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铜贝，是模仿海贝样子做出来的铜质货币，后世因其面上文字不可识，习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流行于楚。
5．郢爰，是楚国的金币。系一种扁平且钤印有“郢爰”两字的小方块。
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富商大贾越来越多。由于从事商品贩卖能迅速致富，拥有巨额资本，令包括国君在内的各种人刮目相看。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显著上升。当年曾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后来就弃官经商去了。他在“商海”中搏击了19年，3次致富千金，号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的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一些卿大夫也跻身于商业贸易的行列，既当官，又经商，弄权、挣钱两不误，如魏惠王的大臣白圭，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做生意追赶时机的劲头，就像猛兽下山一样，凶猛异常。白圭自己也吹嘘道：“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当时的商人都佩服他，尊他为“祖师”。他那一套掌握时机、贱买贵卖的生意经，成为战国商人普遍运用的手法，并一直为后世商人所推崇。
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在加大，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广大的老百姓则难以维持温饱。有的只好靠借债度日。这样，高利贷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000人，食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他们，就向穷人放债，从中取得利益。到战国末期，连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在他无力还债时，还要东躲西藏逃债呢。后来欠债实在太多，他索性就不回宫居住，在外造了一座高台，躲在上面。人们称之为“逃债台”。所以后世就把负债多叫作“债台高筑”。
商人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便要求参与政治。战国时期有些大商人不仅交通王侯，插手政治，而且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著名的就要数吕不韦了。这位投机商在发了大财后，竟然还意识到：经营珠宝生意固然可以获得百倍利润，但如果辅佐一个王孙当上国君，就可得到数不尽的利润。于是，他转而做政治上的投机，并最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发生恐慌，如临洪水猛兽。于是，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出场了。
四、何以抑商：思想与措施
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在抑商理论提出以前，中国人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轻视乃至歧视，既已存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54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4类，规定他们分区而居，不得杂处，也不许改变身份。4类人中，“商”居于末位。管仲是一个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他对“商”尚且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待言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有学生子贡经商致富，从现有材料也看不出他对此举以及商业行为有任何直接的否定意见，但是，他所一贯倡导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却着实地将商人身上习见的投机取巧、追逐利润的行径，给彻底否定了。
最早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人，乃是商鞅。他认为商人对国家依赖性小，而且有钱，不容易听使唤；农民被土地束缚，对国家依附性大，一旦国家有战事，只有农民才肯积极出力；同时国家也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发展农业，才会强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又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乐业、不生奸心，并听从官方的命令。商鞅清楚地体察到，农民辛苦而所得少，商贾安逸却得利多，如果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国家必然失去立国之本。据此，他主张用提高粮食价格、加税等办法让经商无利，从而限制商人势力的发展，让农民安心务农。商鞅还提出不准贩运可以牟取暴利的奢侈品，不许商、农直接买卖粮食；对农民则少征徭役，以利他们多垦荒田，多种粮食。这样，农民致力于农，国家实力增强，便可称雄天下。
听听这些有关农与商、“本”与“末”关系的议论，再看看由此而产生出的种种措施，对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思的。这“意思”主要的不在于我们需要就这种抑商的主张和做法，对秦国或秦王朝究竟是对还是错，或有多少对、多少错作出评价，从而“以史为鉴”，而在于这类主张和做法早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已深深地浸染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因此，听一听、看一看，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顺着商鞅所开的头，我们再听下去，看下去。
战国末期的韩非进一步阐述了“本”、“末”关系及其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关联。他将“本”解释为农，并将其等同于粮食生产。又将“末”指为工商，把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叫作“游食之民”。韩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本”、“末”作出如此明确界说的人。他提出要对一切“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的行业予以限制，批评商人和手工业者剥削、掠夺农民，是“五蠹”（音度，蛀木之虫）之一，应该让这些人少而地位卑下。韩非提出只有农业才算是生产劳动，而工商业皆不是。显然，韩非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
由商业投机而发迹的吕不韦，在他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在秦国时，也张扬起重农抑商的大旗。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收入《上农》等4篇代表农家观点的论著，和法家一样，《上农》也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而且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对此，《上农》着重谈了3点：1．农民朴实而易于驱使，这可以依靠他们守卫和作战；2．农民稳重而不发表私见，这能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3．农民因财产累赘而难于迁徙，这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上农》还指出，人民如果抛弃农业而从事工商“末”业，则会变得巧诈多变，不守法令，没有是非。这当然就会对统治者带来不利。从这番对重农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阐述看，吕不韦是将重农抑商提到统治之“术”的层面上加以把握的。
