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况，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发奖状。在科学大会上受表彰的有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
这次大会必将以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载人我们党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我们要只争朝夕，不畏劳苦，尽快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间，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以及局部拨乱反正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日益感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有一个逐步展开，为人们认识的过程。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从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第二阶段。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底，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么！根据他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胡耀邦在党校创办了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在内部发表了不少文章来澄清路线和理论是非，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等报刊开始出现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但有人设置禁区、下禁令，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已在相当范围内展开，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程度不同地涉及真理标准问题。
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张德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文章认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有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是想在实践之外，另外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一部分赞成，一部分提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由胡福明写的、经过孙长江等一起反复多次修改的、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报纸也全文加以转载。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对一段时期内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混乱，进行了有力的拨乱反正。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文章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中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中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践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作为标准一榉‘。（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意义的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文章认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文章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序言和宣言本身的某些修改、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修改说明，"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文章提出"科学无禁区"，要敢于去触及"四人帮"为禁锢人们思想而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弄清是非。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从思想路线和基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全党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拥护。然而华国锋却采取了压制态度，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共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它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企图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混乱搞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对这一讨论仍采取压制态度。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由罗瑞卿全力支持和帮助修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又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回答了"两个凡是"记者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种种责难。文章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科学地形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这些学说为以后斗争的实践所证明的时候。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不但要看它形成时是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文章认为，革命导师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认为，革命导师也从不认为他们做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一些根据个别情况而做出的个别论断。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把被颠倒了的真理标准重新颠倒了过来，得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普遍赞同。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再次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理论、宣传工作者组织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真理标准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650余篇。一个理论问题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讨论。这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上的一大进步和转变。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越南驱赶华侨事件
初，越南方面为了所谓"净化边境地区"，开始有计划地驱赶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境地区边民，随后，逐步发展到大批驱赶旅居越南各地的华侨。被驱赶的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回国途中受尽各种折磨，有些人被殴打成伤，他们长期劳动所得的财物，大多被无理没收，随身携带的少量生活用品，也在出境前沿途被搜劫掠夺，致使大部分华侨进人中国国境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老人小孩饥病交加，景况十分凄惨。
中国方面本着维护中越友好、争取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真诚愿望，曾多次劝告越南方面以中越友谊为重，停止这些使大批华侨颠沛流离，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极不友好的做法。遗憾的是，良好的愿望不仅没有得到越南方面的响应，相反地，越方驱赶华侨的手段越来越恶毒，被驱赶的人数越来越多、事态相当严重。据边境地区统计，从1978年4月到5月中旬的1个半月内就有5万多华侨被驱赶回国，到5月末，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达10万多人，还不包括被迫离越流浪到其他地区的人在内。
然而，面对这些事实，越南当局竞当面狡辨，并反诬说什么"华人当中一些坏分子散布谣言，挑拨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华侨"轻信"了这些谣言，非法越境回国。
为调查事实真相，我边境地方当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核对，证明是越南有关部门和公安人员，奉命在越南人民和华侨中散布了"中国侵略越南"，"中国政府号召华侨回国"等种种谎言，煽动仇视华侨情绪，恫吓和威胁华侨。越南方面还用各种手段限制华侨就业，已有职业的华侨则遭到无理降职、解职，减少口粮配给，甚至取消户口，停止配给口粮，使广大华侨丧失生计，难以生活下去，处境十分困难。甚至在胡志明市等地，还发生了大批逮捕、打死打伤华侨的严重事件。为了掩饰驱赶华侨真相推诿责任，越南公安人员竟然强迫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或者按照其事先准备好的说词，强令华侨复写、复述，由越南公安人员录音、照相、拍摄电影、妄图以此为华侨"自愿回国"的"证据"，而后将华侨一批一批运送到边境的指定地点涉水越过界河，赶回中国。大量事实证明，越南当局驱赶大批华侨回国，完全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
针对越南当局残酷迫害、驱赶华侨的野蛮行径，1978年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越南当局采取诡辩和抵赖的手法，把大批华侨被驱赶回中国，说成是由于"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一些"消息造成的"，是"预谋的行动"。事态的演变充分说明，不是别人，正是越南自己出于对内对外的需要，有计划地实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这是越南方面蓄意破坏中越关系，反对中国的严重步骤。
声明同时指出，由于越南方面不断加剧排华，被驱赶回国的难侨急剧增加，突然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需要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造成的。
为了妥善解决华侨问题，1978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郑重建议，中越两国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举行谈判。之后，双方进行了多达7次的副外长级谈判。但是，由于越南当局毫无诚意，根本不想讨论和解决问题，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