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赣北奉新、靖安一带日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主力在赣北发动钳制性进攻，企图夺取修水、铜鼓，直下平江、浏阳，与湘北日军相呼应。当天，鄂南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部亦自崇阳南下进攻湘北。18日，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及第十三师团一部、海军陆战队自湘北新墙河北岸发动进攻。19日，第三、第六、第十三师团在大量空军配合下，继续向新墙河北岸推进。当天，日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一部攻陷高安。中国军队第三十二、第七十四军协力反攻，激战两昼夜，于22日晨收复高安。20日，鄂南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自通城向东南移动，配合湘北日军进攻。23日，日军分三路向长沙大举进攻。一路渡过新墙河进犯平江新市；一路在洞庭湖东岸之鹿角市及营田附近登陆，进犯桥头驿，与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遭遇；一路由通城南窜与杨森第二十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等部在麦市、长寿街附近发生激战。至29日，长沙外围各重要据点皆被日军占领。
军发动全线进攻后，蒋介石根据日军进攻态势，于9月22日命令薛岳，令其到萍乡指挥，督率赣北、鄂南及湘鄂边山地游击部队作有力的游击；在株洲、浏阳、醴陵各重要地区布置兵力阻敌深入，并在长沙附近埋伏一个军，乘敌进入长沙立足未稳时逆袭，衡阳应避开直接防御。中国军队遂分路阻击。在赣北，将日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阻击于上富、甘坊、修水；在鄂南，将日军第三十三师团逐回通城；在湘北，中日军队几经激烈战斗，相持于新墙河两岸。日军因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到达长江外围时，已无力再行前进；加上日军主旨在打击第九战区精锐主力，因而在到达长沙外围时，已达到作战目的，乃决定后撤，从而为中国军队反攻创造了条件。10月2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湘北全面反攻。赣北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鄂南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湘北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部参加战斗。当天，长沙外围山谷地区日军被切成数段，桥头驿、上杉市、王公桥、李家段等日军据点均被夺回，福临铺以北日军后路被断绝。3日，进攻长沙的日军分三路溃退，一路由长寿街向修水溃退，一路由平江向通城溃退，一路由铁路正面向岳阳溃退。中国军队乘机克复长沙东北金井等据点。10月4日，中国军队克复湘阴，旋向汩罗江北推进，5日连克营田、汩罗、平江等地。冈村宁次乃于当日下令日军全线退却，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于10月6日击退围攻长沙日军，恢复原有阵地。10月7日，日军第十一军前方指挥所从成宁撤走，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共伤亡3万余人，中国军队死伤约4万人，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役前态势的一次战役。
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
为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从根本上打击、瓦解地方实力派的分裂割据基础，铲除共产党势力及影响，国民政府于1939年下半年起，在大后方各省推行新县制。
6月28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作了县各级组织问题的讲演。嗣后，国防最高委员会根据蒋介石讲演精神，召集一大批专家学人，草拟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及《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县政计划委员会。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16条；10月19日，又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这两个文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区署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县以下为乡镇。乡镇之划分以10保为原则，保之编制以一10甲为原则，甲之编制以10户为原则。乡镇长、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方可充任。县自治的工作分为14项，即：编查户口；规定地价；开垦荒地；实行地方造产；整理财政；健全各级行政及自治机构；训练民众；开辟省县乡交通及电话网；设立学校；推行合作；办理警卫；推进卫生；实行救恤；厉行新生活，改良风俗。为便于国民党直接控制政权，加强党权统治，改善党政关系，规定党政层级完全配合，县长必须为国民党员；县以下采融党于政方针，乡镇设分部，保甲设小组，层层节制，逐级运用。蒋介石还提出，新县制实施后，国民党总数要扩充五分之一，中央委员每人至少要征求6人人党，尤其要征收各地乡镇保甲长入党。规定设立各级民意机关，县设参议会，乡镇设乡镇民代表大会，保设保民大会，甲设户长会议（必要时得举行甲居民会议）。这实际上是假冒民意机关之名，利用中国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和宗法制度，加强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统治。蒋介石把新县制的14项工作归结为"管教养卫"4个方面，其中管是根本精神所在。乡镇区域应与教育、警察、卫生、合作、税征等区域合一；地方武装组织，乡镇为乡镇国民兵队，保为保国民兵队，甲为国民兵班，队长由乡镇长、保长兼任；教育方面，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乡镇长、保1乏兼任校长，学校教师兼任乡镇保干事等职务。管教养卫合一，即政治、武力、教育合一，是新县制的一大特色。
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的根本意图，在把地方上的政治、财经、教育、地方武装、民众组织和训练紧紧地控制起来，并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因而要求各省应不分敌后与前方，一律遵照实行，在3年中完成。但实际上，新县制并未得到很好的推行。新县制从1939年9月开始推行，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覆亡，共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至1942年。根据新县制的推行计划，1942年为预定完成的最后年头，但据统计，在19个省1469个县中，有944个县实行了新县制，调整了1053个县政府，建乡镇公所25069个，保办公处318367个。即便如此，无论是推行新县制最早的四川、湖南、浙江等省，还是部分实行新县制的安徽、江西、河南等省，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二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鉴于各省推行新县制不力的状况，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在各省施行新县制。据统计，截至1943年底止，共有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山西、绥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21省已经实施。至1944年，在全国1362个县中，已有1107个县实施了新县制。
第三阶段，从1946年到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继续推行和强化新县制。这一时期新县制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所谓民意机关，为"制宪国大"作准备；改革农村财政，加大对农民的剥削，以筹措巨额战费，应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整饬保甲，编查户口。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覆灭，新县制遂告结束。
