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种植了他的梦想？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山里人的世界又是那么狭窄，抬头望天，低头刨山，吃饭睡觉，生女育男。再说，那个年代，大学停招了，即使招生也没有他的机会啊，因为他是中农成分。不仅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当兵，不能入党……
我们的主人公，一个没娘的苦孩子，长到15岁，还没去过县城，没吃过苹果，没吃过豆腐，没见过高楼，没见过公园，更别说大海了。他只是山坳里的一株野草。
但是，每一株小草都希冀阳光，每一条小溪都向往大海。那么，凄风苦雨中的他又是从哪里感应到了命运的启示，并汲取到了神秘的力量呢？或许从那些小画书里，或许从那些简单的语文、数学、工业基础课里，再或许是饥寒交迫的煎熬，总之，那是知识的启萌和呼唤。于是，文明的曦光一缕缕地照进了他心灵的小窗，原本潮湿冰凉的心田温暖了，明朗了。渐渐地，梦想升腾起来了，像一朵朵若隐若显的雾岚，酝酿成了一场甜甜润润的春雨，唤醒了种子，绽开了鲜花，结出了果实……
苦难是一所大学，他是一名执著的学生。
最终，他走上了一条通往山外的路……
5：精干的小会计
● 15岁的他，第一次走进了县城。县城好大啊，有楼房，有汽车，还有柏油路……
● 看着每天忙忙碌碌、满脸汗水的王彦生，全连民工都把他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或亲兄弟！
1974年9月，不满15岁的王彦生高中毕业，只得回生产队挣工分。
搬石垒堰，担水抗旱，腹内饥肠漉漉，山路高高低低，一根扁担，七十二座大山，两个稚嫩的肩膀全压肿了，血淋淋的。成年人每天挣10分，工值1角5分。他是小孩子，只能挣7分，一天还不足1角1分。
这时候，国家要在县城东边的韩王山下建造一座火力发电厂。负责施工的邯郸基建工程处通过当地政府，大量招用民工，负责开山筑坝、挖土添沟、盖厂房、修水塔等等重体力劳动。
去县城，建电厂，这一切对于没见过世面的王彦生来说，充满了诱惑。他毅然报了名字。
父亲摸着他的头，流着泪说：“工地上的活儿是人干的吗，开山、放炮、搬石头，大人们都受不了，何况你一个孩子啊。”
大山的儿子已经有了大山的性格，他第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
1975年的正月初三，大雪纷飞，王彦生跟着一群成年人，每人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踩着半尺厚的积雪，走向了50里外的工地。
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县城。县城好大啊，有楼房，有汽车，还有柏油路……
整个工地有3000多名民工，他是年龄最小的。
一片荒山，要建设成一座工厂，工程量太大了。炮声隆隆，山崩地裂，石块横飞。硝烟弥漫中，王彦生和民工们一起围了上去，抬大筐、搬石头……
人和石头打交道，受伤的总是人类。工地上常有伤人、死人事故，他吓得脸色煞白。但仍是咬着牙，拼命地干，山一样默默无言，河一样汗流滚滚。
“流一桶汗，赚一顿饭，每天还有一毛钱。”这是工地上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的确，虽然苦累、危险，但工地上总是能吃饱饭的，而且，除了记工分，每月还能节余两三元。这对于贫困中的山民来说，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各地的民工纷纷涌来，仅他们村就来了100多人，于是，就单独成立了一个民工连。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选定了，会计兼事务长可是一个专业活儿。他是一个有名的老实孩子，又从小练就一手好算盘，便被顺利地委以重任了。
全连队120多口人，吃喝拉撒睡的筹划、调剂、安排，与工程处的财务来往、工资结算，与村里联络、交工记分等等都由他负责。
民工干活，每人每天工资一元三角。由于是集体行为，每人每天需向村里交工分款八角钱，在生产队记10分工，剩下的五角钱就是每天的伙食费了。民工的食粮搭配是细粮百分之十五，粗粮百分之八十五，每人每月二两油。
在干好常规工作之外，如何千方百计地让民工吃好吃饱，还要尽量地节俭，少摊伙食费，使得每人每月能够最多地结余几块钱，王彦生真是想尽了办法。
他主动和工地上的数十个连队食堂都建立了良好关系，相互帮助，互通有无。比如想炸油条，自己食堂的油根本不够，必须要借用，顺便还能借来碱和矾。工程处的仓库保管员是他的好朋友，工地上的破筐烂篓、折断的镐把锹柄，报损后就招呼他搬去当柴烧，这样就节省了薪柴和煤的费用。还有，杂粮和干菜用量很大，都必须从县城采购。他坚持自己一个人去办理，推着排子车，到粮站、蔬菜公司、副食品公司办好手续，然后拉回来，常常累得满头大汗，这样可以减少两个人的开支。高粱米、高粱面太难吃了，他和炊事员一起，开动脑筋，多动手脚，变着花样地蒸发糕、烩面条、捞米饭……
