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然在休宁县衙驻驾，先与三位布政使密谈，他们都有政务在身，不可能时刻相随，把该谈的事情谈完，他们也该各自回任。
“这里有李之明所写的《大明村镇社会与经济调查》，众卿先看看。”刘浩然拿出一份数十页的文件，旁边的国务秘书曾国宪则将相同的数份文件分给李善长、冯国用、安然、叶崇茂、徐茂诚等人。而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李道君则端坐在一侧，心里有点忐忑不安，静待众人对自己报告的评价。
报告分成两大部分，首先是社会风气和习俗，第二部分是经济现状，主要以富庶的江苏苏州吴县乌庄，中平的山东济南县久山村和较为贫瘠的湖北襄阳南漳县灌子滩村为调查和分析目标。
风俗，一取决于人，取决于人者谓之风声，一受制于土，受制于水土谓之风气。李道君分析了三个村庄的风俗，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风俗是上行下效，第二是有历史的传承。
上行下效的意思从地域上讲，即风俗习惯从都市影响城镇，城镇又影响村庄。例如，苏州富庶繁华，百姓富足，多重工商而好言法，乌村临近苏州，所以风俗相似，也多重工商而好言法；山东济南由于是中平之地，富足逊于苏州，故而以平实为主，工商农并重，法律和乡约并重，故而久山村也是如此；而襄阳虽然地处南北要冲，但是在大明整个环境中还处于工商业不发达，农业为主的地区，而南漳在襄阳府更是山地众多，土地贫瘠，百姓靠天吃饭。在这个环境下，灌子滩村自然是农业最重，乡约最大。
当然，李道君也指出大明风俗最大的源头在与皇室，人主好尚，所系甚重，刘浩然开工商，重法治，所以各地也行效之，只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所以效法的程度不一。
李道君指出，在村庄风俗上行下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承接作用的分为几类人，一是缙绅，二是退伍军人，三是乡老，四是教师。而每类人起到作用的大小各地区也不一样。
乌庄经济发达，受到“商业社会”冲击最大，而教育程度也最高，几乎达到“三岁黄口能言三字经”的地步，再加上法治宣传、易风移俗等普及，所以原本以族长乡老乡绅为主的传统势力冲到极大的冲击。刘浩然入主江南以来便有意识地对各地的宗族族权进行分化瓦解和打击，一般都是通过法定成年分家、异地授地等方式进行。
在另一方面，由于大明官吏和“生员”（即中高级知识分子）无法享受特权，加上刘浩然通过政考、法考和学考等途径将以往的学历考试、“公务员考试”合为一体的科举尽数破坏，所以生员已经无法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只能获得社会尊重。而官吏加上司政、司法两大体系分立，所以他们无法单独控制整个地方，很简单的例子，县令、乡正为亲民官，但是他们无法像以前一手把持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等大权，百姓们如果觉得政令不妥，已经会开始尝试向都察院、按察司等司法体系官员申诉。这些司法官员虽然与行政官员同属大明官吏，但是不同属一个体系，从属关系几乎没有，他们本身又要出“政绩”，自然会帮着百姓严究行政官员的施政不当不放。而这些权力看上去很大的司法官平时又与百姓无联系，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能介入。
因此在乌庄，乡老缙绅在风俗中的主导作用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退伍军人和教师。退伍军人被赋予相应的荣誉，伤残和立功军人又有赋税减免和补贴的优待，加上他们在军中又接受过一定教育，见过一定世面，回到乡中又是“民兵”预备役的主力，所以他们的话语权逐渐增重。李道君在文中举例道，乌庄有四位回乡务农的退伍军人，他们内部以退伍时军衔和所授勋章高低自动排序，推军衔和勋章最高者为主事人，互相非常团结。乌庄二三十岁的年青人又多以他们为楷模，惟他们马首是瞻。
而乌庄属于大明经济和教育发达的地区，人口众多，所以除了乡里有一所“中心童学”，村里也有一所童学。童学里的教师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执掌，而是由苏州师范专学毕业，考取教师资格的教师担当。
秉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乡民对这三位村童学的教师非常尊重，而他们的言行也在默化潜移着乡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于只有乡童学，没有村童学，则是乡绅、退伍军人的影响力平峙。在灌子滩村，风俗的主导权则牢牢地掌握在两位乡老和一户读过书的地主手里。
李道君还指出了这三个地区的宗族势力的大小，原本乌庄的宗族势力最大，因为它没有历经什么战乱，百姓在旧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开花散枝，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但是这里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个原本属于宗族势力势力最大的地区反而成了最弱的。
李道君分析了乌庄宗族势力颠覆的几个原因，一，是官府的政策导向，乌庄原本以陆姓为主，计有三百六十二户，人口两千一百口。官府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式，“强行”从乌庄分出一百零四户，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迁入外地外姓七十一户，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对乌庄的单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是官府多项政策的导向，尤其是以“科举”政策和国民教育、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策。原本科举当官可以光宗耀祖，为家人和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科举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耗费巨大，往往需要一个大家族支持少数“天才”专心读书，专攻科举，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成本”极高。而这些人一旦科举成功，自然会回报乡里和家族。李道君举了个例子，前宋期间，乌庄出了几位官吏士大夫，由于前宋对士大夫极其优待，赋税等各方面有优待，所以整个乌庄就“紧密团结”在这几位士大夫为首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种方式获取了经济等好处。而那些士大夫也处处以家族乡里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乌庄谋取了不少“优待”，甚至这些优待不甚合法和损害邻村的利益。
但是大明大兴国民教育和实行新的“科举”以来，教育成本极低，读书也不仅仅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于是家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禄丰厚、社会地位高以及可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其他特权，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无法为家族提供什么利益了。于是做为家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了。
在另一方面，随着大明社会福利保障逐年发展以及低田赋等政策，百姓们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户赡养老人不成问题，而且随着江苏、浙江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尝试，即百姓在缴纳田赋时，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粮食做为“养老基金”，官府将这些粮食通过向城镇居民出售变成现钱，与劳工养老基金一样进行“投资”，获利再用来修建养老院、发放养老补贴等手段反馈给“保险人”，如乌庄这样经济发达的村庄，个人的养老已经不成问题。
至此，家族最大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养老敬老，扶助贫弱，子有所学，保障公益已经被官府取代，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山东济南的久山村，由于那里地处战乱之地，很多村民都是从他乡迁移而来，家族本身势力就不强，所以虽然那里的官府等社会保障不及乌庄，但是家族势力却很微弱，几近乌庄。
而湖北襄阳灌子滩村的家族势力却是最强的，那里虽然地处南北要地，受了战乱的波及，但是灌子滩村地处偏僻，受战火蔓延极少，所以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会保障能力又不及东部地区，所以家族势力强劲，依然把持着前面所述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这也是身为族中宗老的乡老和地主能够拥有极高权势的原因。
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乌庄的经济最发达，由于东南工商发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
由于大明工商业发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摘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速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缫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超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小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超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工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因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超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一半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账户存款。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发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速发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宗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发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是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缙绅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绅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则是民风淳朴。就拿两位乡老而言，虽然地处僻远，衣着简陋，但是不乏丰厚俊伟，不失忠厚朴实，与李道君相交之时，礼貌、言行严守乡约古礼。而那户地主家，虽然家境富厚，但是谨守礼法，居室俭朴，饮食简要，一身青布衫裤，站立如松。农忙时节也下地耕种，与一般农夫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