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DP增长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主导思想就是以GDP增长为宗旨的传统经济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把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把国民财富的增加等同于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把消费和享乐看作是促进GDP增长的基本手段，根本不考量片面追求GDP增长对资源、环境、社会、文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物本主义发展观，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在GDP发展观影响下，人们普遍把幸福单纯地从物质层面来理解，把GDP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作是人生幸福的标志，以为只要拥有了金钱和物质财富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甚至把尽情消费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意义所在，这种幸福观是一种物本幸福观，当今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享乐主义就是其突出表现。
然而，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GDP的增长与人的幸福感并不完全具有正相关性。当人们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指数会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但随着收入增长，幸福感与GDP增长的关系慢慢呈现弱相关状态。例如，美国的人均收入近几十年来提高了4倍，现已达人均4.4万多美元，但近十年来国民快乐指数不升反降，感觉快乐的美国人从34%下降到了30%。这说明了靠金钱并不一定就能换来幸福和快乐。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就发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性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或“财富悖论”，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出现过这种现象。许多研究也证明：富裕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如最早提出“幸福感”理论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恩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非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指出：高收入的人对生活会比较满足，但不会因此而比其他人更幸福，他们甚至更容易紧张，也不太会享受生活。[2]
实际上，从当今人类的处境来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未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造成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并持续加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加剧、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现象加重、失信现象泛滥、信仰空虚、道德滑坡、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大量增加，等等。这类问题在我国也普遍存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当严重。事实上，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飞跃式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但仍应看到还有许多国民感到不幸福。例如，在2011年两会期间，社会人士大谈幸福话题，但有的学者指出还应看到现实中有许多人缺乏幸福感：
“大致来说，有几种情形。1.全国还有贫困人口1.5亿，工薪族收入偏低，在物质上不幸福；2.社会就业难，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无固定职业的不幸福；3.部分人虽已脱贫，但仍感种种之不公，情感上不幸福；4.学生负担过重，两亿中小学生一想起考试就不幸福；5.已进入老龄社会，空巢老人门倚黄昏，精神上不幸福；6.腐败严重，国财私用，纳税人心中有气，不幸福；7.改革尚有许多未竟课程，忧国之士，心急情迫，不幸福；8.表达不畅，少数多年上访者，心中有冤、有怨，不幸福。”[3]
其中提出的主要的几点不幸福感都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以GDP增长为宗旨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给人民带来的苦恼。
二、GDP主义导致我国经济模式背离民生幸福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其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片面强调追求经济利润、重视经济增长，其作用突出体现为政府在决策和管理上的GDP主义政绩观，或称为GDP政绩观。这种GDP政绩观偏重于GDP增长指标，可说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核心的理念，曾经长期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尊崇，我国也不例外。事实上，长期以来，GDP政绩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对政府决策和管理起着主导作用，也构成指导和考核政府干部和职员政绩标准的政绩观。政绩观，作为指导领导干部创造政绩、考核政绩的一种基本观念，是既关系着政府部门对人民利益和幸福感的合理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又关系着干部群众升迁等个人切身利益的重要价值标准，能够直接引导、规范和激励干部的动机、情绪和干劲。正确合理的政绩观，必然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环境、资源、文化的协调发展。然而，历史的实践证明，GDP政绩观显然有着致命的缺陷，它偏重经济指标，无视生活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不考量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或浪费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不考量如何改善经济发展与自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或浪费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缺乏关于经济增长对提高大多数人民福利水平情况的准确了解和把握，严重忽视了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幸福和快乐情况。
由于GDP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不能切实考量民众的需要和欲求，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背离了民生幸福的利益要求，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正是如此。拿与国民生活极为密切的房地产业来说，违背民生利益的现象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这里包括建筑等相关行业）对我国经济的GDP增长贡献最大，然而，它也是最受国民诟病的产业，有着十分严重的民生问题。比如房价畸高不下、持续上涨，就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价竟高涨到广大消费者难以支撑、望而却步或勒紧腰带攒钱的地步。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高达8.76，比2009年又上升了0.46，相当于普通城镇居民家庭8.76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套房，这也意味着85%的需购买新住宅的城镇居民家庭无力购买。其中所说的“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地方的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是3～6倍，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显然已远远超出，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达到十几甚至二十几倍。持续快速高涨的房价不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限制了我国居民在各个领域的消费能力，使不少购房居民不堪重负、成了房奴，加剧了一些有钱有权者的投机倾向，而且对我国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都构成严重障碍。它反映着我国近年的房地产经济在指导观念、方针政策及制度安排上在相当程度上走入了偏离民生价值导向的误区。