最得意的就是买驴。
此地是山区，畜力主要是驴。平时稍有空闲，他就步行着到四周的村里打听，只要听说有老驴或伤驴，就跑去和生产队长联系，用七八元钱买下，回来杀掉，连汤带肉，再配上别的干菜就能吃两三天。然后把驴骨头用驴皮包好，再到县城的废品收购站卖掉，一般都能卖到十多元。白吃一头驴，竟然还赚钱。
16岁的孩子，管理这么庞杂的帐目，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十分担心，就跑来帮助。
这一看，竟吓了一跳。儿子不仅字迹工整，而且米、面、油、菜及各种款项，有收有支有节余，井井有条，笔笔清楚，比自己还要精细。父亲心头一阵惊喜，儿子长大了。
在他的经营下，连队生活搞得红红火火，民工的结余也最多，每月每人都能分到六七元。无疑，这在全工地的数十个连队里是最高的。
要知道，每月六七元钱，对山民们的作用太大了。当时，村里的成年劳力，辛辛苦苦干一年，年底结算时，不仅分不到钱，往往还要亏欠集体。
看着每天忙忙碌碌，满脸汗水的王彦生，全连民工都把他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或亲兄弟！
16岁的事务长，成了闻名全工地的小英雄！
吃饭可以设法改善，可住宿条件却是没办法的。
他们住的是席棚，就在山坡下。半山腰上有一个大水塔，水塔漏水，席棚地面一年四季都是潮湿的。他们只好在地面上挖了一条小渠沟，又在铺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玉米秸。冬天，被子冰凉，冷风穿过席缝，人人都卷缩一团；夏天里，又潮又闷，蚊子、苍蝇昼夜轮番袭击。一年四季里，最紧密的伙伴就是被窝和衣服里的虱子和跳蚤们。
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捉虱子和跳蚤。掀开被窝，密密麻麻的，像蚂蚁赶集。用手捕捉当然最直接，但这东西光滑、坚韧，必须用两个指甲挤压才能杀死，不一会儿，两只手上便都是血污。太脏了，速度也太慢了。
又好又快的办法就是，把一脸盆水放在地上，把虱子和跳蚤直接投进去，一会儿，水面上就布满了黑黑的一层，这时候把脏水倒进席棚外的沟渠里，再换一盆水。还有，就是点一堆篝火，把被子和衣服向火中猛烈抖动，只听“噼噼啪啪”的一阵脆响，像机关枪似的，虱子跳蚤们都被火化了。
还有一种更彻底的方法，就是把被子在开水里煮一遍。但王彦生和民工们大都只有一条棉被，煮湿后晚上盖什么呢？只能钻别人的被窝，而且，三两天之后，虱子跳蚤们又杀回来了，恶况依旧。
最可恶的是一种生在阴部的阴虱，最难对付。它的形状像火蜘蛛，八角状。八角虱短小且更有钻透力，大半的身子扎进肉里，用手也很难抠出，直抠得虱血与人血混成一片，常常把裤裆也染红了。
紧紧张张地屠杀一阵子，虱子跳蚤们哭喊着逃命去了，人也累了，于是躺倒，睡觉。等到虱子跳蚤们再回来进攻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已经睡着了，酣酣地、甜甜地睡着了。梦中，他又看到了微笑着的娘，看到了一座光亮亮的城市，看到了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鸟儿……
这期间，有一件偶然的小事，影响了王彦生一生的食欲。
这一年，儿子干得不错，出了名，又挣了钱。春节前，高兴的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一条鱼，要犒劳儿子。他早早地做好了，等待着大年初一的到来。没想到那一年是暖春，鱼肉早就变味了。这可是他们从未吃过的美餐啊，怎么舍得扔掉？于是，大年初一那天，父子两个人硬着头皮，吃掉了。那种恶臭的味道，彻底糟蹋了他对鱼肉的美好想象。这种强烈的感觉，固执地植入到了他的潜意识里。
在后来的一生中，王彦生绝少吃鱼，甚至不吃海鲜。
（旁插到此节中）“虽然苦累至极，但我仍然认为当民工的一年多，是我人生经历中最艰苦最快乐也最辉煌的日子，为我的整个人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格调。学到了以苦为乐、勤恳朴实、善待他人等一些好品德，也形成了吸烟、不讲卫生、不求上进等一些坏毛病……”
——摘自王彦生博客
6：梦断合同工
● 他穿着一件军绿色工作服，衣兜上插着一支钢笔，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俨然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
● 冰凉的现实，就像这寒冬里冰凉的石头，把他的梦想摔得粉碎！
一年之后，基建工程结束，民工撤离。工程处指挥部的几位领导决定破例留下他，担任整个工地的仓库保管员。这么一个老实、聪明、精干又可怜的孩子，实在让人喜欢呢。后来，干脆又把他抽调到邯郸市内的机关总部，在总务科当会计。
无疑，王彦生是整个工地上惟一被留用并重用的民工。
他的身份也变成了临时工，负责整个系统数千名职工的吃粮定量指标、粗细粮调剂的审查核定，还有办公用品的采购核发。
