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要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在明清之际，满族文化、经济均较汉族落后，伴随着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均因受汉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史称汉化。
语言文字及风俗的变化。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一直提倡满语、骑射，实际上自顺、康以来，满洲贵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于汉族文学、书法、绘画”②，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及唐诗、宋词、元曲，长于琴棋书画，且对宋明理学、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以外，从龙入关的八旗将士根本不会说满语，其姓氏也从原来的复姓变为单姓，有的甚至采用汉姓。
乾隆曾为此颁谕满洲八旗，“须以清语、骑射为常务”，“如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③。尽管乾隆强调满洲会试先试弓马，合格者方许入试，但由于承平日久骑射多被废弛，《清文鉴》、《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也并未能唤起八旗子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兴趣。
旗地经营方式的转变。
旗地是满族固有的土地占有方式、经营方式，其特点在于：严禁土地买卖、典当；以庄园的方式组织生产；剥削方式以劳役地租为主，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以超经济强制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经营方式。
尽管旗地严禁典当买卖，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征役甚烦”，“时有急需，称贷无门”，只得“指地借钱”，或“支使长租”，“其实与卖无二”。迫于旗地典当买卖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允许旗地在旗内买卖的谕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人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统治者再次让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买卖。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后，“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为维持生计，把土地租给汉民，“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真正按照庄园制进行经营的只有皇庄、王庄。而皇庄、王庄又分为投充庄（投充地所建）、老圈庄（圈地所建）。据《光绪会典》所载，“顺治初年，畿辅之民携地前来投者，各就其地而立庄，计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每地一亩征银三分，草一束”，“系该投充等向佃户自行收取”。投充庄在建立之始，即以汉族租佃方式组织生产。
只有老圈庄在较长的时间内保留了旗地的经营方式，在老圈庄内从事劳动的大多是被掠汉人的后裔。为保证皇室、王府的供应，一些庄头将庄园内的土地出租给庄园内的壮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庄园制。乾隆十年（1745年），清统治者下达放丁为民，“听其自谋生路”的谕令，在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影响下，满洲贵族终于抛弃其原有的经营方式。
以孔孟程朱之学为治国之本。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统治思想，因而入关后迅速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顺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顺治在为位于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撰写的碑文中。赫然写道：“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④
康熙即位以后，把程朱理学尊为正统，皇帝本人“潜心理学，旁阐六艺”⑤，并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颁布上谕十六条，提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⑥。康熙十六年（1678年初）十二月为《四书解义》作序：“盖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学问，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⑦
对汉族纲常伦理观念的皈依。
顺治初年，清政府不仅“为明帝（崇祯）发丧”，且对前明甲申死事诸臣“皆褒奖之”。顺治九年（1653年）议修明史，理学名臣汤斌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书。”⑧乾隆时期开馆修史，特增设《贰臣传》，即使像李永芳、孟乔芳、张存仁、洪承畴这些在清开国时期立有殊功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贰臣之名。对于在明清之际坚持抗清的史可法、侯峒曾以及死于辽战的明廷官员，或建祠，或赐谥。
乾隆在披阅《明史》时，看到“忠于所事”的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因“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特传谕军机大臣查明袁崇焕“有无子孙，曾否出仕”。在得悉“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即传谕广东巡抚尚安：“袁炳如果文理通顺，即照熊廷弼（明清交战时明经略，天启年间被阉党杀害）裔孙之例，以训导咨补”，“如仅能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即以佐杂等官补用。”⑨
扬州史可法衣冠冢清王朝入关后对孝悌亦十分提倡。顺治亲政后，亲自主持修定《孝经注》、《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康熙即位以后，对于太皇太后（祖母）、皇太后（嫡母）“晨昏定省”，数十年如一日。每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出行，凡遇道路崎岖，必“下马扶辇而行”，偶遇浮桥，恐其不固，必“亲驰视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本人已年逾花甲。时值皇太后病危，“足背浮肿，不能转移”的康熙“用手帕缠足”，“诣宁寿宫请安”，“于苍震门内设立帷幄以居，衣不解带”⑩。
兴文治，编书籍。
清统治者在入关后日益重视文治，顺治时期御纂诸书有：《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康熙即位以后编纂《易》、《书》、《诗》、《春秋》、《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皇舆表》、《皇朝全图》、《朱子全书》、《性理精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绵》、《古今图书集成》、《通鉴辑览》、《子史精华》、《骈字类编》及《全唐诗》、《明史》、《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乾隆主持编纂的书籍有：《周易述易》、《诗义析中》、《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直解》、《西域同文志》、《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同文韵统》、《叶韵汇辑》、《音韵述微》、《开国方略》、《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国子监志》、《历代职官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国朝宫史》、《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大清律例》、《天禄琳琅书目》、《经史讲义》、《大清一统志》、《满洲源流考》、《授时通考》、《医宗金鉴》、《仪象考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研谱》、《钱录》、《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四书文》、《皇清文颖》等。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该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共有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另有存目书六千七百六十六种，共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
满族汉化持续了一个世纪，迨至乾隆末年，即使留居关外的满人，也开始使用汉语，风俗习惯“一一比皇畿”。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
②《清史译文》1980年第一期。
③引自《清代通史》卷中，第23页。
④魏特：《汤若望传》第九章。
⑤《清史稿》卷二六二。
⑥⑦《清圣祖实录》。
⑧《清史稿》卷二六五。
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一。
⑩《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