再拿诚信缺失问题来说，这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已成为一种严重损害民生利益的重要问题。诚信是维持一个规范、有序、文明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基本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不讲诚信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但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就不时出现，近年来情况更为严重，在各行各业中都出现了种种不讲信用的现象。诸如：制假售假、短斤少两、标价不明、价格欺诈、合同中设霸王条款、违规收费、逃废债务、偷税漏税、乱改规划、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官商勾结、背信毁约、囤地炒地、捂盘惜售、股票盗买、金融欺诈、违规放贷，等等。在行政部门出现的虚报政绩、面子工程、欺瞒公众等行为；在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考试作弊、论文剽窃、雇用“枪手”、买卖文凭等行为，也都属于失信现象。个别企业不讲诚信、造假售假的现象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仅拿食品安全领域来说，就出现了“毒奶粉”、“毒豆芽”、“染色馒头”、“地沟油”、“瘦肉精”等一系列恶性事件。个别企业以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来牟取暴利，又带动了同行一些企业如法效仿，真相曝光后，不仅毁掉了相关企业，而且也连带毁掉了同行业民族企业的信誉，如此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例如，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不仅葬送了本身作为一个有50多年历史的中国顶尖企业，而且彻底毁掉了国产奶粉产业的信誉，导致大陆奶粉市场为国外品牌高价垄断，国产奶粉至今都走不出低谷。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的各种损失达到2000亿元。在生产安全领域也同样存在不讲诚信、不负责任的现象。拿我国近年频频发生的矿难事故来说，不少矿业老板为牟取暴利而不顾安全规则疯狂生产，导致死亡数十人以上的恶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这反映出一种只知追求效益、利润，而将人身安全置之脑后的违背人性的发展观，一种以钱为本、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从战略角度看，信用是企业极重要的无形资产，信用缺失必将导致品牌贬值，进而导致品牌战略失败，由此造成的在销售服务、创新合作、引进外资、出口贸易等方面战略上的经济损失更是大得难以估量。可以说，失信现象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因而也构成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所要攻克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此外，在我国各行各业还普遍存在着不少背离民生理念的各种不良社会现象，诸如模仿名牌、只图挣快钱的山寨式经营现象，盲目攀比、炫耀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消费享乐主义现象，还有行贿送礼、拉帮结派、行潜规则、任人唯亲、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款吃喝、贪占公物、投机钻营、阳奉阴违、跑官要官等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等等。
这种GDP政绩观作为对干部职员政绩考核和升迁的标准，客观上导致了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主观动机上将政绩考核作为个人升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对为人民造福、提高群众满意度的政绩的考核，结果导致“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形式主义、不重实效的风气泛滥，导致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的不良心态在干部队伍中盛行，导致决策上出现无视客观规律而片面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轻视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错误价值导向，导致一些干部在片面追求GDP政绩的过程中养成了好大喜功、盲目攀比、奢侈浪费、上骗下瞒、说空话大话、报喜不报忧、做表面文章、做事挑肥拣瘦、遇难题绕着走等不良工作作风，直接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官德，甚至使得一些官员蜕变为昏官、贪官、坏官，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大量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不考虑百姓实际需要的不正当做法。例如：一些政府领导为追求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各种形象工程，项目决策上缺乏足够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好高骛远，投机取巧，不按客观规律盲目上项目，甚至留下一堆胡子工程，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有一些政府领导班子片面追求本届政绩，只要能列入GDP增长指标就不惜大拆大建，甚至推翻上届政府已投资完成的代价昂贵的工程项目，或是有钱就花、花光花尽，不惜给下届政府留下负债累累的包袱。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GDP政绩观本质上是一种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它实际上是把金钱、物质财富、名利的获得看作是发展获得成功的标志，体现了传统经济模式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导向，必然会将人们的思想引向物质主义、消费享乐主义的方向。它不仅不能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而且它使得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创政绩更多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缺乏面向民生利益和幸福的伦理目标和内涵，没有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幸福感放在第一位，由其引导的经济行为必然是短视的、不可持续的。
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人的幸福取向出现偏差
从满足人的多方面发展需要的角度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天生的缺陷。按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有着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既包含着物质需求，也有着精神需求。依据这一理论来看，若只是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人还是不会获得全面的幸福感，而要都满足这五个层面的需求，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有着深浅程度的不同。
而且，如前文所述，真实的幸福感体现为幸福需求所包含的各种矛盾之间的辩证统一，如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消费性幸福与创造性幸福的统一等。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理念和行为原则，片面强调追求GDP的增长，强调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追求、拥有和消费，结果使得经济发展的结果只能是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要，顶多为满足更高层面的需求创造物质条件，但并不能直接满足理想追求、人际交往等精神层面的需要。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在精神层面上导致人们的幸福取向偏向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从而使广大民众在物质需求、人际关系需求、精神需求等方面的满足上出现了缺陷和不足。
