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让患者感到“家”的温暖与舒适，享受“家”的体贴与呵护，信赖“家”所提供的一切服务。
——柴瑞霁
在中心医院东边，有一组杏黄色建筑群，名曰杏林嘉园，一看就知道，这是医院员工们的爱巢。每当华灯初放时，这一栋栋楼房的每一个窗口，会陆续亮起灯光。温暖，温馨，宁静，安详。吸引着劳累一天的主人回来，享受亲人的一声问候，享受可口的饭菜，享受只有家才能带来的舒适与放松。
近在咫尺的距离让员工们首先感到的是方便。上下班不用挤车，连自行车也用不上，步行5分钟即可。一位护士长说，她有两岁的孩子，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仍然很宽敞。“才30出头就有了自己的房子，140平方米，过去连想也不敢想啊。当初如果不放弃北京海淀医院，那这辈子恐怕都要做房奴了。我很满足。”
一位科主任说：“对患者也方便啊，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患者需求第一。过去接到电话，骑着车子在街上横冲直撞，来晚了患者就不满意。有时赶到深夜，打不到出租车，急得在街上跑。现在简直是零距离啊。”
“那时候传言说不让盖新院了，有人就犹豫不决把房子让给别人，现在早就后悔了。这位置多好，升值空间大着呢。”一位副主任说，得意之情挂在眉梢。他还说：“你应该去看看院长的家，过去的，在老院。在去年10月份搬新家以前，他一直住在那里，你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建议你看。”
6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一位朋友陪同下走进中心医院老院后面的家属楼，从一个角落的单元里爬到四楼。尽管有思想准备，知道50平方米房子的基本结构，但当我站在客厅，头顶的吊扇旋转着送来一阵凉风时，我还是震惊了。
后来我问院长：“你俩一个是省委联系专家，一个是市委联系专家，一中一西一对名医，竟然能在如此的环境里憋了17年？孩子们回来怎么住？”
院长说：“大家都一样嘛，我以前还住过8平方米，14平方米的房子呢。”
“可您调进医院时已是1999年，很多人的住房都得到了改善。”我仍然不可思议。院长的两间卧室都是十来平方米，主卧室里有一台壁挂式小空调。我想到自己运气不好没赶上分福利房，但仍然能在同一年把50平方米的单元房换成两层楼的小院，就为改善居住环境。我不能像人们概念中的中国老太太，临终前说自己终于攒够了买房钱。况且，他们的收入应该不比我低。
“听说您调进时正好赶上两栋新楼建成，院长住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不算过分吧？您这客厅这么小，还是斜的，怎么给人看病啊？”我看着并排摆在门口墙根的两把旧藤椅，看着与电视机不到两米距离的一张双人木沙发，不知道那些来找这位名医把脉的领导们会怎么看，他们有没有想过首先为专家们改善生活环境？在这个人才竞争激烈，谁拥有人才谁就是赢家的当今社会，这应该不仅仅是政治时尚。
简陋的阳台厨房，茶几当饭桌，酷夏时四人同挤一个卧室，若不亲眼目睹，哪里敢相信这就是2000名员工的一院之长？是无数患者从四面八方，甚至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寻医的名医之家？我心里涌上一种悲凉。
“我可以要一套房，但我不能。那时我刚进医院，60套新房，300多人排队，我不要，班子成员都不要，工作就好做了。当领导首先要学会放弃，要舍得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很正常。”院长解释道。
后来一位分房负责人说：“没有想到这次分房最顺利。”
“那您为什么不在外面买房子？”我穷追不舍。
“不是买不起，同甘共苦嘛，再说，这多方便哪。”院长说。说到方便，可能是他们对生活的最低要求了，下班后站在厨房里炒菜，玻璃外面来往的不是患者就是家属，那种没有上下班之分的感觉，真的难以描述。遇到流感，整天得捂着口罩。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
人们说，院长的心思全在大“家”上。
2010年5月5日下午，在东院四楼的学术报告厅，中心医院第四届医院文化月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参会者除了医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还有所有科主任和护士长参加这个会议。纪检书记李为民担任总策划并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管恩亮宣读实施方案。
我悄悄走进会议室，坐在最后一排。
这是我第一次听院长做报告。
“以院为家，从我做起”是他报告的主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当我们拥有‘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超越感情，超越时空，凝聚人类高层次的爱，这种爱会支配每一个人为家的奉献和付出甚至牺牲，成为一种自然，从而不带任何理由和条件……”
“现在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大家，她有着63年的创建和发展历史。63年里面凝聚着我们每一届医院领导班子，每一代医院人，他们为此做出的付出或者牺牲。到今天能有这样一个现代温馨的家，都是在我们前辈的基础上而迈开步伐。我们现在这个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她有着温馨舒适和现代的人文气息。当我们走进这个新家的时候，感觉绝对和过去有明显的区别，当我们置身于这个新家时，我们会油然产生一种对家的依恋和情感……”院长声情并茂，从家的概念讲到家庭成员意识，讲到大家庭的维护，讲到奉献精神，讲到具体行动。大到医院形象、医德医风，小到随手关灯和从地上捡起一个烟头，扔进垃圾筒。
“对任何事情，应该做到，这是一个认识层面；愿意去做，价值层面；尽力去做，就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以院为家，我们起码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在认识层面首先解决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应该努力在价值层面解决愿意做，把愿意做变成一种自觉，一种主动，一种习惯，一种自然。如果我们都能够尽力去做，那么我们就有一定的境界层面。如果一个人能达到自己追求的那个境界层面，那他一定是愉悦的、快乐的，他也一定能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快乐，从奉献中获得快乐！”
听了院长关于“家”的一番阐释，我对他多年屈居于那个“蜗居”，有了新的认识。对他以身相许构筑起的新家充满敬意。那岂止是一砖一石的垒叠，一草一木的栽培，而是智慧与魄力的集锦，是身家性命的抵押，是一个细胞、一群细胞的死亡换来。
难忘那天下午，我去老年病科找常念欢副主任看病，刚坐下就碰上院长“房颤”犯了。我冒昧跟进病房，目睹了医护人员的检查过程。
“你看病？”院长还是发现我了。那段时间我正好服他的汤药。
“我看院长怎么也生病！”我调侃道，希望整个病房能够放松紧张的气氛。我摆摆手示意再见，不敢让院长再说话。
“其实，你见到的是最轻的。那一年在成都考察设备，因大雾滞留，在机场接到家里电话说工地上闹事，一着急马上犯病，被送进华西医院抢救。那次在北京犯病，抢救了9个小时，董福松整整守了一夜。那次在太原开招标会，走到半路上犯了，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他被直接送进山大一院急救室，宾馆里等待的人生怕专家请来了，招标会开不成。第二天他准时出现在会上，压力太大啊……”有人进来了，打断了党委副书记管恩亮的感慨。
我了解到，为了这个大“家”，院长累出这个“房颤”，屡犯屡治，屡治屡犯。“这么厚一摞病历，再不重视，就要出问题了。”常念欢副主任担忧地说。
“人们几乎都处在一种状态下，大家似乎都在为了生存和金钱，为了感官的享受在奔忙，而你在追求一种精神，这种超出常规的追求会使你活得很累，每一步都难于上青天。院长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选择，没有人能够改变。”一位朋友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