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的形势和贯彻"左"倾指导方针的需要，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198所高等院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的代表共631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控制下进行的。在会议召开前夕，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方面把其亲信、干将塞进会议，另一方面又竭力排斥原教育战线的同志。在出席会议的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沾过教育战线边的仅占1／3，在会议领导小组12名成员中，原高教部、教育部竟无一人参加。会议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亲信徐海涛等人就抛出了所谓"黑线专政论"。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广大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与会者表示反对和抵制时，他们责骂抵制与反对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并质问反对者"到底是哪条战线上的人"，叫喊"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张春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周恩来针对会上的争论，于7月6日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强调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老共产党员也要改造嘛在这种不正常的会议上，经过"四人帮"的密谋策划，1971年7月27日，会议通过了由迟群（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纪要》。他们在《纪要》中抵制周恩来关于红线照耀教育战线的估计，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诋毁"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成绩。在《纪要》中塞进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攻击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纪要》把"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纪要》还提出，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开门办学；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的骨干力量；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纪要》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纪要》的精神。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工，对《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普遍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两个估计"成为套在全国教育工作者头上的两根绳索，也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副紧箍咒。
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首先站出来推翻这"两个估计"，打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新局面。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提出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7年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他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此后，教育部门对"两个估计"进行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1979年2月22日提出的报告，同意撤销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教育部党组报告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四人帮"密谋策划，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塞进了对教育战线17年反动的‘两个估计’和‘八大精神支柱’等黑货，流毒全国，影响极坏"。1977年下半年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是"保卫钓鱼岛运动"的简称。又名钓鱼岛事件。这是70年代初日本政府妄图侵吞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而挑起的中日两国之间长期未决的局部领土争端事件。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位于台湾岛东北的海面约100海里处。由钓鱼岛及大南小岛、大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飞濑岛等8个岛屿组成。陆地总面积为6.3平方公里。日本称之为"尖阁群岛"。这8个岛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5平方公里。由于岛上无淡水，因此无人定居。钓鱼岛一带是中国东海的一个渔场，盛产鲣鱼、旗鱼、金枪鱼、飞鱼等鱼类。岛上长满山茶、棕榈、仙人掌和很多珍贵药材。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自古以来，中国福建和台湾等地的渔民，一直在那里捕鱼，并在岛上搭起避风雨的建筑物，有时住上几个月。中国沿海居民常到那里去采摘特产。
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我国海防区域之内。明朝为了抗击倭寇侵扰，1556年曾任命胡宗宪担任剿讨倭寇总督，负责沿海各省剿倭军事。明清两朝派往琉球的使者记录和地志史书中均具体阐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中国和琉球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古米岛（即现在的久米岛）之间。1879年，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同日本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双方都认为琉球是36个岛屿，钓鱼岛等岛屿不在36岛之列，不属琉球。在钓鱼岛隶属中国数百年之后，日本人才于1884年"发现"了这些岛屿。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之机，窃取了这些岛屿。接着，日本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日本政府私自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拥有对这些岛屿的"施政权"。因此，1945年以后，该岛由美国占领。
代初，在日、美加紧密谋把钓鱼岛划人琉球群岛，并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的背景下，1970年7月，一艘日本琉球海岸巡防船开到钓鱼岛等岛屿，在那里非法树立了表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琉球群岛的标志。此后，日本佐藤政府竟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一再表示钓鱼岛等岛屿是"日本领土"，声称要用武力保卫它。1970年8月12日，美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声称："钓鱼岛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决定归还日本"。美日两国公然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拿中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1971年6月17日，美日政府甚至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将钓鱼岛等岛屿"移交"日本。
美日政府肆意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强烈愤慨。1971年1月29日至30日，美国各地华人成立的"保钓委员会"组织中国留美学生3000多人，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西雅图等地，举行保卫钓鱼岛的游行示威。4月14至17日，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4000余名学生连续在台北举行保卫钓鱼岛的集会游行。1971年6月17日，美国、日本政府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等岛屿一起"移交"日本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美国将其交归日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台湾当局"外交部"发言人申明，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定。8月13日，针对美国把钓鱼岛群岛划人琉球群岛，准备交还日本一事，台湾当局再次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不能容忍美国将其交还日本。同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美、日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1972年5月13日，留美学生1000余人，在华盛顿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将钓鱼岛交还日本。
在中国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对下，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在1971年6月17日发表声明：琉球群岛交还日本，钓鱼岛主权由台湾、日本协商解决。
中日建交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一致同意把钓鱼岛问题暂时放置，以后再说，不采取单方涉及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行动。但是1981年7月、1990年10月，日本方面又数次发生有违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表达的一致愿望，单方面涉及钓鱼岛主权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反对。钓鱼岛及其附近小岛，是中国的领土。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虽有不同的立场，但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应通过协商解决。日本单方面涉及钓鱼岛主权的行动是不明智的。钓鱼岛事件也说明，中国只有统一，才能真正强大，领土主权才有保障。
毛泽东在南方视察
毛泽东1971年的南方巡视，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行动，对于挫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毛泽东对某些政策的调整及"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
毛泽东南巡，直接原因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引起的。会上，林彪一伙利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打乱了会议的正常进程。他们想利用合法的手段，窃取国家最高权力，充分暴露了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以此来揭露和打击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会后，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进展，毛泽东逐步觉察到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阴谋活动，毛泽东决定进行一次南巡，以便在更大的范围"揭盖子"。同时，让更多的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林彪一伙的错误，别再盲目地跟他们跑，彻底挖一挖林彪的墙角，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影响和权势，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毛泽东这次南巡，从8月15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历时29天。南巡期间，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后来又同华国锋谈话；在湖南长沙同华国锋、卜占亚，后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在浙江杭州先后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在上海同王洪文、许世友谈话；在北京郊区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这些人当时分别担任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他还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共13次。
毛泽东在沿途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但都紧扣南巡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历数党内路线斗争，反对分裂，讲"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泽东每到一地，除了先了解当地工作、生产情况及人事情况以外，着重讲路线斗争的历史，强调党内不要搞分裂，进行路线教育，然后讲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8月16日，他在武昌对刘丰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在丰台，毛泽东对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讲话时，全面系统地讲了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庐山会议斗争的性质、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也可能丢掉。"毛泽东8月27日在武昌第二次同刘丰谈话时说："陈伯达也是反党集团"，没有点林彪的名，并说这次要保护他。9月12日，他在丰台时说陈伯达后面还有"黑手"，这显然是指林彪。
强调全党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为了反对和防止党内分裂，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他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口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