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对那些毫无道理的批判、指责、围攻加以反驳和回击，本着捍卫真理的决心，孤军奋战，岿然不动。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坚定勇敢地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离开北大。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马寅初平反，并担任了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
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讨论通过《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和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的大会和5月18日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了话。周恩来、朱德、陈云等117人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增选王任重等25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完全肯定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论断，在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上作出了与八大一次会议完全相反的结论。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会议还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会议的这些错误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严重"左"倾错误的发生和长时间持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会议再一次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造成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从而迫使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不得不在会上作公开的检讨。会议还强调了速度是个政治问题，批判了"秋后算账派"、"条件论"和"庸俗平衡论"，宣扬"无条件论"。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定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有正确的一面。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一部分成果。但它片面强调高速度，忽视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吹"积极平衡"，批判"消极平衡"、"庸俗平衡论"。它还要求用阶级斗争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推进经济建设，强调用"四大"的方法开展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以此提高人们的觉悟，激发人们的干劲，用阶级斗争统帅一切，推动一切，完全抛开经济的方法、物质鼓励的方法，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灾难。
毛泽东在会上先后讲了5次话，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一切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提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所谓"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再一次提出了缩短赶英超美时间，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过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会议明确提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与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反映了党当时既把阶级矛盾当作社会主要矛盾来抓，又想把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矛盾状态。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大会之后，5月25日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猷珍、王恩茂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出版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
"大跃进"运动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找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探索。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力图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
"大跃进"的发动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出于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愿望。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无时不希望颠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果中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保证。从国内来说，如不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就难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而，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其次，一系列"左"倾的"快速赶超"理论的形成，并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就在酝酿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战略。在1955年12月27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毛泽东便反复强调要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并且预见社会主义中国将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质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行动口号后，毛泽东于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说，15年后，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三，鼓吹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大跃进"的发动作了组织上的保证。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公然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理论："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把服从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代表，对他的崇拜也是正确的。因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直接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大跃进"得以发动的组织保证。
最早提出"大跃进"口号的是1957年11月1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指出，那些认为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了冒进的人是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十分赞赏"大跃进"一词，他在这篇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给"大跃进"这一口号发明者授予"一号博士"头衔。"大跃进"的发动是在伴随着不断批判"反冒进"和"右倾保守"的气势下，完成了全党对"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的。
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主张，认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导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将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工作角度对反冒进提出的批评提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毛泽东在会议上尖锐地提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一提法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提出，要在经济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根据南宁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月3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跃进运动"。
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思想，是批评反冒进的直接产物，体现了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成都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生产计划要有两本帐"的观点（即中央和地方计划工作都要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可公布的帐，一本是期成的、不公布的帐），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实现大跃进的1958年第二本帐，即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许多"的"一个多快好省的帐"，成都会议的第二本帐，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在上述一系列会议批判反冒进、酝酿"大跃进"的基础上，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及薄一波、李先念等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在大会的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5月18日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使用了"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提法。会议要求，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会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农业在12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首先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紧接着在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运动。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口号。随后，又不断地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并将此正式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客观上促使各地纷纷提出了提前完成纲要的高指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并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各地不断爆出各种农作物产量"卫星"上天、"元帅"升帐的新闻。人们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一些明显违反常识、违反唯物论的口号开始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公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粮棉产量指标也就越订越高。1956年"八大"建议"二五"计划末1962年粮食产量为2500亿公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而8月北戴河会议建议，1962年粮食产量7500亿公斤，棉花产量15000万担，严重脱离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