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历二年七月二十日，刘浩然在山西河津渡口过黄河，看着咆哮的河水卷着数不清的黄沙一路南下，再看看两岸被洪水冲刷地千沟百壑的黄土高原，刘浩然站在黄河西岸翘首看了许久。
“黄河清，圣人出！”就像中国历史上圣人绝少，黄河也很少清过，中原王朝历朝历代在这条脾气暴戾的母亲河上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物力，但是往往只保得一时安宁，河水泛滥时时发生，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历朝历代对于治理黄河有两种策略，一是传统的堤防治水，二是分流治水。堤防治水很好理解，就是在黄河两岸修筑河堤，防止河水泛滥。或许是这种治水方式寄予太多的期望，可是事实上黄河的堤防累累毁坏，三年两决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开始对这种治河方式颇有微词。
东汉明帝曾下诏书：“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堤防，任由洪水泛滥，这样大家你好我也好。
宋太祖赵匡胤面对严重的黄河水患也曾下诏书：“夏后治水，但对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他在盛赞大禹治水的同时，对堤防这一治黄措施多加驳斥，好像黄河泛滥就是因为采用了堤防堵制而没有采用疏导的治水方式。
宋神宗则说得更妙。“河决不过一席之地，或东或西，若利害无所较，听其所趋如何？”“水性趋下，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大有黄老顺其自然，不为而治的味道。
所以西汉贾让提出了治河三策，上策改道，中策分流，下策才是堤防。他的这种思想在南京水利营造方面颇有影响，不少这方面的专家提出拓宽大清河、黄河、淮河，用河渠把它们连起来，让黄河下游分三支入海，减少中下游决口泛滥的可能性。
想着这些纷争不休的治河策略，刘浩然心里乱如麻，在这个时候他恨不得自己是学水利出身的。不过有一点刘浩然是知道的，黄河泛滥主要是由于它河水中含沙极多，到了河南一带，河水变缓，泥沙慢慢沉淀，所以造成河床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悬河，河汛一至，稍不小心便是大水泛滥。
所以说治理黄河的关键在泥沙，下游要想办法尽可能地把泥沙排走，而且还要设置泄洪区以防万一，最重要的是上游必须防止水土流失，尽可能地防止各支流从黄土高原把泥沙带入黄河。
“要多种树呀！”刘浩然嘴里喃喃地念道，但是他心里有几丝犹豫，徘徊许久，终于有了点定计。
来到长安，陕西布政使郭景祥带着陕西省布政司、长安府等大小官员早就等候多时了。根据这里的初步统计，刘浩然知道陕西目前统计出一百三十四万余人口，估计全省人口大约是两百万出头。
另外一系列的农耕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抽调到北方数省的大小官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算是是能吏，而且又多在江南任职多年，操持这些事情非常得心应手，让刘浩然大是放心。
所以刘浩然重点放在两件事上，第一件事是如何在陕西和暂时由陕西代管的甘肃部分地区进行封山造林，最大可能减少水土流失，这可是件功在千古的大事。
他与郭景祥等人连开了十几天会议，首先花了一番力气向这些“古人”讲清楚了水土流失是怎么一回事，又有怎么样的危害。在这些臣子们终于搞清楚了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后，刘浩然对陕西省的政策进行调整。首先，河道堤防的后面进行植树造林，不管大小河道，堤防上面不能植树，只能铺草，后面的空地却要大肆种树。陕西全境全部进行封山造林，对于百姓们日常必需的柴禾和木材，刘浩然要求进行枝末截取和轮伐，也就是柴禾只能取不影响树木生长的枝末，并大量推广麦秆等其它作物的使用，木材则进行轮期砍伐，尽可能控制数量和不影响树木成林。
