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可以带来个人努力的有效协作，而任何控制特定商品价格或产量的企图都会使竞争失去这样的力量，因为一旦如此，物价变化就不再显示客观条件的相关变化，也就无法为个人的行动提供可靠指南。”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自由市场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所购买和销售的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不受人为的阻碍或限制。
自由市场这一概念的潜在逻辑是简明的。只要个人同意进行交易，他就必然从中获益，否则他不会同意这次交易。因此，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必然有利于直接涉及其中的个人。
除直接参与者之外，其他人也能受益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市场对供需力量的反应越自由，个人就越能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生产人们需要的物品，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国家财富的增长正有赖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并不简单，需要大量的信息、合作和努力。自由市场则提供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机制。
市场极度复杂
我们常常视许多事为理所当然。购买商品时，我们很少思考这件商品如何出现在这里。当市场自由运行，只要我们有支付的意愿和能力，想要任何东西几乎都可以立即获得。
在人们需要某些商品和服务时，以大多数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复杂任务之一。这涉及数以亿计的人群，数以十亿计的抉择。每个人都向这个过程各自贡献小小的一分力量。
要理解自由市场为何成为财富创造之关键，首先需要把握市场系统的复杂性。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篇论文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洞见。
从一支铅笔的视角出发，莱昂纳德·里德提出了一个看似惊人的主张：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如何生产像一支铅笔这样简单的东西。里德花费了大量篇幅，详尽解释了铅笔各个组成部分的生产如何涉及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努力，而后宣称：
“……这千百万人当中，包括铅笔生产企业的董事长在内，每个人都只能贡献一点点关于铅笔制造的微末知识。以知识这一标准衡量，一个锡兰石墨矿工和一个俄勒冈伐木工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各自所知的领域不同。矿工和伐木工都不可或缺，工厂里的化学家和油田里的工人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制造铅笔需要的石蜡是石油生产中的副产品。
令人震惊的是，从石油工人、化学家、石墨或粘土矿工，到轮船、火车或卡车的制造者或司机，到为我的金属片压出滚花的机器操作工，直到铅笔生产企业的董事长，没有一个人因为需要一支铅笔而工作。他们对我的需求都比不上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实际上，这些人中很可能有一部分从未见过铅笔，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他们的动机来自别处，而非来自我。真相也许是：这无数参与者中的每个人都明白，通过参与，他们可以将自己关于铅笔制造的微末知识用以交换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而我并不一定是他们所需要的。
比上述事实更惊人的是，无数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我的诞生，而整个过程中却并不存在一个全知的操纵者，不存在一个发号施令的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这样一个角色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只‘无形的手’。”[3]
市场体系正是这只“无形的手”。这个体系如此复杂，即使最简单的产品，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了解其全部的生产过程。至于像电视机、计算机和手机这样的产品，其生产过程所涉之广更是足以挑战人类的想象。
制造任何有价值产品的复杂性与整个系统的动态性紧密相关。我们的喜好时刻变化，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也同样如此。每次改变都在整个系统中引起震动，引发所有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转而影响到每一种产品每一个部件的生产。
生产者们面对着令人畏惧的挑战。生产决策一旦出现偏差，产品要么因为太过昂贵卖不出去，要么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面临滞销。
生产者必须时刻不断地整合大量的信息，调整生产和运输过程，以保证在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的过程中，资源时刻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只有市场体系那只无形的手可以协调整个过程，完成这项任务。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价格体系的神奇力量。价格体系提供所有必需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个人可以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用资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自由市场有效利用资源
价格不受人为阻挠和限制时，可以反映出与之相关的资源稀缺度。高昂的价格意味着某种产品或资源相对其需求量而言较稀缺。高价不仅告诉所有人这件商品拥有较高价值，也精确地显示它对每个人到底有多高价值。
我们有多少钱可供消费通常反映了我们的知识技能在交易中获得了多少报酬。我们运用这些知识技能生产别人需要的东西。我们选择购买什么则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和喜好。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的支付能力不同，对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价值预期也不同。
只有市场体系能让每个人准确知道自己应该付出多少知识技能（以货币为量度），以交换需要的东西。我们所需产品的价格正可以反映关于个人选择的关键信息。无论我们选择以某种价格购买某件商品，还是不买，信息都会反馈给生产者。生产者就可以据此作出反应。
我们都会根据价格作出调整，并不需要知道价格为何偏高或者偏低。其实，自由市场体系的优美之处就在于：我们无须掌握所有引起价格升降或变化的原因。价格本身就包含了我们需要的全部信息，足以让我们作出高效的选择。
当某件商品价格高企，我们必须付出更多钱来获得它。手头足够宽裕，愿望也足够强烈的人可能会为之买单，其他人则选择降低对这件商品的需求，或是寻找替代品。这种对购买行为的调整反映了每件商品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
低廉的价格意味着商品的供应量相对需求而言较为充足。掌握了这样的信息，每个人作出的选择就会是尽可能满足自己的喜好。
生产者也会做类似的决定。他们利用价格体系来判断生产哪些商品，使用哪些资源，是否需要用机器代替工人，是否需要用进口产品或服务来替代本土产品或服务。与消费者的情形一样，价格体系也会向生产者提供他们所需的全部信息，使他们能对以上每个问题作出最好的决策。
人们的劳动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关键资源。在自由市场中，勤谨的工人为创造更多价值作出贡献，也因此比懒散的工人获得更多报酬。这就鼓励了工人们提高生产能力，而不是相反。
对明智、高产的决定进行奖励，对愚蠢、低产的决定进行惩罚，效率随之得到提高。据此进行收入分配，会将更多的资源和责任交到更负责更高效的人手中，而态度散漫，效率低下的人手中的资源则会越来越少。
面对市场压力时，个人与价格的自由度越大，整个国家的资源获得有效利用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意识不到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整个财富创造过程都会受到阻碍。
自由市场之外的选择
自由市场体系之外，最可能的选择是政府官员用自己的判断代替自由的市场价格和商品产量。官员们需要决定某个价格应该高于还是低于市场价，某种商品或资源的消耗量应该提高或降低。
这样一来，个人喜好的独特综合被官员们自己或游说者的喜好所取代。结果仍然是一些人获得奖励，另一些人遭到惩罚，然而奖惩只取决于个别人的想法。
改变任何资源的市场价格都会在经济体系中引发变动，影响到无数其它商品的价格。这样的决定会扭曲整个价格体系，从而造成资源利用的效率降低。
一旦我们意识到市场体系的复杂性，很容易就会发现：任何权威都无法充分理解整个体系。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必需信息中的哪怕一小部分，也就难以作出对市场力量的自动反馈形成的决定。因此，没有任何权威有能力作出创造和维持财富所必需的选择。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这样说道：
“任何企图指导个人如何使用其资本的政治家，都会因需要关注太多而背上毫无必要的重负，更僭据了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委于任何个人，甚至是任何委员会、任何议会，都是不安全的。这样的权威落入一个愚妄到认为自己有能力使用它的人手中，会变得更加危险。”[4]
在自由市场体系中，政府另有其重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讨论。现在需要理解的是，从政府官员将自己的喜好凌驾于市场之上那一刻起，个人自由就遭到了剥夺。在此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所必需的信息也会遭到扭曲。
基于以上所有的理由，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们相信，越是增加个人回应市场力量的自由，就越能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