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对加速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1955年下半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右倾保守的斗争，助长了党内的急躁情绪；加以其他种种因素造成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指标过高、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陈云等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意见。1956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提高对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认识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1956年的反冒进是正确的，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纠正错误倾向、保证健康发展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1956年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占32.3％、合作社经济占53.4％、公私合营经济占7.3％，三者合计，公有制经济占92.9％。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主体经济成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使全国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即将提前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第一次把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日程上。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的问题。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出现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它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按地区按行业将所有的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这种企业，国家完全掌握了生产资料；企业的经营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管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仅限在定息上，他们一边拿定息，一边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企业管理权、利润分配权。资本家只能以企业的工作人员身份，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企业管理。这样，企业的性质基本上与国营企业相同。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即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出现，是在1955年下半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形成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产生，切断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广大农民的联系，使其更为孤立，而感到社会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同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召开座谈会，要求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久，在工商联会议上，政府领导人又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等问题进一步作了说明，为掀起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中心内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揭开了序幕。随后，在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行委员会议上，工商业界的代表们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要求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使全国工商业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即将到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作出了部署，并且制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些会议和文件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号召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领导这一工作，使之能够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相适应，并要求统一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的认识，加强共产党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的领导，作出全面规划，同时加强培养工商界进步核心分子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1956年1月，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者走在了高潮的前面。1月1日，北京市的工商业者首先向国家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北京市委抓住这个时机，及时改变了原来先进行清产核资，后批准合营的做法，把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分为3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批准公私合营，生产经营照旧，从业人员一律不动；第二步是依靠工人、店员和资本家的群策群力，进行清产核资；第三步是进行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工作。对合营工作的领导，采取按行业规划，由市委统一领导进行。1月10日，北京市6万多职工、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庆祝全市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的实现。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联欢大会。北京市长彭真在大会上宣布："我们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继北京之后，天津在1月20日，也先后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改造都加快了速度。到1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相比，企业的生产资料已由原来的公私共有转变为由国家统一使用、管理和支配。资本家虽有私股，但已不起资本的作用，它与生产资料已经分离，只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之外，对企业的生产资料已无权过问，资本家虽然在企业中安排了工作，但只是作为管理人员进行工作。工人完全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成为企业的主人。所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改造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创造，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性步骤。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合营过程中，速度太快，要求过急，搞了一刀切。大中城市全行业公私合营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了，难免工作粗糙，出现大量遗留问题。二是合营时，混淆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界限，公私合营的面过宽，把大量不属于资本家的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同资本家的企业一起进行了合营，挫伤了这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1979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区别工作，即把这一大批参加公私合营企业，但没有雇佣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同本来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加以区别，明确他们原来就是劳动者。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这次列AN_别范围的，共计86万人，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属于原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的16万人，约占19％。从中也可以看出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对资改造工作的确有过急过粗的缺点。
但是，从总的来看，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这种和平赎买的政策的设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列宁的方案没有能够很好实施。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保持联盟。这种历史背景加上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还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下半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党在胜利面前不够谨慎了，特别是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开展了反对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之后，还认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多少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应该批判和克服这种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由***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的大意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快一点，不要出现"两翼"（指"三大改造"）走在前面而"主体（指示工业化）落在后面的现象。接着，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社论充分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改造方面取得的成绩，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社论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并说："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社论认为一，"多、快、好、省"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社论预计，"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有可能提早完成。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早完成，毫无疑义将会增加我国的工业生产力和加速我国的商品流通，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勤克俭，继续艰苦奋斗，在新的一年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以及在其他许多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为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天津市委、上海市委、各省、自治区党委和26个省辖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中共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各个全国性的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等，共1279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为此，他认为，"除了必需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谈到科学技术问题，周恩来认为从整体来说，"我国的科学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独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