对于陕西乃至甘肃地区，刘浩然给予的农耕政策是不鼓励开荒，鼓励百姓们在荒地荒山上多加植树，然后允许有计划的砍伐成才树木，加以贩卖，谁种植谁收益。不过收益时间可能会能漫长，这需要官府有决心加以控制，并加以钱粮上的补贴。
陕北、甘肃东部包括河套、宁夏地区则放弃农耕恢复计划，改为受控制的定居放牧，并在这些地区的山上多加植树。在历史上，宁夏、河套、甘东以及祁连山地区都是草原连天、绿树葱郁的地方，自从中原王朝对这些地区大加开发，大量移民耕种和本地居民由放牧转为耕种，使得草原和树林逐渐消失，变为耕地，最后开始沙化，刘浩然必须阻止这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并将生态环境还原回去。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经过多年的战乱，陕西等地方的人口锐减，封山造林，退耕还林和弃耕为草都不会影响到现在百姓们对耕地的需求。渭河流域等关中地区的耕地足以养活两三百万人口。
对于这个计划，郭景祥颇有微词：“陛下，农乃国之根本，陕甘土地肥沃，改耕为牧，退耕还林，恐不利百姓们的生计。”
“郭先生，陕甘地处黄河上游，这里多开耕地，则树木草被难活，大雨一下，泥沙则随洪入河，最后汇至黄河，奔流至河南山东，造成河水泛滥。一旦洪灾，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皆动，损失不可计，得不偿失。”
“陕西退耕还林，改耕为牧，产出的羊毛等物品可在陕西多制为呢绒制品，此物收利不少。”大明背靠着强大的海外贸易能力，绝对能够在这些产品上获得最大的附加值，也就是可以通过商贸为陕西从海外获取大量的收益，以弥补农耕上的损失。
“陛下，现在战事平息，百姓们安居，人口将会不断增长，届时对耕地要求会越来越多，不知那时将如何处置？”
“移民，向外移民！”刘浩然毫不犹豫地说道，“为了长治久安，封山造林、退耕还林、改耕为牧必须执行下去，陕西必须变作山林葱郁、草原遍地的地方，防止泥沙流失，所以陕西省的人口总数必须被控制。”
人口增长，自然就会土地需求增大，另一个世界的明朝中后期，陕西人口剧增，大力开荒耕种之后，水土流失严重，沙化加剧，加上天气变化，结果连年旱灾，百姓们民不聊生，最后只得造反求活路，最后让大明朝覆灭。
“移民？”郭景祥有些想不通了，河北、河南、山东都是从他处往里面移民，陕西怎么要往外移民呢？
“对，移民，可以向北移民，向西移民，向东北移民。我们将竭尽全力打败北元，占据他们肥沃的草原，然后从陕北等地迁居牧民过去，还有东北，地域广袤，土地肥沃，但是却被诸蛮族占据，我们必须大加移民，增加人口，增强对那里的控制。还有西边，我们更应该以人口迁居加以对那里的控制。”
“陛下，仅此我陕西一省行此国策吗？”
“不，郭先生，治理黄河是天下一盘棋，除了陕西，山西西部和各支河流域，甘肃，青海地区都要逐渐施行封山造林，退耕还林，改耕为牧，将来这一政策还将延续到江南长江、淮河流域，依然要执行封山造林，退耕还林。”
刘浩然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在工业革命中获得迅速发展，也严重破坏了大自然，最后终于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于是又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恢复大自然。刘浩然既然知道这段历史，自然希望避免这段弯路，现在的大明已经占据历史的制高点，当然可以玩一下将来国内搞环保，对外搞“污染”的那一套。
听到刘浩然如此庞大的一个计划，郭景祥已经意识到陕西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和试点，也意识到刘浩然的决心，只是他心里还是有些想不通。
“郭先生，古人早就教诲我们要天地人合一，顺势而为，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一时口食之贪，肆意向山林土地索取无度，老天爷会报复我们的。”刘浩然看出郭景祥的顾虑，苦口婆心地劝道。这次他拿出了中国古人奉行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的确，中国古人，尤其是文人，以“乐于山水”为享受，对保持自然原态有一种从心底的喜欢，相对欧洲人来说，他们对“改造大自然”也不是很热衷。只是农乃国之根本，郭景祥还没有看透到环境保护和农耕之间互利的关系。而且在这个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必须靠大开荒地，以田地数量来弥补单位产量低下的缺口。