新县制的推行历时10年，虽然进展不力，但在加强国民党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强化基层政权对人民的***统治，限制共产党发展方面是起了作用的。新县制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除了本身存在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特性外，还与其本身面临的困难有关。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称，实施新县制约需保甲长710‘余万人，为此须训练1100余万人；经费最低需1.7亿余元，需增加约6亿元。对国民政府来说，这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新县制的推行，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积极要求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玩弄起宪政骗局，妄图假宪政之名，行***专政之实，抵制共产党和各界人民要求改造政府的主张。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召开，国民党方面参政员突然提出"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的提案，得到会议的一致赞同。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为协助政府加速推进宪政，会议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由蒋介石指定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干、钱端升、褚辅成19人为委员，黄炎培、张君劢、周览为召集人。在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规定在1940年6月底以前结束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
国民党允诺推行宪政后，后方宪政运动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起来。10月1日，参政员褚辅成、张澜、沈钧儒、江恒源、莫德惠、章伯钧、胡石青、李璜、左舜生、张君劢、张申府、王造时等12人在重庆举行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应邀出席。座谈会决定组织宪政促进团体。10月18日，褚辅成、沈钧儒、秦邦宪等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宪政座谈会，到会七八十人，讨论宪政与抗战建国问题，强调只有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10月26日，国民参政会决定在四川省成都、万县、阆中、宜宾及西康省雅安设办事处，分别由李璜、褚辅成、张澜、黄炎培、林虎任办事处主任。11月5日，第三次宪政座谈会举行，讨论"五五宪草"如何征求民意。30余人发了言，要点为：请政府开放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由召集座谈会之25位参政员指定负责人筹备一具体组织；将三届座谈会中之意见尤其是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意见转达政府。11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董必武等84人为筹备委员。11月30日，宪政促进会常委会在重庆组成，推定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李中襄、史良、曹孟君、张友渔、许宝驹、许孝炎、黄炎培、黄德惠、章伯钧、沙千里、梅龚彬、康心之、于毅夫、韩幽桐、李璜等25人为常委，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3个委员会。12月1日，宪政促进会筹备会举行首次常委会，推张申府为秘书处主任，沈钧儒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左舜生为研究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为联络委员会主任，另推张申府、章乃器、于毅夫3人负责起草宪政促进会章程、宣言及工作纲领，孔庚、李中襄等5人负责办理立案手续。
与此同时，重庆各界也纷纷举行宪政活动。10月14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在重庆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救国会负责人褚辅成、江恒源、沈钧儒、邹韬奋、李中襄、张申府及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吴克坚及各报记者30余人参加。11月12日，重庆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反侵略分会、回民救国协会、天主教妇女服务会、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难民服务团、渝市妇女会、东北救亡总会等27个妇女团体代表百余人举行宪政座谈会，史良主持会议，史良、刘清扬、曹孟君、廖似光、张玉琴等就宪政问题作了发言。12月10日，重庆举行青年宪政问题讨论会，潘公展、方采芹、邹韬奋及各界青年50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筹组中国青年宪政促进会。除重庆外，成都、桂林、上海等地也先后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的代表人物，在会议上和报刊上纷纷发表关于宪政的言论，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注目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认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国民党并没有诚意，但争取民主、实施宪政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所以解放区广泛开展了要求国民党实施宪政的活动。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参政员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滕代远、萧劲光、艾思奇、周扬、冼星海、胡乔木、傅连蟑等80余人参加了发起人会议。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并发表宣言，指出：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的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演，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历来是反对宪政的，现在口谈宪政，是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但他们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中国人民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也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泽东的演说为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拆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玩弄宪政的骗局。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提出对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的修正案和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大会推举毛泽东、陈绍禹、王稼祥、林伯渠、康生、吴玉章、李富春、谢觉哉、艾思奇等47人为理事，吴玉章任理事长。除延安外，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
面对全国各界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恐慌，国民党文人政客纷纷发表言论，叫嚷召开国民大会并非即时实行宪政，宪政不但不是党治之结束，相反正是党治之开始，露出了国民党宪政骗局的真面目。与此同时，国民党采取种种办法破坏宪政运动，在各地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登载关于宪政运动的文章，特务流氓在宪政促进会和宪政座谈会上进行捣乱。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各项工作大体办竣，惟因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应俟另行决定。一切未完选举事宜，由政府责成选举事务所积极办理；特设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织大会筹备事宜。至此，由于国民党没有实施宪政的诚意，热闹一时的宪政运动就此收场，最终成为国民党骗局的牺牲品，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最终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