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并在党内外仍有不可小视的市场，因而出现了党的工作的徘徊局面和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失误，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尽管如此，由于民心所向，时势所趋，在同维护"左"倾错误的势力作斗争的同时，拨乱反正工作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为世人所瞩目。
在政治领域，年初"两报一刊"明确提出所谓的"两个凡是"，新的"左"倾思想一时甚嚣尘上，受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抵制，这实际上为以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各项领导职务，邓小平的复出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深刻历史意义。
11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能够从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
经济领域，"左"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盲目鼓动大干快上，忽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工农业生产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和高指标，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挫折。
科教领域，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对我国科学和教育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对以后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0月21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习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唤起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好风气。
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全文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最早见之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但"两个凡是"的思想早就有了，只不过用词稍有不同而已。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20天后，即1976年10月26日，传达华国锋指示时，有以下几点内容：（1）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两个凡是"的针对性是很强的，是很明确的。就其实质而论，开始是针对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1977年1月8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鑫传达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意见，写一篇社论，以便把人们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注意力引开。接着说：现在（要求邓小平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矛头对着谁呀？弦外之音是，这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所以要出社论，引导大家"学好文件抓住纲"。1月14日，汪东兴出面布置两个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两个讲话稿，一个是在小范围里谈谈邓小平的问题，一个是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稍后，华国锋亲自召集文件起草人开会，系统地谈了他对两个报告的想法，其中就有"两个凡是"的含意。当文件起草至第三稿时，"两个凡是"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上文提到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发表。
由于"两个凡是"的坚持和推行，致使恢复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和众多老干部的工作问题被拖延，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平反。反之，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华国锋还在制造和接受对他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口号，也沿袭下来。"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公开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在这次会议召开时，华国锋即对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这次会议有些敏感的问题，希望小组讨论及大会发言都不要触及。所谓"敏感问题"，无非是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问题。然而陈云、王震不顾这些，偏偏都在小组会上讲了。但这次会议简报的审稿班子掌握在汪东兴手中，所以，他们发言的全文没登会议简报。
4月，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而且说，这是他经过反复考虑的。5月24日，他在同中央的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邓小平严肃地表示：我们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
很明显，邓小平的一封信，一席话，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表达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成为后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继之兴起的思想解放热潮的先声。
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前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前辈，纷纷发表文章，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从此，实际上开始了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工作上大规模的拨乱反正。1977年8月到1978年末，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想理论文章很多，理论界、思想界很活跃。从1978年5月到同年11月，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心，使批"两个凡是"达到了高潮。从而使全党同志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由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束缚中迅速解脱出来。
12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此被制上。
国民经济"大干快上"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内未能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在批判"极右"路线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以"洋冒进"的形式又一次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阻滞。
冬季，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粮食、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的生产，相继提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社论指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增产节约。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增产节约的潜力大得很，只要发动群众把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较好地发挥出来，生产就可以大幅度上升，一年就可以增产几百万吨钢，几千万吨煤。只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克服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等方面的浪费，从节约中又可以增产一个很大数字。"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搞增产节约，推动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华国锋在此前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的"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进行了阐明，提出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社论还号召"工交战线的同志们，在今年的最后两个多月，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地奋勇前进，要办好两件事。一件是，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一天当作两天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力争今年全年的速度更快些，各种生产增长的幅度更大些。另一件事，是要立即着手安排明年的生产建设，要有一个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设想，还要有一个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实现高速度的具体规划和切实措施"。
12月10日，经华国锋亲自提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大会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大会重申了在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到1980年全国要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的目标。会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还要足，发展好形势，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2月26日至3月5日，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纲要》认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至此冒进倾向明朗化。第一，提出脱离实际的"宏伟规划"，要求在本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6000万吨，原煤产量要达到9亿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这些目标均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第三，提出在1978—1985年问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第四，1978—1985年，国家需要每年投资700亿元，基本建设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华国锋提出的"宏伟规划"，反映了他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的迫切心情和良好愿望。但是，这一系列高指标、大项目是建立在历经十年浩劫的大破坏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完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国情。特别是当时华国锋又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发展，结果造成1979年和1980年我国国民收入出现严重逆差的困难局面。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洋冒进"。
虽然，这个规划只在大会上讨论过，会后并未正式公布。但这个规划反映的"左"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一，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洋冒进"的基建投资额度分布为：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1978年农轻重总产值结构为：农业占27.8％；轻工业占31.1％；重工业占41.1％。由此可见，"洋冒进"片面强调了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农轻重的比例失调。第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78年积累资金比上年增长30.6％，而消费基金只增长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6.5％，仅次于1959年的43.8％和1960年的39.6％。
第三，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大大超出中国当时已有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合同，共78亿美元，全部要用现汇支付。钢铁、化工项目的引进合同，只签订了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样的引进规模，超过了我国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1978年底，我国的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均发生了较大的不平衡。
第四，基建规模与投资超出国力允许范围。1978年，基建投资为479.3亿元，比上年猛增114.9亿元，增长了31％，占当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5.9％和40.7％；1978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增加300余个，达到1700多个。1978年的基建投资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增长最高的一年。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各项职务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方针，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国锋迅速做出了对立的反应，提出：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发表讲话。其中谈到邓小平问题时，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却解释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他还说，对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他认为，经过5个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