当时，除了机关干部之外，工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正式工或叫固定工，另一类是合同工或叫协议工，剩下的就是临时工了。临时工没有身份和地位，只能做那些最脏最累的活计，不仅工资少，而且随时有可能被辞退。
王彦生是临时工，却干着机关干部的工作，这对他来说，真是最大的信任了。他穿着小姨专门为他缝制的一件军绿色工作服，衣兜上插着一支钢笔，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俨然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邯郸市，终于见到了著名的中华大街，看到了丛台、回车巷、学步桥、滏阳河……
在这里，他第一次吃上了苹果。那种青青红红的圣果，比柿子可是好吃多了，那种来自仙苑的美妙感觉，震撼着他的干燥的灵魂。
他还第一次吃上了豆腐，那白白嫩嫩的尤物，香醇怡人，吃在嘴里，沁人肺腑，直渗透到生命深处的缝隙里……
这一切的美好，让17岁的山村穷孩子王彦生萌发了人生的第一个具体的梦想：由临时工转为合同工。他除了加倍工作外，时时小心谨慎，处处与人为善，还多次试探着请求工程处政工科、劳资科的领导，能到他的家乡招工。但那时的招工是完全按计划进行的，县里报不上名单，工程处也没有办法啊。
1976年冬天，机会来了。政工科的一位副科长私下告诉他，最近要去涉县招收一批合同工，希望他能在县里或公社领导那里走一走关系，想一想办法。
可是，他家里没有任何关系啊。迷茫的王彦生思考了一夜，终于想到公社的一位副书记是本家大伯的一个远房亲戚。
王彦生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庆幸着。第二天，他拿出所有积蓄，拜请后勤科的领导帮助，买了两条“大前门”香烟和两瓶“汾酒”，又连夜坐车兼跑步，回到了130公里外的老家，恳请大伯一起去拜见那位公社副书记。
第二天晚上，王彦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救星。见面后，他恭恭敬敬地把礼品奉上，又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情况，自己从小没了娘，好不容易读到高中毕业，因在工地上表现良好，被工程处抽调做临时工已经两年了，用人单位同意接收，完全符合招工条件，希望公社领导能分配一个招工名额。
王彦生想得太天真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望原本就是一腔妄想。这位公社副书记，或许压根就不看重这个拐了五道弯的穷亲戚，或许原本就是一个惟上是瞻、缺乏悲悯的官僚分子，他连通常的客套也没有，连解释一番的心情也没有，就直直地向王彦生兜头泼来了一盆冰水：“县里统共给了公社6个招工指标，光公社、大队干部还分不停呢，再有10个也轮不上你！”
冰凉的现实，就像这寒冬里冰凉的石头，把他的梦想摔得粉碎！
王彦生，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那个冰冷的门。这个晚上，他丢失的不仅仅是两个月的工资，两年的梦想，还有刚刚建立起来的却又十分脆弱的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
这个世界，在很多时候，原本是不公平的啊！
坐在冰凉的石头上，王彦生绝望地哭了，哭得天昏地暗，他感觉自己那么孤独，他感觉这个世界那么寒冷。
合同工的理想，就这样无情地破灭了！
天无绝人之路。
山外的世界在悄悄地变化着，这时候，已是1977年的下半年了，一个小个子的伟人，在遥远的北京，做出了一项大决策。
恢复高考，对于整个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个大事情，亿万名青年学子的命运，由此改变了。而且这次高考，打破了文革之前的“唯成份论”，地主、富农、中农的子弟也可以平等考试了，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大进步。
心灰意冷的临时工王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眼前一亮，一丝希望又悄悄地在心底升腾了起来。但他担负的工作太庞杂了，没有时间复习功课，而且，信心又曾受到重创。考试分高考和中考两个类别，他本来是完全有实力考上大学的，但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为了保险和稳妥，只是填报了中专。
那一年的考试是在鹿头公社中学进行的。
他们村里有30多人参加，最好的伙伴李月庭也去了。全公社考生有200多人，年龄最大的超过30岁，有父亲送儿子的，有妻子送丈夫的，还有儿子送父亲的，像赶集似的。那是山里人的节日啊。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无论大学还是中专，他是全公社唯一被录取的。
7：文学青年
● 上班三个月后，他当上了调度员。半年后，竟然成了厂里的生产科长。
