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案件230万件，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爱国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的冤假错案也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工作。同时撤销了强加给宣传、统战、组织、监委、教育、文化、对外联络、公安、检察、民族、宗教、总政、档案等部门所谓错误路线的帽子，一律彻底平反。那些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判斗争的干部及受株连的人员问题，也得到了纠正，消除了影响。"文化大革命"前及其他历史遗留案件的复查工作，从1981年后作为重点，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批转的中组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的通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进行了复查。
实践证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分清了功过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大批干部特别是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于确保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四个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
国务院于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召开了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当时看到近两年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以为很快就可清除"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这种认识出发，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速度的现代化。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对于当时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应付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胜利地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顺利地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实践说明，实行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条条专政"，既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对企业管得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助长官僚主义作风。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55年开始酝酿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逐步下放管理权限，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办更多的事情。可是，在"大跃进"期间，又形成了下放失控的混乱局面，不得不在调整中回收管理权。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当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并没有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掌握规律，只是局限于在行政管理权限上做文章，要么中央管，要么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没有抓住如何搞活企业，使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畅通，使经营单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问题，形成了人们通常形容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循环，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成效。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
代中，后期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工作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却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就历史启示来说，最基本的一条是，认识到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影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在进行改进之初所拟定的草案和规定，步子是稳的，带有试验的性质，以求取得经验后逐步使体制的改进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大跃进"的形势一来，把改进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做法上也匆匆忙忙过于草率，认为只要把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就可以一蹴而就，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教训，就是当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只是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多了，又往上收权，而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定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
这次务虚会结合当时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方式、小农经济方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保障工业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为了根据上述原则把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改革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的意见，制定推行合同制，成立专门公司的办法，制定改进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改革开放、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搞活经济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我国的经济不断增强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外相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其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种交流有了显著的发展。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与日俱增。在此基础上，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本外相园田直受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和日本政府的委托，8月8日前来北京进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9日。外交部长黄华同园田直外务大臣举行了会谈。10日，邓小平同园田直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自10月23日起生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继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中的一项重要规定。
《条约》共五条，其主要内容是：（1）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2）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而努力。（4）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5）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本条约有效期为10年。10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废除以前，将继续有效。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10年期满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
华国锋总理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纠夫互致电文，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华国锋的电文为，"值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际，谨向阁下和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民表示热烈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具有重大意义。必将为巩固和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并将有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和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福田纠夫回电："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回想起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以来，已经六年了。在这期问，虽日中两国关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取得了各个方面的显著发展，但我确信由于这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加巩固了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这不仅对两国的未来，而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和阁下是日中两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今后，我决心同阁下共同携手，在日中联合声明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全力以赴，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决议，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中日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同年10月22日至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出席了互换仪式。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随着两国互换批准书，这一条约当天生效。邓小平在签字仪式上讲话。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福田首相在讲话中也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个多年来不断进行紧密接触和交流的国家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这次缔约不仅对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意义，而且还如条约前言中写明的那样，皮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双边关系得到重大进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之间工、青、妇以及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宗教各个领域的团体和人员交流全面展开，民间友好往来日益发展，可以说是"官民并茂，渠道畅通，形式多样，内容广泛"。1982年，赵紫阳总理访日时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时，日本中曾根首相提出建议增加"互相信赖"一条，胡耀邦表示赞同，使三原则变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总的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但两国关系发展中也发生了如教科书、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日台关系等问题。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分子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绝对必须的智力因素，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知识分子受歧视、受打击的现象相当普遍。特别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以后，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林彪、"四人帮"更把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打人另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他们的"阶下囚"；我国的一批名教授、研究员、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及专家学者，几乎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其中不少被迫害和摧残而含冤九泉之下。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开始进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同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教育和科学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9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强调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时提出要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彻底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从30年来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方针政策，明确地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不适应当前的情况，应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