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在满足幸福需求的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视物质幸福，轻视精神幸福。这是以GDP主义为主导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经济社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在GDP主义影响下，从政府到企业，都把促进经济发展、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对人们在身心健康、人际交往、权利公平、职业生涯、理想信仰、责任使命、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则不够重视。国人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严重失调，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宁愿将大好青春用于娱乐享受、男欢女爱，也不肯静下来钻研学问。许多人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身心健康却出了问题，精神上空虚寂寞，价值观念混乱，心理紧张和失衡现象普遍严重，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平均来说，每13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病。另有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人。一些企业在管理上缺乏人文关怀，员工工作压力加大，焦虑、抑郁、厌倦等心理疾病增多，过劳死现象不断增加，个别企业如富士康公司甚至出现了员工连续十几次自杀的恶劣现象。“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钱换命”，就是具有这种心态的一类人的生动写照。
2.重视结果幸福，轻视过程幸福。如前所述，幸福感包括结果幸福和过程幸福，二者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在传统经济模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原则指导下，各行各业的社会共同体都过分看重业绩、看重功利，往往把结果看得比过程更重要，客观上导致了各种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违规钻空、造假作伪、损人利己等风气出现，从而使得人们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也要感受相当的烦恼和忧虑，圆满的幸福感难以升起。
3.重视当下幸福，轻视长远幸福。这是在当今社会各行各业普遍流行的一种急功近利、浮躁贪婪的心态的反映。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子工程项目上的拍脑门决策、一窝蜂而上，一些企业为牟取暴利不顾安全规则的疯狂生产，一些高校出现了教师、学生为应付考核而粗制滥造、低级重复甚至抄袭剽窃的现象，有些人不顾自身经济实力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这些短视浮躁的行为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从长远来看必然要带来相当的痛苦和烦恼。
4.重视消费性幸福，轻视创造性幸福。20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经济模式已演变成为一种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全球化经济模式。受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国民也把迅速发财致富、消费享乐放在第一位，不劳而获、一夜致富、相互攀比等不良心态迅速滋长，消费性幸福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而凭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受重视。一些企业只重视引起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而不重视消化吸收和创新，设备老旧后再买国外新产品，以致技术上总是落后于人，产品的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因而不能以创造性劳动造福于社会。如此只重视对幸福的消费和享受，必然难以获得更长久、更深层的创造性幸福感，自我实现等更高层面的精神幸福需求就更不用提了。
此外，还有因偏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人与人之间盲目攀比等原因而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缺失。
四、消费主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烦恼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发展为一种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GDP指标的传统发展观突出体现为消费主义发展观。这种经济模式主张通过大力刺激人们多赚钱、多消费，来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循环，以推动扩大再生产，促进资本的快速周转，从而摆脱周期性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现实中基于消费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一定限度内解决了资本主义周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因而消费主义在二战后被西方各国政府视为振兴经济的法宝，也因此，消费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大众所认可的一种据有主导性、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西方各国消费社会的形成。然而，消费主义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感。
1.消费主义导致消费异化
尽管消费主义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它毕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种种问题的灵丹妙药。随着以消费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本身具有的片面性、局限性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各方面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常提起并予以批判的消费异化[4]，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主义导致的负面效应的一种深刻揭示。
所谓消费异化，是就消费背离了消费的原始意义而言的。消费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原本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购买商品已经不是为了真正满足自己必要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出于别的目的，是出于追赶时尚、显示身份、炫耀阔气、满足虚荣、超前享受等等与真正生活需要毫不相关的欲望，如购买豪华轿车、花园别墅、高档家具、时尚服装、名牌手机，等等。这样，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同时，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则出现了价值上的“增值”现象，即除了原本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它又被厂商附加上体现时尚、地位、身份等象征性内容的符号价值，且后者在价值上通常远远大于前者。如我国一些厂家生产的高档化包装月饼，就体现出消费主义倾向。一些月饼厂商为获取超过月饼本身价值之外的价值，不惜成本地将简单的月饼包装搞成了木盒、玉盒等高档包装，有的还装上金戒指、金项链等贵重礼品，价钱甚至高达数千元。这类高档化的包装成了少数富人炫耀身份、财富的象征，其符号价值远远超过了月饼本身的使用价值。
由消费主义引导的这种体现时尚之类的符号消费，必须有大众化的大规模需要作为前提，为达此目的，由商家制造的虚假需求就相应出现了。如商家通过在电视、广播等传媒上采取广告轰炸、消费报道等方式对其产品做密集性、诱导性的宣传，在大众中人为制造虚假需求，以拉动产品消费。而享乐主义，因其鼓吹尽可能地通过物质消费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种种欲望、享受，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虚假需求的有力鼓吹者。虚假需求是对人的真实需求的背离，它必然要引发人性与社会文明的种种异化。
2.消费主义引导人们走向享乐主义
