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垂帘听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为了权力，慈禧煞费苦心
同冶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帝载淳病逝，年仅19岁。同治皇帝的后妃没有给他生下皇子。谁来即位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是清王朝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身怀六甲，不久就要生产。但慈禧太后借口国不可一日无君，急于马上选定新皇人选。她还认为同治帝青壮年患恶疾而死，不论皇后所生是男是女，身体均不会太健康，已不适合立为君主，应另选其他皇族宗室子弟。
按清代立嗣规定，同治帝是“载”字辈；他死之后，应在下辈即“溥”字辈中选拔继承人。
但如果依照这个规矩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没有理由辅佐幼帝、垂帘听政了，权力应转交阿鲁特氏。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她采取坚决的态度，力主立“载”字辈宗室子弟为新皇帝。
儿子当皇帝，父亲痛哭流涕
在同治帝去世前夕，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于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贝勒载治、载激以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二十八位王公大臣。
慈禧对众大臣说：“皇上已经没有指望，因此立新皇帝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们想一想宗室中谁适合承继大统？”众王公大臣知道慈禧肯定已经有了最佳人选，同他们商议无非是走过场而已，若说错了，惹得她生气，以后日子好过不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只有文祥觉得自己是三朝元老，又不是宗室中人，有说话的责任，又无偏袒的嫌疑，因此他奏称当立“溥”字辈的宗室子弟为太子。
“溥”字辈近支也有很多人，其中以奕纬的孙子溥伦当立。奕听罢，当场表示反对。慈禧抓住机会，立即表态：“溥”字辈中无人合适，而醇亲王的次子载湉现已四岁，又是皇上的至亲，因此他应当继承大统；随后懿旨传出，颁布天下。众王公大臣听后，都惊呆了，无言以对。醇亲王奕譞更是如雷轰顶，大惊失色，随即痛哭失声，昏倒在地。恭亲王奕觉得这场面实在不像话，大声呵斥奕譞，但奕譞根本听不进去。奕见他昏倒之后，命人马上将他抬出去。在场的其他人一言不发，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载湉在同治帝病逝的当夜被迎进皇宫，这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皇后随先帝而去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腹中的婴儿即位无望，自己当太后执政的幻想也化为乌有。慈禧跟阿鲁特氏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光绪即位后，阿鲁特氏充其量只是一个皇嫂，政治上无依无靠。慈禧还利用其特权，对她百般排挤和打击。阿鲁特氏对自己的前程感到绝望，同时，为了抗议慈禧的折磨，竟吞金自杀。后虽经抢救不死，但她心如死灰，毫无生念，又绝食数日，终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二月二十绝命西归。这时，距同治皇帝之死仅五十多天。
慈禧与大臣的对抗
阿鲁特皇后的死震惊了朝廷上下，反应强烈。有一些大臣不畏慈禧淫威，直言上书。御史潘敬俨给慈禧上一奏章，说皇后无论是因悲伤过度而死或者是自杀，都表明她的气节，值得大力表彰：“不作任何表示，不能安慰亡灵；不加封号，不足以安定人心”。慈禧知道他在借题发挥，恼羞成怒，斥之为狂言乱语，目无君主，将他罢免赶走。内阁学士广安在阿鲁特氏未死之前，就要求慈禧在铁券上写明待皇后生下皇子即让他继承大统，因此慈禧把他叫来大加训斥了一番。
但这件事并没有因为阿鲁特氏的死就平息了下去。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三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参加了同治帝棺椁安葬仪式之后，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想就此事再上书一封，希望引起慈禧的重视。但他知道自己官卑言微，一书进宫无异于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于是他选择了“尸谏”。
返京途中，他在蓟州三义庙里题了一首绝命诗，然后服毒自杀。当吏部官员闻讯来收尸时，发现了他临终前写的一份奏折。全文1650多字。文中谈到光绪皇帝即位的背景；清代历朝皇位传继的规定，希望两宫皇太后不要破坏祖宗及朝廷的法规，力改前面的错误，以安同冶皇帝在天之灵，杜绝朝野种种流言。
吴可读的尸谏弄得慈禧非常难堪，但又不便发怒。读罢遗奏，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人未免有点饶舌。这件事谕旨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要他来说些什么闲话？”慈安太后说：“一个小小的主事，敢发这般议论，而且以死表明自己的忠心，总算难得”。慈禧下旨不准臣下再议论此事，令将吴可读的奏折抄录一份存档，将尸身好好安葬。
从此，再没有人为光绪皇帝即位的事挑起风波，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大权的目的终于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