● 靠在电线杆下，支愣起耳朵，听着男女播音员朗读自己的文字，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王彦生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邯郸地区工业学校。
他学的是化工专业，主要是小氮肥生产工艺，未来岗位就是各县化肥厂的技术员。
学校生活是安静的。在这安静的氛围中，孤独的王彦生暗暗地舔干了心壁上的泪痕和血迹，敏感的心像蜷曲的含羞草一样，在温暖、详静的阳光里又兀自伸开。他的文学梦想又悄悄地燃烧起来了。
那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啊，似乎每一只小鸟每一株小树也都在做着五彩的作家梦。课余时间，他就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文学书刊，走在路上，趴在床上，眼前弥漫的都是纷繁如花的文学意象。后来，就半模仿半创造地涂抹了起来，散文、诗歌、评论、小说、快板、相声、故事……
他的处女作是临近毕业时创作的一篇快板书《俩砸锅》，故事情节是两个刚结婚的老同学，在商店买锅时相遇，相互诉说在家砸锅的缘由，一喜一悲，讽刺买卖婚姻、索要彩礼，颂扬自由恋爱、新事新办。
这时候，涉县文化馆编印了一本文艺期刊《崇州文艺》，在本县影响很大。王彦生突发奇想，就把作品寄了过去。这个题材可能正好符合当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且语言幽默，很快就发表了。
1980年3月，他被分配到本县化肥厂上班。
县化肥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有500多名工人。由于刚刚投产，设备正在磨合期，常常加班到天明。加班也没有补助费，一些人有意见，他却笑呵呵地说“有啥哩，加个班，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吧。力气用了还会来，技术学会了永远不会走。”
他没明没夜地坚守在车间里，用手用目光抚摸着每一台机器和每一台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很快便和它们成了最默契的朋友，于是，他也成了全厂最权威的“机器医生”。有一早晨，上班的工人发现机器旁边睡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他。他揉着惺忪的眼说：“昨天晚上下雨了，我就住在车间了，和机器一起睡觉，心里踏实啊。”
上班三个月后，他当上了调度员，半年后，竟然成了厂里的生产科长。
虽然工作很忙碌，但业余时间涂抹文字的爱好仍是没有丢弃。
这期间，他又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一个数来宝。王彦生儿时最好的小伙伴是李月庭，去年不幸病殁。一次回家时，他遇到了李月庭的母亲王景鱼，这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生了六个孩子，丈夫又有病。为了给丈夫和儿子看病，家里欠了山一样的债，就喂了一群鸡，下蛋后趁晚上偷偷到公社所在地去出售，这在当时还属于“资本主义”。可是，现在是1980年了，伴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活跃的商品经济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了。
小小的王彦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他构思了一篇数来宝《卖鸡蛋》，投给了县广播站。
很快，县广播站全文播出。一时间，他的名字像柳絮般飘满了小城。
这一段时间，王彦生还写了很多小故事和新闻稿。
化肥厂在城外，没有广播站，每当接到播出通知单后，他就借一辆自行车赶到县城，找一个安装大喇叭的电线杆，靠在下面，支愣起耳朵，细细地听，听着男女播音员圆润的声音朗读着自己的文字，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这一只丑小鸭，梦想越来越绚丽了。
这一年春节前，他又创作了一篇6000字的小说《晨光》，寄给了县文化馆。小说描写的是一位叫左方平的知识分子放弃回城、扎根山乡的故事，在情节设计和语言风格上与张贤亮的《灵与肉》和王蒙的《春之声》颇为相近，叙述圆润，词句流畅。县文化馆副馆长李亮是一位省内外知名的作家，读到这篇作品后大为震惊，没想到王彦生的进步这样神速，于是，马上约他见面，进行鼓励。
王彦生如饮甘露，满眼春花，满心甜蜜。
虽然无依无靠，但命运毕竟还算是公平的，他要感谢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人。
面对着镜子，他常常这样想，这样说，这样笑着。
8：爱情鸟
● 两个苦命孩子，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只有默默的理解和关爱。他们的心慢慢地靠在了一起。