“郭先生，你担心什么我知道，天下之大，你还担心我大明子民没有耕种之地吗？”刘浩然心里还希望通过国内耕地限制，迫使百姓们向外移民。按照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人口基数，要是方向对头，不要说全世界，全亚洲都已经被中国人占满了。只是中原王朝历朝历代治国的策略是将百姓死死约束在土地上，不让他们外流，所以百姓们被窝在一处，人口迅速集中增长，土地慢慢地变得不够用，加上土地兼并，使得矛盾激化，结果造成内乱，给了北方游牧民族可乘之机。
几经犹豫，郭景祥虽然心里还有意见，但是勉强接受了刘浩然的新国策，只是这一国策耗时巨长，一时半会是急不来的。
刘浩然与郭景祥等人协商，先派遣得力官吏和农牧研究所、诸农业大学等专业人士赶赴陕西各地，摸清情况，再制定详细的政策。
第一件事初步解决，刘浩然便提出了第二件大事，那就是如何处理西北人口众多的回回，也就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西北地区获得长足的发展，加上元廷原来广袤的疆域和“征服”，使得很多中亚信仰***的***回回迁居西北，甚至向中原发展。
刘浩然决定对***采取两种方式，对于已经被汉化的***，也就是丢失了本民族语言文字，改用汉字和汉文化，仅保持宗教信仰的***，刘浩然将其定位为回回，采取拉拢方式。对于这些回回，刘浩然准备将其分散迁居，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将他们全部迁居到汉人集中地地区，使得他们从西北的多数人口变成少数人口，再以周围的汉文化加以“侵蚀”，让儒家思想好好熏陶一把他们。
当然了，对于这些回回，“宗教自由”、“尊重宗教风俗”等政策是要提的，反正中国历来是宗教政策非常自由的，佛、道、***、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宗教都可以在中国土地上找到一席之地。但是刘浩然表面上实行“宗教自由”，但是骨子里还是推行儒家为主、中华传统思想独一的政策。不管你信什么教，你的子女总要上学吧，那么学校里教得全是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刘浩然已经为大明确定了官方语言，那就是汉语，其它任何语言，包括蒙文、藏文等其它文字，官学等官方和正常生活中你是看不到了，只能在国史馆、大学等专门的机构看到。
对于那里还有自己的文字文化的***，刘浩然毫不犹豫采取打压政策。大明迟早是要向西发展的，那么这些***就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接受华夏文明，成为回回，接受官府的安置和管理；第二，你必须向西退去，回到你***的势力范围去，到那里你想怎么活都是你的事情，到了大明的地盘就就必须服管制，胆敢作乱反抗，你先问问明军手里的枪炮再说。
刘浩然知道历史，西北历来就因为民族和宗教问题搞得动荡不安，他必须借着大好时机把这里理顺了，对于其它残酷的宗教政策，刘浩然已经够宽容了。宗教自由，允许你信仰自己的宗教，但是你不能对大明的主体文化和思想产生冲击和危害，你必须成为这个主体下的一个小分支。
按照这个政策，郭景祥等官员开始对陕西境内和代管的甘肃地区回回进行人口统计，然后再根据其他各省的人口统计，按照一定比例分散安排下去。所以，陕西省最先迁移出去的可能是那些回回。不过这个工程不比封山造林工程小，也需要长时间的操持。
不过这两件大事都是建立在明军对西北军事行动胜利的基础上，傅友德和徐达正在加紧对甘肃北元残部进行进攻。
首先是退守盘踞在甘南秦州一带的李思齐部。扩廓帖木儿已经逃到甘东地区，他重新在甘肃灵州（今宁夏灵武）立帐扯旗，几个月过去，各路残军汇集在他的旗下，又聚得五万多兵马，与李思齐遥遥呼应。
