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白圭说：“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
但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却以为，“商”为“末”，“农”为“本”，应“重农抑末”、“上农除末”。相延2000多年的一种政策从此开启。
可秦始皇又为何表彰大商人寡妇清？
一、从都江堰和郑国渠说起
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在今四川省境内）守。他利用岷江的水资源，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李冰的带领下，当地民众在今都江堰市西北的江边修筑一条长堤，称作“百丈堤”，用以保护河岸免被湍急的江水冲坏。在离“百丈堤”不远的江心修筑鱼嘴形堤坝。这个“分鱼嘴”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叫内江，又名都江，西边一支叫外江。内江这边，在今都江堰市西南方附近开凿“宝瓶口”，使内江水从此口而下，分出许多大小支渠流入今成都平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统。在“分鱼嘴”和“宝瓶口”之间，修筑一条叫“飞砂”的堤坝，当江水上涨时，内江过多的水，翻过此堤流入外江，这样就可以免除内江地区的水患。外江属于岷江正道，在那里组成航运和另外的灌溉系统。
这就是千古传颂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不仅免除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而且使约3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成都平原逐渐变成全国著名的粮仓。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唐代诗人岑参，曾将李冰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圣人大禹相比。“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认为其功劳超过远古时候平治水土、划定九州的大禹。
秦国在一统天下之前，还兴建了另外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郑国渠。
郑国原是战国后期韩国的一位“水工”，即专门从事水利工程的专家。韩国眼见强秦日益扩张，自己又无力抵抗，就想出“疲秦”一计。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游说，提议凿一条渠道引泾水流入洛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县东北谷口（又叫瓠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今富平、蒲城而后导入洛水，渠水可用于灌溉土地。韩国的意图，是想用这一庞大的工程消耗秦的力量，使其无力向东扩张。
在建造此渠过程中，秦王政识破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韩国奸细郑国。郑国临死前请求能面见秦王一次。见到秦王，郑国竟然从容镇定，不仅不隐讳“阴谋”，反而侃侃而谈，力陈此“阴谋”对秦国并无不利，反而会带来好处。他说：“我劝说秦国的君臣修渠，确实是为了延缓韩国被吞并的时间。可是，渠成之后难道不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吗？”他又建议，“何不让我将这项水利工程完成呢？”
一番富于理智的话语，打动了秦王的心。秦王决意将计就计，使韩王“疲秦”之计，变成造福关中的举措。郑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渠的工程中。渠道修成后，人们称之为“郑国渠”。
这条人工长河，使秦国关中的4万余顷土地（相当于今天200万亩）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此前，渭北有不少盐碱地，土质瘠薄，庄稼长得很差。郑国引水灌溉，发挥了洗除盐碱的作用，同时，水中含有的大量沙土，积淀下来使贫瘠的土地得以改良。从此，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亩产粟可达一“钟”（约合今32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是很高的。
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从而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重农政策及农书的出现
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兴建，似乎是两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其实不然。战国时代，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像魏国，兴修了引漳灌邺工程。其中秦国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尤为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正是这种相当明确的治国方略所带来的产物。
巴、蜀是在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并入秦国版图的，秦国占有巴蜀后，积极开发当地经济，还迁徙1万多家秦民入蜀。李冰继续执行前任郡守李若发展生产的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推进。至于郑国渠，假使秦国没有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方略，它的修造工程很可能就会因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而告吹。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力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商鞅将男耕女织视为“本业”，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游说，看作是追逐“末利”。商鞅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反对人民去当商贾、手工业工人和游士，在他看来，如果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游士可以“尊身”，那么人民就会逃避耕作。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让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
商鞅推行的重农政策，后来成为秦国的一种基本国策。受此影响和带动。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在各诸侯国中跃居前列。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水利事业长足发展。还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4篇农书。
《上农》等4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其中反映的情况，虽不能排除来自其他诸侯国，但无疑包括了秦国在内。《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重农的理论，特别是着重讨论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这是秦国重农理论在吕不韦时候的新发展。
《任地》、《辩土》、《审时》3篇，总结、记录了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
《任地》以当时农民时常要面临的10大问题开篇，现抄录如下，以帮助大家对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具体情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子能以洼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弃于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用吗？）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音振，田野间的水沟）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酬排水洗土加以改变吗？）
“子能使吾士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保存其湿润，而让好田在地中存在着吗？）
“子能使藿（音贯）夷毋淫乎？”（你能使藿夷这种野草不蔓延危害农田吗？）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你能使田里的庄稼通风良好吗？）
“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长得壮实吗？）
“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禾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你能使玉米长得籽粒饱满而皮薄吗？）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
以上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使庄稼长势好、收获多且又好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精耕细作的10大要领。其中第三点以沟渠引水冲洗盐碱地以改善土质，正与前面所提郑国渠引水洗地相契合。紧接着这10个问题，《任地》又提出5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与“燥”（湿润和干燥）、“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任地》指出，这5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辩土》对《任地》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讨论了如何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审时》则讲了各种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
到战国末年，商鞅倡导的重农和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已结出硕果。像关中，已由原来成片的盐碱地，变为“膏壤沃野千里”。《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雍州的地质时，就说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大量的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可视作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战国末期的秦国，粮食产量猛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用后来司马迁的话说，是“秦富天下十倍”。
三、抑商背景之一：战国的商业和商人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发展的同时，商业以及手工业渐渐受到贬抑。在一些人眼里，农业是“本”，即国家的根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即不重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重“本”抑“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由此而误以为战国时候的商业活动，已受此严重摧残而一片萧条。恰恰相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这该怎么理解呢？重“本”抑“末”的作用又该如何看待呢？先让我们来对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情况，做一番了解。
中国的商品交换活动，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代，就有相当的发展。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殷墟（在今河南安阳。系殷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发掘所见的鲸鱼骨，也来自南方；还有，丹砂出自湖南、广西一带；松绿石、玉石则产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殷代已普遍使用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在殷墟的墓中，甚至发现了金属货币——铜贝。有一种观点认为，殷人之所以又称商人，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行商之人。
与“殷人重贾”不同，周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据《诗经》记载，周人始祖后稷自幼就显示出农艺天才，对农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就被奉为五谷神。战国时代重农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说与较多地受到周人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西周时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商人、工匠多为官府的奴隶，有所谓“工商食官”的说法。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私营手工业开始从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来，作为独立身份的商人也纷纷出现。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
商业的兴盛，导致旧的城市格局被打破。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担负着很强的政治功能，它们主要是作为“都邑”（政治中心）而非“市”（商品交易集散地）而出现的。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寥寥无几。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已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大大增强。不仅各国国都发展为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大都市，像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燕国的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市），还涌现了一批商业城市。重要的有：
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市）、蓟（燕国都之一，在今北京市西南）；
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
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
游说之士苏秦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曾做过一番非常生动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个舌辩之士的话不免有些夸张，比如说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但是，也不完全是虚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临淄城的规模的确相当大。它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大小城总周长约21．4公里。由此，可窥见战国城市之一斑。
铸造货币的定型化，并广泛地用作流通和财富的储存手段，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又一个重要表征。这些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铸币，由于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主要有：
1．刀币，做刀形。流行于齐、燕、楚。
2．布，做铲形。流行于魏、韩、赵。
3．圜钱，是一种圆形币，做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及赵、魏的黄河两岸。燕、齐后来也多用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