● 一个诚实可靠，聪明能干的他，不就是老天派赐自己的最好的彩礼吗？
好消息像一只只欢乐的信鸽，翩翩地飞回了他的心房。
飞回来的，还有一只爱情鸟。
青年人，对爱情，各自有各自的美梦，但自卑的他总是感觉那是别人的专利，对自己一直没有自信心呢。前一段，去石家庄培训时，班上一位唐山姑娘，看上了朴实好学而又沉稳的他，主动表示了爱意，可他的接收信号过于迟钝。当他终于明白对方的美意后，先自胆怯了。对方表示可以调来涉县，他又迟疑了。再后来，还是拒绝了。
但老天真是公平啊，一场朴朴实实的爱情正在前边的路口等着他。
女方叫芦爱花，与他同届，大他一岁，邯郸卫生学校毕业，在县医院当医生。
他们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相识的，那是1981年的春天。
真正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也许是两人相似的身世。芦爱花也是苦命孩子，父亲是建国前北京中医大学的研究生，先在郑州医学院工作，六十年代初“低指标”时回到县城，“文革”时被污为“国民党”，1968年自杀了。母亲带着4个孩子难以为计，不得不将她过继给了独身的大伯。
一个儿时丧父，一个童年殁母，两个苦命孩子，惺惺相惜，没有多少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只有默默的理解和关爱。他们的心慢慢地靠在了一起。
当时，农村经济开始繁荣，县城里处对象，时兴要彩礼，四大件，十几条腿，可芦爱花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一个诚实可靠，聪明能干的他，不就是老天派赐自己的最好的彩礼吗？
这个时候，王彦生才开始真正感受到了爱情的温馨。
芦爱花不爱说话，却是一个十分细心、善良的姑娘。夏天里，帮他拆洗被子，黑色的被子油油的，硬硬的，使劲搓，洗了三遍，原来竟是蓝色的。冬天来了，他穿着一个红毛衣，两肘都破了，毛蓬蓬的，两个前襟也都是乱线。芦爱花心疼得落泪，就马上买来红线，自学打毛衣，为他织了一件，又和母亲一起给他做了一身的棉衣棉裤。
王彦生穿在身上，暖暖的，生命的温暖！
1982年初，他们结婚了。
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婚房，没有自行车、电视机、手表、沙发，只有双方家长送来的一张桌子，两个大木箱、一套锅碗瓢盆和两双碗筷，还有芦爱花用拿手术刀的手亲自剪下的一双大红的囍字。
锅碗瓢盆鸣奏的时候，一个贫寒却幸福的小家庭起航了。
9：新闻科长
● 他在用脚、用手、用心写作着，每年都有130多篇稿子发表在中央、省、市报纸上。
● 刚刚登记的小两口，按山里人过年时向长辈行大礼的规矩，双双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1981年12月的一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爱堂来到县文化馆，询问王彦生的情况。
李亮如实介绍了他的创作状态，还把刚刚发表的小说《晨光》送给了他。
这李亮确乎是一个伯乐，为了推出一颗文学新星，总嫌荐举不力。由于初办刊物，没有经验，还不知道加“特别推荐”之类的按语，更不会炒作。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王彦生的小说《晨光》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第二位，作一个红花绿叶的陪衬。
几天后，王彦生就调到了县委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
王彦生曾在博客里记述过当时的情况：
“我的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但就是这个爱好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1981年底的一天，厂长突然给我说，县委宣传部来人了解我的情况，可能要调我到那里工作。当时，我连宣传部是干什么的都不太清楚，只知道那是“大院”里的机关，怎么会让我去？后来找几个年长的在县城工作的老乡了解，才略知一二。
终于有一天，厂政工科通知我办手续，说县委组织部下调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到宣传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调我的原因。原来县委宣传部想找一个能写材料的年轻人，找到文化馆时，文化馆的领导推荐了我。
到一个专搞文字的新岗位，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有这个爱好，忧的是我的文字功底其实上不了台面。已经来了，就只能干下去。我开始的工作任务是搞通讯报道，白天四处采访，晚上写成稿件，经领导审签后发出去。后来中央、省、地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我跟着他们学，慢慢也就上了路……”
