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大在总的指导方针上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中共十大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虽然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但也有不符合实际的论述。这两个报告的主要错误在于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大党章没有从根本上纠正九大党章的错误作法，反而增加了新的错误。中共十大的召开没有能够结束"左"倾错误，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大的权力，十大以后，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
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年8月，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大大前进了一步。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到70年代初期不到30年的时间里，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可靠性能不断提高，而成本则逐步降低。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继电子管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电子管电子计算机作为第一代计算机，与以后几代相比，其运行速度低，可靠性差，体积大，且价格昂贵。晶体管电子计算机是第二代计算机，其可靠性和速度均有所提高，而造价却大为降低。这使得使用计算机的范围有所扩大，不仅在军事部门，而且在工农业、商业等部门也开始使用计算机。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与前面两代计算机相比，优势非常明显。由于它采用了集成电路，不仅体积小，储存量大，计算速度快，而且性能稳定可靠，耗电量少。
我国从60年代开始研制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965年，第一批集成电路块问世。1972年，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复旦大学及上海长宁拉手厂等单位共同协作，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性能良好，每秒钟可运算11万次，并且结构简单、体积小，非常适用于工农业、科研等部门对多类数据的运算。
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是由北京大学、北京无线电厂和燃化部有关单位共同设计制造成功的。这台计算机字长48位，内部储存器容量13万字，加上磁盘机、打字机、作孔机和输出、输入机等，共有9种22台外部设备。到1973年8月26日，经3000多小时的试算运转，证实其性能稳定，质量良好，主机的解题能力、外部设备和管理、语言编译、符号汇编三套程序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设计要求。在试算运转过程中，操作人员曾用它计算一个200阶的代数方程组，结果只用十几秒钟就得出了正确答案；而如果用人工运算的话，至少需要100个人工作一年。此外，操作人员还用这台计算机进行了复杂的工程设计、天气预报、处理地震资料等数据的运算，均取得良好效果。其中有一些数据的计算靠中小型计算机是难以完成的，诸如五个以上层次的天气预报，处理石油地质勘探中的人工地震偏移迭加数据等，而依靠这台百万次大型计算机则可以较快地运算出来。
总之，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是我国电子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为今后生产同类型或更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积累了宝贵经验。
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林彪的住所里查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和孟子言论的材料。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一伙是崇拜孔孟之道、反对法家的，遂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批林问题时，提到要批孔。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文章写道："孔子在当时，是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了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及有关高等学校负责人共98人。在会上，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作了题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会议交流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开展批孑L的经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不光文科院校、不光是大学要批孔，各类学校都要开展批孔，要把批孔与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迟群还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10月初，周恩来批评了迟群的这些说法。在随后不久召开的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迟群针对周恩来的批评，为批孔问题座谈会辩解说："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孔，就是复辟"。紧接着，"四人帮"一伙在各种报刊上推出了一系列批判孔子的文章，借"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与此相伴随，"四人帮"一伙还在教育战线掀起了"反潮流"和"反回潮"的恶浪。
童第周和牛满江在细胞遗传学基础理论的合作研究取得进展
1973年10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美国坦普尔大学美籍中国科学家牛满江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
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生物学界一般都认为细胞质受细胞核的控制，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是受精卵内的细胞核控制的。童第周对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已经作了长时期的研究。他通过对细胞和胚胎的大量实验证明：在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上，细胞核和细胞质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互作用的结果。牛满江在多次胚胎实验中，发现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进细胞分化和发育的主要物质。
牛满江于1973年5月份应邀到北京与童第周进行短期合作研究。他们互相学习，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专长，使实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童第周和牛满江主持的实验是以金鱼和鲫鱼作为实验对象的。实验的方法是，从鲫鱼卵巢的细胞质内提取核糖核酸，经过提纯，得到信息核糖核酸，然后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分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用这种方法培育的320条幼鱼，有106条是单尾。
实验证明：细胞核与细胞质在细胞分化、发展、遗传上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质与细胞核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进细胞分化、发育的主要物质。
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仅对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了新贡献，而且将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新的广阔道路。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胜利
海河是我国华北地区主要水系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害河之一。为了彻底根治海河水害，毛泽东于1963年11月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海河流域的人民经过艰苦奋战，到1973年底，取得了根治海河的巨大胜利。
海河流域范围西起太行山、东临渤海、北跨燕山、南界黄河，总面积达26.5万平方公里。海河水系包括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等五大支流，以南运河上游卫河为源，全长1090公里，五大支流汇合后称海河。海河水系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南系包括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四个河系，北系包括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三个河系。海河的五大支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黄土高原，上游源短流急，洪水量大，而中下游则低势低洼、河道狭窄，这样往往造成渲泄不畅，容易泛滥成灾。据史料记载，仅在1368年到1948年的580年间，海河流域发生洪水灾害就达387次之多。1939年发生的一次水灾，使得河北平原成为一片汪洋，受灾人口达800万，50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160公里的铁路被冲毁。居住在海河流域的人民饱受水患之苦，盼望着海河水害能得到彻底根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海河流域的治理工作，并具体领导了对海河的治理。先是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水利设施进行了整修，大力发展农田水利设施，治理各支流的中下游河道，并建成了海河流域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50年代末，通过总结以往的治理经验。进一步改进了治理措施和方法，将"以排泄为主"的方针改为"以蓄为主"。随后，各河相继大量兴修了大、中、小型水库，海河上游山区的密云、岳城、岗南等大型水库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尽管这些治理有效地抵御和减轻了海河水害，但仍经不起较大洪水的袭击。1963年8月份，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了太行山区，导致山洪暴发，洪水径流总量为1939年的1.9倍，上游山区已建成的水库尽管可拦蓄将近一半的洪水，仍不能解除大量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严重威胁。
为了彻底根治海河水害，同年11月，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此后，海河流域人民便积极投入到了大规模治理海河的工程中去。根治海河以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为指导方针，实行大中小工程相结合、以小型为主，骨干工程和配套工程相结合、以配套为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了排和灌、蓄和泄的关系。
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到1973年，海河流域各省、市对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南运河等五大河系和徒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道进行了综合治理。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了270多条支流河道和15万条沟渠，在河渠上新建了6万多座桥、闸和涵洞。这些工程的完成，使海河中下游初步形成了河渠纵横、排灌结合的水利系统，排洪人海能力大为提高，比1963年提高了5倍多，比解放前提高了10倍多，初步改变了海河渲泄不畅的状况、解决了洪涝灾害的威胁。同时，还扩建和新建了一批水库，使海河流域的大中型水库达到80多座，小型水库15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发展到271处。经过治理，海河流域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多灾低产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观。1973年，占海河流域面积一半以上的河北省农业获得新丰收，而海河流域广大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则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根治海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央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
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的现象，并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又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进行谈话，提出要由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说明这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请回来的。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并说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遵照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同日，中央军委发布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8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对调的具体安排是：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后，原来兼任地方省革委会主任的军队负责人到新的地方都不再兼任地方职务，"文革"前期军队干部代行地方领导权力的情况得到了改变。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