受韩非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进一步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不仅实施于秦的本土，还贯彻在连绵的兼并、统一战争之中。每当攻城掠地成功，秦的统治者往往就将被判罪的“罪人”赦免，将其迁到新夺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同时，又不断地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将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基础，流放到外地，以加强管理。留意读史的人会发现，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在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像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的卓氏，其祖先是赵人，本来在赵已从事冶铁业而致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临邛的另一位巨富程郑，也是被从它处迁来。南阳宛地（今河南南阳市）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原本在魏也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被迁至南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使黔首（庶民、平民）自实田”，让平民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这使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个体农户，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秦始皇又采取李斯的建议，将先前的“重本抑末”政策改为“上农除末”。不过要注意，这时的“末”仅限指“商”。“商”被放到了“农”的对立面，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应予去除。
秦王朝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例如，在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迁往岭南的十多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人及其后代。同时，又奖励农垦，秦始皇用免除徭役等方法，先后将大量人口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如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迁3万户去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给爵一级。这些措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从理论上讲，是和韩非的思想一样，过于偏激。因为道理很简单：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论什么政府、什么社会，都离不开商业活动。在中国，中央集权制下的自然经济，也需要商品经济作为补充。故而，“除末”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事情又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秦始皇的“除末”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推行到何种程度？这些看来尚需做进一步分析。
五、在“抑商”与“重商”之间：问题的实质
其实，不管是“除末”还是“抑末”，都不是要完全取消商品交易和商品经济，而只是想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发展水平。抑商者也好，除末者也好，往往都还有“重商”的一面：肯定商业活动的某些积极作用。商鞅说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即务农、经商、从政是国家的3种主要而且合理合法的职业。他强调：“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意谓农、商、官3种人如果都穷，国力便会削弱。显而易见，商鞅将商业和农、官同样视作国家所必需的。他要求抑商，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稳定并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就是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吕氏春秋·上农》也说过：“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意为：治）粟，工攻器，贾攻货。”承认农、工、贾各有所属，各治其业，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抑商思想非常偏激的韩非，也曾对商业互通有无的作用做过肯定（见《韩非子·难二》）。
因此，抑商政策与商业的发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谁若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许多现象就不好理解了。
重农，一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为了储备和随时提供军事力量，第三还有利于加强统治和管理，因为农民朴实，而商人“奸巧”。这些经《商君书》、《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阐述，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它告诉人们，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是着眼于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和武力，还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相辅相承。明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商品经济不损害甚至还有利于统治时，统治者就完全会从“抑商”变为“重商”。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看来是颇为灵活地加以运用、贯彻的。对东方六国的大工商业主，他视之如韩非所说的“蠹虫”，坚决、无情地予以驱逐、流放。像前面提到过的赵国的卓氏，这位昔日的大富商在秦始皇灭赵国后，被强制迁徙。那时，夫妻俩是推着一辆车子，步行离开原住地。
然而在原秦国本土，并不一概地“除末”，相反，不断地有开发丹穴和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的。巴地有位名清的寡妇，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氧化汞），得到了很多钱财，又由于她能坚守家业，于是就获得秦始皇的称赞，并为她造了“女怀清台”，从而名扬天下。还有一位叫倮（音裸）的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人。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赠还他大量家畜。倮后来就致力于畜牧业，并成为巨富，也得到秦始皇的褒奖。可见，如何抑商，对统治者而言，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在于如何能够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像清、倮之辈，既不触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又能得到秦始皇的欢心，或许还有助于粉饰升平，所以不但不遭贬抑，反而获得称誉。
六、作用与评价
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看，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限制工商业以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反对工商业者的投机取巧行为而调动人民务农的积极性；通过扶持小农经济来巩固君主集权制的社会基础；在兼并战争中及统一六国后，又用贬黜、流放六国豪富的手段，来达到消除社会动荡因素的目的……这一切，使得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并最终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在先秦，坚定而持久不懈地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惟有秦国。然而到头来，秦笑在最后，而那些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一度远胜秦国、并老是耻笑秦国的国家，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思索。
秦王朝在度过20来个年头以后便覆亡了，但是，从商鞅到秦始皇所发展、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却没有随之消亡，而是跨越、保存、影响了整整2000年。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无不奉行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政策，虽然各自特点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从汉迄清各代重农抑商的作用及其评价，不在本文的范围。但笔者还是想指出一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与统治者老改不掉的“重本抑末”的思路，和因长期纠缠、固执于“本”、“末”之辩而积久形成的社会心理存在关联。
一种政策，从成功，到失败，不同样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