不过李思齐却不服扩廓帖木儿的管，他们两人原本就有仇隙。李思齐原本是察罕帖木儿的把兄弟，曾经为其出过大力，算是扩廓帖木儿的父辈。可是扩廓帖木儿上位之后，对于这位“叔父”甚是无礼，李思齐不由大怒，于是便不听从其命令，在陕西自成一派。扩廓帖木儿也大怒，加上李思齐掌握着一支不小的军事实力，其中不乏察罕帖木儿的精锐旧部，扩廓帖木儿也想将其收为己用。
于是，扩廓帖木儿调兵与李思齐大打出手，双方激战了一年有余，不分胜负。这时元太子已经凭借扩廓帖木儿的力量逼死了孛罗帖木儿，重回大都，并与元帝“和好”，开始猜忌其权柄甚重的扩廓帖木儿，借着这个机会将扩廓帖木儿夺职，自己总制天下兵马，并拉拢李思齐，防范扩廓帖木儿。
后来明军北伐，元军兵败如山倒，李思齐也退据秦州，但是与扩廓帖木儿的仇恨已经结下，是不可能一时化解的，所以两支元军残部是各自为战。
针对这一情况，傅友德和徐达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先打扩廓帖木儿这最具威胁性的一支。但是在表面上，傅友德和徐达调兵遣将，摆出全力剿灭李思齐部的势态，对扩廓帖木儿只是防范，以迷惑其。
明历二年七月，北元朝廷在上都大败，元帝又一次逃遁的消息传到灵州，元军将士人心晃动，很多人开始自谋出路。有大将脱脱不花因、哈麻刺等人遣人暗中向明军请降，愿为内应。
驻扎在环庆防御的徐达收到这个消息，秘密调集了一万五千轻骑，日夜赶路，奔袭灵州元军大营。
扩廓帖木儿当时正在帐中读书，忽然外面喊杀连天，明军在内应的接应下突入营中，四处烧杀。扩廓帖木儿料知内外有变，急忙推案而起，连靴子都不及穿齐，光着一脚跑出帐外，跨上一匹马飞逃。仓促之间，手下只有十八骑跟随。扩廓帖木儿北渡黄河后，一直逃回到漠北哈拉和林。其所控制的陕西、甘肃一带，皆被徐达率兵占领。
扩廓帖木儿一败，李思齐就成了孤军，他思量许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只好接受了傅友德使者的劝降，举军归附明军。至此，北元在西北的残部基本被清除。
刘浩然留徐达继续在甘肃一带巡防地方，编练军队，召傅友德入长安，协商西北下一步的策略。
听完傅友德对西北情况的叙述，刘浩然决定暂时放弃继续西进的计划。一旦西进，不仅需要优势兵力，更需要牢靠的后勤保障。现在陕西、甘肃部分地方初评，还不是很稳定，北边又受到北元的威胁，一时无法支持一场大战役，只有治理好地方，消除北方的威胁，西进才有可能。
“二哥，西北现在已经打成这样了，一时半会不会改变，你现在的任务是靖平地方，编练军队，就地军屯。”
“陛下，陕西、甘肃地方复杂，民风彪悍，的确花费一番心思，我和徐达商量过，至少要一年时间才有可能将这里和降军收拾好。”
“一年？”刘浩然心里盘算着北方的战事，一年时间估计北边和东北都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只会继续进攻，扩大战果而已。
“二哥，你可以多花些心思在南边。”
“陛下，你是指巴蜀？”
“对，现在北方收复，逐渐稳定，我军已对巴蜀伪夏形成包围之势，该做好准备了。
傅友德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道：“陛下，只要给我一年时间，我就可以在不影响陕甘防务的情况下聚得十万精兵，随时可听从调遣。”
“一年时间？”刘浩然有些犹豫，他当然迫切想将巴蜀之地收入囊中，但是现在明军北伐几乎把家底打空了，而且主力尽在北方一线，南边仅仅维持自保，怎么样才能配合傅友德对巴蜀进行征战呢？
明军的长江舰队倒是犀利，只是三峡河道狭窄，水流湍急，长江舰队的炮舰巨船逆流而上多有难处。想来想去，刘浩然决定对巴蜀进攻以北边的傅友德部为主力，从湖广等地调集少量部队以为策应，吸引夏军的注意力，掩护傅友德部从北边发起进攻。
处理陕甘事宜，刘浩然于八月出河南，在洛阳、汴梁东京巡视十几日，然后一路南下，过南阳、襄阳入武昌，再至巴陵、长沙，然后入江西，在宜春调头北上，入南昌，于九月底抵达九江，在那里坐上长江舰队巨船，顺江而下，中途在太平、铜陵巡视十余日。十月初十，上中都合肥祭拜祖先陵墓，事毕，于十月二十日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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