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大办钢铁，是1958年工业"大跃进"的主要部分，也是"大跃进"的典型。原定的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624.8万吨，经过南宁会议大家头脑普遍开始发热后钢产量指标变为711万吨。此后指标越长越高，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钢产量最后定为1958年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个数字，是当时的开采、冶炼和运输能力无法达到的。为实现这一任务，又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经过这样"大干"的结果，到这年12月19日正式宣布提前12天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300万吨都是基本上无实际使用价值的、效用极差的土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希望在较短时间内，使国家富强起来，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要巩固和发展，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当时，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大跃进。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如在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工业及内地工业等方面。但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相反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我国农业、轻工业生产1959年、1960两年连续大幅度下降，只有重工业在冒进。1960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43.2％下降到20.1％，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6％，而重工业总产值则由25.5％增至53.3％，人民生活则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检查和总结了建国8年来军队建设工作以及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军事方针。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及一些野战军的负责人，共1400多人。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在3月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和决定的。原意是想借用正在酝酿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来促进军队工作，确定重点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军队工作的领导。但在林彪的建议下，毛泽东将主要议题改成反教条主义，并为会议确定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总方针。
军队建设和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主要发生在建国初期。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要人民解放军努力学习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以便把自己建设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苏军的第二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必须的。但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生吞活剥、照搬照抄的现象。比如在拟制共同条令时，有的人向总部写信，建议象苏军那样，实行"单一首长制"，说今后不宜再强调"加强政治委员制度"，主张"把政治机关缩减至最低限度"。有的单位出现了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计划不要单位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治委员署名，军事演习没有政工人员的位置等情况。有的主张编写教材"以苏军条例为蓝本"，训练中必须按苏联军事专家所教的实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部队管理教育中，也曾出现过分强调首长职权，滥用纪律制裁，压制民主，随意禁闭、打骂士兵等现象，以及搞繁琐礼节等。但这些是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初期在局部出现的偏向，并非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制度性的错误。1953年12月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于纠正上述偏差是一个转折点。会后，人民解放军内部已采取了许多措施，普遍进行了以整顿官兵关系、党群关系为内容的民主运动。从1956年起，在军事训练中大力倡导群众路线，恢复连队民主检查和拥政爱民的制度，学习反教条主义的材料和党的八大文件，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使学习苏军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偏差基本上得到纠正。
但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夸大了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肖克、李达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否定了他们的成绩和贡献，并歪曲了性质，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用"整风鸣放"的方法，检查建国以来部队教育训练方面的工作，讨论军队建设若干重大问题，重点是贯彻毛泽东关于"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方针。由小型会议转到大型会议，由批评发言到点名批判，不断加强斗争气氛，使会议的温度越来越高。6月21日、23日、2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开会的目的，针对军委及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你们要放火烧，出大字报、小字报，要捅穿。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要坚决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随着会议的进行，否定一切的倾向日益严重起来。对刘伯承、肖克、李达等进行点名批判和斗争。林彪还借机把批评的矛头引向朱德和叶剑英。7月10日，刘伯承带病由人扶上中南海怀仁堂讲台作检讨。
22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指出：我军进人建军新阶段的初期，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曾经有所滋长。经过全国军事系统高于会议和1956年以反教条主义为重点的5个文件的学习整风，这些倾向在广大范围内基本上是被克服了。但在某些部门和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30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错误军事路线在新的条件下采取了新的形式，主要表现是：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军队政治工作；削弱军队和人民的联系，主张唯武器论；削弱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只承认条令、命令、纪律和首长的作用，搞形式主义和惩办主义；否认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否认我军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歪曲学习苏军经验的意义，强调要不走样地死学。为了不使错误的军事路线卷土重来，目前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会议的总结还进一步指出：错误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8月至11月，举行了训练总监部200余人出席的部党委扩大会议，采用"四大"方式，对所谓"以肖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进一步揭发批判。会议给肖克、李达作了所谓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也举行了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等也进行揭发批判。会议给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作出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的结论，说"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
经过这场斗争，军队内部作了组织上的变动。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叶剑英被解除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的领导工作，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训练总监部撤销，所任职务自行免除；肖克调出军队，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李达也调出军队，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还有一些干部也受到牵连，被处分或处理。
军队内部这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给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它错误地批判了正规化、现代化，使军队在很长时间里模糊了完整明确的建军目标；它打击了一批我军热心和致力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的干部，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关于这场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反思和总结。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对刘伯承致的悼词中，肯定和重申了邓小平这句话，并指出："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同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1987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害。"这实际上就是以中央军委正式文件的形式，对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作了明确的否定。
中国拒绝苏联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苏联方面连续向中国提出两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给中苏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到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个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发射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的费用，苏联出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由于是中苏合资共建，而且资金的大部分又是来自苏联，这就涉及到一个建成后的电台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方面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6月12日，中国国防部长复信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应属于中国。复信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7月12日，苏联再次提出，双方共同建设电台，在使用上，双方在时间和器材上各占50％。中国又回电，费用应全部由中国出，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可以一半一半。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不好。当时在座的彭德怀也说：长波电台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责。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因为涉及主权问题，中国没有让步。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关于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意见。他说，他是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来谈此事的。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好，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此海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这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大使，明确表示：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尤金大使未能达到目的，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提出，根据一致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赫鲁晓夫表示希望就此事与中国领导共同商量。
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共同商量的问题，而是赫鲁晓夫想通过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来控制中国的海军和沿海港口。他尖锐地指出：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因此，拒绝共建舰队。赫鲁晓夫又提议由中苏达成某种协议，让苏联的潜水艇在中国沿海某个港口加油、修理或作短暂停留，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海军可以在苏联北冰洋沿岸的摩尔曼斯克建立潜水艇基地。毛泽东断然拒绝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这儿搞什么名堂。"同样拒绝了交换使用港口的建议。
关于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这一长波电台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