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聘请吴稚晖、戴季陶、孙科等9人为中央团部指导员。1943年3月29日至4月12日，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上，戴季陶提出"立大志、发大愿、做大事、成大业，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做人方法20条。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报告，通过《团务工作改进案》、《为增进党团联系本团应参加各级党政联合机构案》、《发动青年建设新中国案》、《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等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吴稚晖、戴季陶、孙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陈果夫、顾孟余11人为指导员，周鲠生、李任仁、严立三、陈豹隐、杨瑞六、卢作孚、傅斯年、顾颉刚、李蒸、陈策10人为评议员；张治中、陈诚、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胡宗南、谷正纲、王东原、汤恩伯、贺衷寒、康泽、蒋经国等72人为中央干事会干事，杭立武等24人为候补干事；王世杰、邵力子、吴铁城、谭平山等49人为中央监察会监察，韦永成等19人为候补监察。大会还决定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为中国青年节。张治中为中央于事会书记长。到1943年，团员发展到54万人。1947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三青团并人国民党，三青团员一律为国民党员，三青团名义随之取消。
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
为加强对侵华日军在政治上、战略上的统辖，适应建立汪伪政权的需要，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1939年9月4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又下令撤销华中派遣军番号，下达中国派遣军和第十三军战斗序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为西尾寿造大将，总参谋长为坂垣征四郎中将，总司令部设于南京。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军、第三飞行团、中国派遣军直辖部队（第七通信队、华中气象部、第四铁道部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总司令官从1939年10月1日起行使统率侵华日军的职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辖部队情况如下：（1）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为笠原幸雄中将。下辖第一、第十二军，驻蒙军及方面军直辖部队，计9个师团、12个旅团、1个骑兵集团、电信第五联队、华北气象部、第二野战铁道部、中国驻屯宪兵队。（2）第十一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旋晋升为大将，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青木重诚少将，司令部设于汉口。下辖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野战重炮第六旅团。（3）第十三军。司令官为西尾寿造大将，参谋长为樱井省三少将，司令部设于上海。下辖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一一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旅团。
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时，总计24个师团80万人。从成立到1940年底，日本大本营对侵华日军进行调整。经过调整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三飞行集团，共计27个师团、2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1个飞行集团。为适应中国战场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1941年3月，畑俊六大将接替西尾寿造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总参谋长后宫淳中将接替坂垣征四郎出任。1941年7月，撤销华南方面军序列，编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为酒井隆中将，参谋长为粟林忠道少将，司令部设在广州。下辖第三十八、第五十一、第一○四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第一独立步兵大队，第一炮兵队。8月，将第二十三军编人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9月，大本营计划调第三飞行团参加南洋作战，11月，下令另编第一飞行团，担负中国战场的作战任务。经过调整，中国派遣军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三军、第一飞行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继续扩大战争，再次对侵华日军进行调整，至1943年1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烟俊六大将，总参谋长为河边正三中将。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三军，第三飞行师团，共计23个师团、15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战车团、1个骑兵旅团和1个飞行师团。日军在中途岛海战失败后，为夺回太平洋战争的主导权，再次对侵华日军进行调整。至1943年年底，侵华日军共24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个飞行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1个特别警备队，以上兵力都归中国派遣军统辖。
为实施1号作战，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1944年，日本大本营对侵华日军再作调整。至1944年12月止，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为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为松井太久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为佐藤贤了少将。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三军、第五航空军，共计25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8个野战补充队、1个骑兵旅团、1个特别警备队和1个防卫队。
进入1945年，日本大本营确定，该年的对华战争，主要是加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下游和上海周围地区，以及海南岛的兵力和战备，以便在盟军进攻时，与之决战。中国派遣军根据这一任务，于1945年1月底下达转入新的作战准备的命令。1945年1月，小林茂三郎中将接任总参谋长。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止，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为小林茂三郎中将。下辖华北方面军（辖第一、第十二、第四十三军，驻蒙军，方面军直辖兵团）、第六方面军（辖第十一、第二十、第十三、第六、第二十三军），以及航空部队，总计26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1个特别警备队，总兵力为达120余万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立时的任务是：统率侵华日军，协调各军间的行动；确保华北、华中、华南占领区的治安和长江下游的交通；切断重庆国民政府的南方补给线；实施航空作战，压制和扰乱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及战略中心，统辖所有在华的政治谋略机关，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是日本在华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四联总处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全国金融、经济恐慌，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7年7月31日决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上海组成联合办事处，由蒋介石兼理事会主席，宋子文为副主席，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和工商各业。"