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却无九州之实。战国以前，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实行郡县制，也没有州制。所以，《禹贡》中的九州，是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向往和规划。
然而，包括《禹贡》在内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说，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九州”成了“中国”、“天下”的代名词。而且，人们从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就曾这样充满深情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周礼》的建国之制
《周礼》，一称《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有关《周礼》的作者和时代，历来聚讼不已。然而经过现代学人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的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确认《周礼》系战国时人所作（成书另当别论）。
《周礼》亦非某朝某王典制的实录，而是勾画了一种希冀能用之万世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模式。比如，它涉及到了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家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城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们都能成为善良高尚的人。于是设立天官家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将王定为一国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很显然，这个“王”的原型，出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
《周礼》六官之制，是设官分职的总框架，也是全书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领6官，6官之下有360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10条官法总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职，360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应，严密齐整。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大一统”的浑然气象。
所以，顾颉刚说《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期），确有道理。
六、统一王朝的求“同”去“异”
秦始皇消灭六国以后，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而与此同时，“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
壁画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籀文（又称大篆，系周代文字）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李斯、赵高、胡毋敬又分别用新颁布的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向全国推行。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深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青睐，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后人叫它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音亿，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用，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天圆地方”一说，并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1丈=10尺=100寸。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1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车同轨
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
“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洪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后汉书·百官志》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意谓可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门（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始皇灭六国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和两广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骚扰，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发展。
统一百越
秦统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骆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很早就建立了越国，战国时期为楚所灭。秦灭楚后，它成为秦的一部分。瓯越也叫东瓯，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乘势统一了瓯越和闽越，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地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着手统一岭南的事业。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领秦军向岭南进兵。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为此，秦始皇派史禄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以“通粮道”。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经过几年的艰苦作战，秦军征服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迁徙中原几十万人去“戍五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以南的地区），与越杂处”，从此，两广地区和祖国其他部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内地人民大量迁徙到岭南，带去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和百越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统一西南
古代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楚国和秦国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筰（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又派常頞（音案）向南开通了一条“五尺道”（宽5尺的道路），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还在那里“置吏”，即设置行政机构。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
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以强悍和精于骑射著称。匈奴与华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在内蒙古发掘的战国时期数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铁、铜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区的形状相仿，显然这是受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赵国一度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设九原郡，抵御匈奴的南下。战国末年，赵国与秦国忙于战争，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区。
秦王朝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了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重置九原郡，并新设44个县，统属于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犯人3万户到今北河、榆中一带垦殖，加强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战国时，各国为了割据称雄，在本国周围建筑了护卫性的长城。秦统一后，将中原地区的长城拆毁。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赵、燕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沿黄河、阴山，东到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土地上。她是东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八、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这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夷去险阻”。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
秦朝的驰道，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是“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似乎可理解为：驰道有两条主干线，一条向东通往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抵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驰道联结了一些重要的江、湖，并且直达东海边。《贾邹枚路传》又说：驰道宽五十步，路面经过夯实，路旁每隔三丈种一棵树。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后几次巡行全国所经过的线路，和秦王朝其他几条交通要道为重点，对当时沟通全国的干线，和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交通网，做一番粗略的巡视。
1．咸阳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北），进入山东半岛，登泰山，然后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县东南）、成山（今山东成山），登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市北）。又转而南临琅琊（今山东胶南），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渡淮水，转去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后向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回咸阳。秦始皇此次东巡前半段所经路线，即从咸阳到之罘一线，是横贯王朝腹地的一条大动脉。
2．咸阳至云梦、会稽至琅琊。这两段线路，是秦始皇37年最后一次出巡所经过的。当时秦始皇先达武关，然后沿丹水、汉水到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再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东），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随后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再经过吴地，在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过长江，辗转到达琅琊。
从咸阳至云梦，先秦既已存在联接南北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经过这一线，说明此线仍作为秦王朝的重要干道之一。
从云梦至会稽，再至琅琊，这一段线路的特点之一，是水陆联网，水道和陆路互相补充、延伸，构成一个网络。
3．咸阳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线经太行山东麓，过上党（今晋西北地区）、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北）、蓟县（今北京市），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从碣石向西北，经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4．咸阳至陇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线。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达渭水发源地的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又攀过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再至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西），然后过回中（今甘肃平凉市北），沿泾水返回咸阳。
5．从咸阳至巴蜀。在这条交通线上，遍布着高山深谷，行路异常艰难。先秦已沿崖搭设栈道，到秦始皇时已有数条栈道可通巴蜀。一是“故道”，又名陈仓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牛道。其中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经褒水而达汉中的陈仓道，虽绕行较远，但易于通行，成为联结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
6．从云阳至九原。为了便于调动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夺，蒙恬率卒从云阳（今山西淳化西北）向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修筑交通线，“堑（斩）山堙（填）谷，千八百里”，道路笔直，极为壮观，后人称为“直道”。
7．岭南新道。在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秦王朝开辟了一系列交通线。主要有：①从赣南跨过拦捕关（今梅关——大庾岭山口），沿溱水（今北江）南下番禺（今广州）；②从湘南跨过阳山关（今骑田岭山口），沿溱水南下；③经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南）的湟溪关，转入连江，南下番禺；④从湖南溯潇水而上，翻山到广西八步（今贺县），再沿贺江南下苍梧（今广西东南）；⑤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其中以灵渠最为著名。它沟通了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成为进入岭南的水路交通线。
秦王朝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好比是“大一统”帝国的动脉和经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