麓划定1600万亩；（3）齐齐哈尔以北松花江上游划定3200万亩；（4）黑河瑷珲划定800万亩；（5）滨绥线划定320万亩；（6）京图线、拉滨线划定1280万亩；（7）大郑线、辽河下游、洮索线、三河、西辽河上游等地各划定800万亩。每户移民划定土地160亩。1939年7月，日"满"开拓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规定伪满洲国开拓政策是日"满"两国一体的重要国策。该要纲是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移民的行政纲领，对有关开拓民、开拓用地、开拓民的农业经营、开拓青年义勇队、开拓机构与经费等作了原则规定。根据这一计划，东北可耕地面积的42％将用于移民。移民又称开拓民，主要是日本内地人开拓民、朝鲜开拓民和内国开拓民三种。开拓民移民形态分集团、自由两类，集团移民一般在50户以上，由日本政府直接组办并给以优厚补贴，主要迁移至东北北部；自由或分散开拓民包括自警村移民、林业移民和纯自由移民。为执行百万移民计划，日本成立了满洲拓殖会社和满洲开拓会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宣布无条件投降，百万移民计划也因此而中断。到1945年8月，移民中国东北的移民10万户30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北边境和抗日武装比较活跃的地区，其余则分布在松辽平原重要交通线和经济要冲的周围。到1944年末止，掠夺耕地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朝鲜开拓民由朝鲜移人中国东北，自1939年12月起原则上准照日本内地人开拓民办理。内国开拓民是由于日本开拓民迁入而被剥夺土地赶出家园到其他地区开荒的中国农民，截至1943年，内国开拓民多达40771户。日本开拓民大多把土地租给中国人种，坐收地租，或强迫中国农民干活。日本投降后，日本开拓民在战乱中也遭到很大苦难甚至牺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替罪羊。
北边振兴计划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北部边境地区推行以苏联为目标的综合备战计划，主要内容有：（1）按备战要求大规模构筑军事工程；（2）扩大和完善北部边境地区的铁路与公路交通、航空、水运、通讯等事业；（3）边境供电、供水及其他城镇建设；（4）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5）建立和加强边境地区的物资配给与储备设施；（6）加强行政机构及军警统治。全部计划预算为10亿日元，其中伪满洲国政府负担2亿日元，特殊会社负担2亿日元，满铁负担6亿日元。由于北边振兴计划以交通通讯为重点，因而满铁是推行该计划的主要机构。北边振兴计划推行的重点地区是：牡丹江和黑河地区、延边和海拉尔地区、三江地区。北边振兴计划与产业五年计划有许多重复之处。由于日本南进和很快投降，北边振兴计划也没有完成。
产业五年计划、开拓移民、北边振兴之所以被列为伪满洲国的所谓三大"国策"，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进行侵略战争罪恶目的的直接体现，最后以失败而告结束。
南昌、随枣会战
军占领武汉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第十一军与中国第九、第三战区部队对峙于赣北修水两岸。为打击中国军队，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2月6日作出《对南昌作战要领》，以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和浙江省方面中国军队主要联络线为目的，预定3月上旬进攻南昌。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自2月中旬向德安、箬溪、湖口附近地区集中。3月17日，日海空军掩护陆军向南昌发起总攻，中国守军不支，血战溃退。20日，日军主力第一○六师团和第一○一师团分别于晚8时左右渡过修水，击破中国第七十九、第四十九、第三十二军的抵抗。23日，日军第一○六师团以滩溪为据点，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公路犯万家埠及安义，一路越滩溪公路向南昌迂回。3月25日，安义失陷；26日，日军渡过赣江；27日，在南昌南面切断浙赣铁路。日军第一○一师团于3月27日分别由牛行及生米街附近渡江，猛攻南昌。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被迫于深夜撤退，南昌遂沦于日军之手。南昌会战历时10天，日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军队死伤10万余人。
南昌失陷后，蒋介石调集第十九、第三十二、第一、第三十集团军等部反攻南昌，以罗卓英为前敌总司令。4月22日，南昌反攻战开始，此后一周内，中日军队在南昌东南及近郊约10公里以内形成激烈争夺战。5月5日，主攻南昌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攻克南昌飞机场及火车站，向市内进击，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壮烈殉国。由于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并向中国军队发起反击，中国军队反攻作战受挫。5月9日，桂林行营下令停止攻击南昌，中国军队在赣江、抚河间及沿抚河东岸一线取守势。南昌反攻战中国参战部队5万余人，死伤约7000余人，未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也未收复南昌，作战预期目的未完成。
军在进攻南昌的同时，为巩固武汉外围阵地，决定发动襄东（随枣）作战。1939年4月17日，日军制定《襄东会战指导策略》，计划由江北兵团和第十一军在枣阳附近一举歼灭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20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准备命令，令第三师团于4月底以前集结在应山地区，第十三、第十六两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于5月5日以前集结在安陆、钟祥附近地区。为阻止日军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部署江防军郭忏部守沙市、荆门、宜昌一线；张自忠部守备襄河两岸；李品仙部守备大洪山、厉山、塔儿湾一线；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集结于高城、唐王店、吴山镇、鹿头镇一线；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集结于洪山、枣阳地区，机动作战；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担任鄂豫皖边区游击作战；第一战区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监视信阳日军；预期以大洪山、桐柏山为据点，依纵深阵地持久消耗敌人，伺机深入随、枣盆地相机包围歼灭日军。
30日，鄂北日军第三师团向中国第八十四军发起进攻，随枣会战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竟日，被迫退守塔儿湾阵地。5月1日，日军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向襄河东岸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进攻，张部不支，被迫于5月4日后退。同时，钟祥日军一部与张自忠部第三十八师激战，于5日突破长寿店阵地，日军主力遂向枣阳推进。5月2日，日军第三师团向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张轸部随县外围阵地猛攻，张部奋勇抵抗；第三师团另一部进攻守备塔儿湾阵地的中国第八十四军覃连芳部，于4日攻陷塔儿湾。6日，高城被迫放弃，张轸部撤至溧河西岸。5月5日，日军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五旅团向第五战区所部发起进攻，受到猛烈阻止，攻势受挫，但相继攻陷枣阳、随县、新野、桐柏等地。5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调整部署，对由钟祥向北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以汤恩伯、覃连芳两部由枣阳以北山地，协同张自忠侧击向西北进之敌；大洪、桐柏山游击队袭击向襄樊突进之敌侧后；孙连仲集团主力集中于新野、邓县间，一部留置南阳，策应第五战区作战。中国军队采取运动战，大部北撤，留一部在桐柏山、襄河两岸截击日军。5月13日，随枣前线日军在中国军队打击下，向钟祥、京山、安陆、应山撤退，第五战区部队尾随追击。15日，第五战区部队对随枣地区日军发起总反攻，先后克复新野、唐河、枣阳、桐柏等地，23日克复随县。28日，日军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分路转移，随枣会战结束。