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26日公布《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命令四行组成联合贴放委员会办理贴放业务，贴放范围包括贴现与再贴现、抵押、转抵押及财政部命令对于铁路、交通、农贷、工贷等项放款；贴放数额按照中央35％、中国35％、交通20％、中国农民10％的比例摊派；在汉口、长沙、上海、南京等12个大城市设立同样机构，办理当地贴放事务。四行联合办事处成立之初，没有具体的组织和实施细则，属于一个联系性质的业务机构，一切事务主要由宋子文主持。"八一三"事变后，四行联合办事处迁到汉口，由孔祥熙主持。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夕，随国民政府其他机构迁往重庆，组织仍相当涣散。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统制经济、垄断财政金融业务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四行联合办事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战时财政金融及经济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令设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同时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该《办法》规定，四联总处为一决策性机构，负责指导政府战时金融的各种业务，统一领导四行业务，将四联总处置于战时金融经济的最高权威地位；赋予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随后，四联总处进行了改组，10月1日，四联总处正式宣告成立；10月2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通过《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组织大纲》及四联总处《组织章程》，规定四联总处的宗旨是：在非常期内，负责监督指导中中交农四行之业务事务；四联总处的职权为：全国金融网之设计、分布；各行、局人员之训练、考核与调整；各行、局开支之审核与各项预决算之复核；法币发行之调度与发行准备之审核；各行、局吸收存款，推行储蓄之指导、考核；各行、局投资、放款之审核与查考；各行、局农贷之审核与查考；各行、局汇款之审核；协助财政部管理一般金融事项；其他与战时金融政策有关事项。
四联总处最高权力机关为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及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有关代表组成；理事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总揽四联总处事务；常务理事由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3人担任，襄助办理四联总处事务，实际事务由孔祥熙一手操纵。理事会下设秘书处，掌理统计、文书、稽核3科；另设战时金融和战时经济两委员会，前者设发行、贴放、汇兑、特种储蓄、农业金融、收兑金银6处，后者设特种物资、物价、平市3处。1940年又添设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和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至此，四联总处成为凌驾四行之上的金融最高决策机构。
四联总处成立后，对中中交农四行业务进行集中统一管理。1942年5月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收存所有公私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统筹外汇，集中办理票据交换和重贴现，独家经理国库；中国银行受中央银行委托，经理政府的国外款项、经办进出口外汇和侨汇，承办国际贸易信贷；交通银行负责办理工矿、交通运输、仓储信贷等；中国农民银行核收原来中央、交通等行的农贷，办理农贷、土地金融、合作事业信贷等。6月1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自7月1日起，法币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所有已印未发之法币亦移交中央银行发行；各省及地方银行所发小额纸币由中央银行接收，不得继续发行。至此，国民政府货币发行权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为金融统制创造了条件。
6月3日，国民政府修正四联总处组织章程，规定四联总处除原有职权外，又增加了主管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业务。同时，对四联总处理事会进行改组，理事会成员增加交通部长和粮食部长，并添设副主席一职。6月4日，国民政府特派孔祥熙为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在这次机构改组中，强调了专业分工原则，仅保留了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下设汇兑、放款、发行、储蓄、农贷、特种等6个小组委员会；秘书处则增添了农贷、储蓄、发行、放款、汇兑5科。经过这次改组，四联总处完全控制了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决策权。
四联总处除统制中央财政金融外，还在西南、东南各省建立了60多个分行，在西北建立了150多个分行，形成了全国性的金融网。四联总处作为战时财政金融及经济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和国统区战时经济的核心中枢，积极参与了战时财政、经济、金融重大决策的拟定和实施，统筹、协调了四行二局一库的业务关系，活跃了各地金融市场，为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但也使官僚资本得以聚集巨额的财富。据统计，抗战时期储蓄存款、外汇和黄金储蓄，1942年四行二局占全国总数的16％，1943年为26％，1944年为32％，1945年6月高达75％。抗战胜利后，四联总处职权大大缩小。1945年11月，四联总处改组，秘书处改设总务、业务、统计3科；另设金融经济委员会，直辖首都地方业务、普通业务、农贷、放款、特种等5个小组委员会。1948年9月28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裁撤四联总处提案；10月5日，行政院正式决议，四联总处限于10月底停止业务；10月7日，四联总处第372次理事会宣布撤销四联总处。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为攻占中国军事重镇长沙，打通粤汉路，威逼西南大后方，打击中国第九战区精锐主力，武汉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于1939年8月15日制订《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决定乘汪精卫加快建立伪政权之机，于9月下旬进攻长沙，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于赣湘北境地区。8月15日，此计划经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裁决执行。9月上旬，日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由南昌赣江两岸及永修、张公渡、武宁向奉新、靖安集中；第三十三师团由鄂南咸宁、蒲圻、崇阳向通城、大沙坪及其以东地区集中；原在通城、岳阳间第六师团主力向西移动；第十三师团由武汉乘火车向大云山及其以南地区集中；第三、第五师团一部由武汉航运至岳阳集中；波田支队、长江舰队舰艇200余艘及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向洞庭湖西集中。日军参战兵力达10万余人，由赣西、鄂南、湘北三方面分六路向长沙合击。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代司令长官薛岳，根据日军进攻态势，制定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赣北、鄂南方面击破敌军以配合主力方面作战的方针，先后出动32个步兵师又3个纵队，约24万人，利用有利地形，在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面阻击日军。具体部署是：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西岸；第十五集团军（8个师）以第五十二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七十九军守备长安桥至麦市间阵地，第三十七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沿汩罗江右岸阵地；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第二十军、第七十三军共4个师及湘鄂赣屯区挺进军守备幕阜山区；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第七十八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地区；第一集团军第五十八、第六十军共4个师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地区；第十九集团军第三十二、第四十九军共4个师守备莲花山、马形山及锦江右岸阵地，第四、第七十、第七十四、第五、第九十九、新六军等部分别集结于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上高、宜丰、万载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