涉县是深山区，地域广阔，80%以上的行政村不通公共汽车，完全靠步行。但是，短短的两年时间，王彦生便走遍了全县308个行政村。茫茫大山的皱褶里，是他疲惫却又快乐的身影和笑声。
他挎着一个“海鸥”照相机，用脚，用手，用心在写作着，每年都有130多篇稿子发表在中央、省、市报纸上。
1984年秋天，县委宣传部收到王金庄乡东坡村一位叫赵彩的的妇女的来信，反映自己再婚遇到阻挠一事，婆家不让再婚，村里不给出信，乡里不准登记。
王彦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大事，便约上县妇联一名干部前去调查采访。
王金庄乡在大山深处，离县城60里，这区间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可东坡村离乡政府还有12里，就完全依靠步行了。
经过调查，赵彩的，24岁，丈夫意外亡命后，留下一儿一女，又与本村青年江海相恋。但王金庄属于深山区，虽然当年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时就在附近取材，但这里的意识还是太落后了，在人们的观念里，妇女必须从一而终，丧夫后就要安心养子，终老夫家。
王彦生去婆家做工作，前两次都被拒之门外，第三次去时，王彦生买了5斤挂面。虽然对方态度好转，但仍没有商议的余地。第四次，第五次……
第九次上门时，经过耐心开导和逐渐的法律渗透，双方终于开始交谈。接着，王彦生又劝说赵彩的，希望她另建新家后，能一如既往地孝敬公婆，并请村干部作证。
他们在乡政府住了6天，每天早早地扛着太阳过去，晚上背着月亮回来。第七天，他们终于陪着赵彩的和恋人一同到乡政府，领取了结婚证。
临别时，王彦生掏出5元钱，塞给这一对新人，真诚地向他们表示祝贺。
刚刚登记的小两口，满脸泪，搓着手，无以表示感谢，便按山里人过年时向长辈行大礼的规矩，双双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我们要主动找新闻，而不能让新闻来找我们。王彦生常常这样说。
1985年国庆节休假期间的一天傍晚，他获悉了一条新闻线索。涉县是红色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刘邓司令部所在地，由于山高沟深，电视信号不好，除了中央台，别的信号都是雪花茫茫。最近，国家投巨资在县城东侧的韩王山上建造了一个差转台，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
王彦生请同事刘漳河一起去。
刘漳河说：“明天再去吧。”
他说：“明天如果有别的新闻呢？”
刘漳河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两个人从家里拿了几个又凉又硬的窝头，从咸菜缸里捞了两根腌菜，披着满天彩霞，就爬上了陡峭、险峻的韩王山，连夜进行采访。由于“海鸥”照相机闪光灯效果不好，一直等到第二天补拍了几张图片才下山。
稿子完成后，王彦生乘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省城石家庄，把图片和稿件送了过去。
三天后，《河北日报》头版刊登了这则图文并茂的新闻“涉县差转台开始转播”。
……
新闻科长、宣传部副部长，由于工作出色，王彦生一步步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一个毫无背景，也从无奢望的穷孩子，几年后竟然成了县城里有头有脸的光鲜人物。
女儿出生了。
鸡蛋在抽屉里“咕噜咕噜”地来回滚动着，勾引着他的满腹馋虫。从小到大，他还没有尽兴地吃过鸡蛋。他多想亲自炒几个鸡蛋，香香喷喷地吃一顿啊。可他不能，那都是女儿的口粮啊。
有一次，他对妻子说起在电厂工地上过年时吃过的一顿纯韭菜馅的饺子，虽然没有肉，也没有鸡蛋，但味道是多么鲜美啊。说着说着，他的眼里便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彩。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妻子便买来了韭菜，依照当年的样子，和丈夫一起认认真真地包了一顿饺子。王彦生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孩子般地笑了。
妻子还能做一手特色饭：抿节。用豆面、玉米面、榆树皮面搀和在一起，然后在布满绿豆大小圆孔的铁筛上挤压，挤压成豆芽状，放进汤锅里和黄豆芽、红萝卜丁、白萝卜丁一起煮熟，捞进碗里，再配上韭菜花、豆腐卤、青椒泥等佐料一起食用。
几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也出生了。他们夫妻都是独生子女，按计划生育政策，可生第二胎。也许当初他们是想生一个儿子的，但既然老天派来的又是一个女儿，那同样是最亲爱的天使啊。
温馨的小窗里，时常飘舞着五彩缤纷的笑声……