随枣会战日军伤亡约1.5万余人，并未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收复了失地，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认为，在第二期抗战，精神重于军事，因而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期望以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巩固国民党的统治。
2月20日，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在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的报告。3月1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纲领》宣称，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求集结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宣称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制胜之主要条件和救国建国之最新武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个共同目标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必须认定国家民族利益应高于一切，国民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就是要求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在抗战时期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纲领》所要确立的救国之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要求全国国民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所谓建国之信仰，即完成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抗战意义，不仅在却敌，而尤在确立建国之基础。中国建国之最高原则，是三民主义。要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需要改造国民精神，即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要求一切思想言论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鼓吹逾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一切思想言论，悉以此为准绳，有违此义，则一体纠绳，共同摈绝。
《实施办法》规定，省市（县）都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国民以同业公会、学校、机关等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在会上讲解《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内容，宣读《国民公约》及誓词。《国民公约》为：（1）不违背三民主义；（2）不违背政府法令；（3）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4）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5）不参加汉奸组织；（6）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7）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8）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9）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10）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11）不买敌人的货物；（12）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
3月12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
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大纲》，决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长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会长由行政院长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宣传部长、内政部长、经济部长、教育部长、政治部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为当然委员。3月2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官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4月1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说，宣布自5月1日起，全国各地全部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4月下旬，国民政府各政要纷纷发表演说、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举行宣传周，进行动员。5月1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始实施，各地同时举行国民月会。当天，重庆市3000余人举行第一次国民月会，当晚举行火炬游行，参加者10万余人。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要每一个有志气有血性的炎黄子孙，对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以共同团结精神粉碎敌人侵略政策，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建国大业。此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张旗鼓地推行开来。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结合推行。
蒋介石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一方面是为战胜日本而改造国民思想，更主要的是要人民对国家尽忠行孝，以维护国民党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对此，中共中央于4月26日和27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和《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正确阐释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涵，对国民党标榜抗日的方面予以支持，对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面则进行实质上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重新阐释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个目标：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国家，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中共中央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科学界定，指明了该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揭穿了国民党的企图，捍卫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
新四军成立后，转战在大江南北，不断开辟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