但从满足人民的幸福需求角度看，由消费主义所主导的发展观，旨在通过鼓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人为制造持续保持高效益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循环，而且不惜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由于这种经济发展循环是从纯粹经济角度考虑的，根本不考虑其对环境、社会、文化诸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它将发展的目的只限制在满足人的物质利益，特别是诱导和满足人的与真实需要无关的种种主观欲望上，这直接导致在发展目的上走向狭隘、错误的享乐主义歧途，而无视对人类生态利益的破坏，以及对人的精神幸福需求的破坏。因为消费主义在发展上必须导致虚假需求的出现，而虚假需求不同于人的物质需要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一般是与人们的主要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消费主义通过虚假需求引导人们从满足客观上的需要转向满足主观上的欲望，即从传统的“需要”、“该要”转变为“想要”，追求的是“享福”而非“惜福”，这就直接导致人们在思想动机上发生最为危险的质的转变，即引导人们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幸福目标瞄向了享乐主义，一种可怕的人生目标。
从科学发展观来看，人类发展的目的只能且必须是有效促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协调发展。而享乐主义作为一种把对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追求作为人生幸福和快乐的唯一目标的价值观，在20世纪消费社会兴起后，恰好满足了消费主义所竭力鼓吹的过度消费、时尚消费、超前消费等主张，构成劝说人们进行高消费的一个重要生活理由，乃至成为消费社会人们拼命赚钱和消费的一个基本心理动力。它与消费主义在现代消费社会实际上已经组成一对亲密无间、相互配合和支持的意识形态伴侣，不能单说一个而不提另一个，有人甚至将二者合称为消费享乐主义。二者共同成为西方消费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它们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影响下，“生活就是消费和享乐”已经成了消费社会的口号，人生的幸福则被理解为“消费更新、更多和更好的商品”；而且，它们在无限制地放大和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在社会精神生活的领域里也在大力传播其价值观念，大大地压抑了人们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精神追求，并完全立足于物质消费层面来理解和构筑人类的精神需求，甚至把人的尊严和价值与消费和享乐画上了等号，从而曲解和贬低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崇高理想、道德原则，造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分裂。
3.消费享乐主义压抑和破坏了人们的精神幸福
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尽管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物质生活，但它们并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精神上的幸福。事实上，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指出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更糟糕的是，人类满足的二个主要源泉——社会关系和闲暇，似乎在奔向富有的过程中已经枯竭或停滞。这样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
从历史上看，享乐主义对人的精神幸福的追求乃至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十分有害的。古人所谓“欲壑难填、玩物丧志”、“乐不可极，极乐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等名言，就是对享乐主义危害的揭示。无数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并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的基础不在于金钱和财富的积累，它更多包含的是家庭成员闲暇时的天伦之乐、亲朋好友间的沟通和帮助、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理解和关怀、个人潜能的自由发展和自尊的满足，乃至超越物质欲望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等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利润的无止境的物质贪欲相配合的文化价值观，必然对人类精神文明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事实上，人的欲望是永远难以满足的，放纵欲望、过度享乐必然会降低人们对精神层面幸福需要的追求，消磨人的意志和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精神，使人变得自私自利甚至贪婪无耻。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不断出现高官腐败大案，而驱使那些高官铤而走险、贪赃枉法的重要原因，无疑是恶性膨胀的贪欲、对金钱美色财富的贪得无厌，这在思想上与享乐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都是人的需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关系，为满足这两种需求，人类社会才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般来说，物质文明构成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有着引导和规范物质文明向着使人在真、善、美诸方面实现全面完整的发展的使命。唯有在两种文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本理想才能得以实现。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模式，本身就有着偏向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的负面倾向，尽管它有着利用市场机制对资源作优化配置的优点，但其倡导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客观上也可能诱导或助长人们重利轻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恶劣倾向，甚至导致为赚钱不惜昧着良心去满足某些人低级、不道德的欲求，或使得一些人隐私权、人格、良心等人的精神价值方面的重要内容商品化、金钱化，从而使得崇高理想、道德原则等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文明领域的重要内容受到轻视，导致“人被物役”的异化倾向。因此，对GDP主义、消费主义发展观，乃至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一切基于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念，都需要接受精神文明的指导和规范，以限制和克服其忽视或压制人的精神文明需求的一面，从而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正确、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那种受GDP主义影响的发展观，认为不需要建设精神文明、只要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跟上去的观点，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的粗暴否定，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与现实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不可能真正满足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多方面幸福需求。
此外，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还有着挥霍和浪费资源，加剧环境污染的巨大负面影响。（详见第二篇第四章）
注释：
[1]夏道辉：《“幸福感”与企业管理》。［2010－4－2］.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100402／101，1598，7480006，00.shtml。
[2]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3页。
[3]梁衡：《大谈幸福时要看一看还有哪些人不幸福》。人民日报，2011－03－15。
[4]骆沙舟：《“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评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5]（美）艾伦·杜宁著，毕聿译：《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